苏联电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苏联电影在经历了大师辈出(如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维尔托夫等)的20年代后，在30年代初出现了停滞甚至落后的状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20年代就掀起高潮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并开始了伟大的工业建设，由一个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时期，苏联文学界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品，如《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然而，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电影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总进程，这是为什么呢?

列宁在1925年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逐渐滋长了“左”的思想倾向，1928年始，在文艺界发动了针对各种所谓形式主义和资产阶级颓废思潮的批判，前述几位大师无一幸免，而爱森斯坦首当其冲。这种“左”倾的批判，阻挠了电影艺术领域中百花齐放的各种艺术实验和探索。

1931年底，《真理报》发表社论，号召电影工作者努力提高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跟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社论“纠偏”之后，影坛开始出现了诸如《生路》、《金山》、《迎展计划》等苏联第一批有声艺术片，银幕上开始出现了第一批比较真实可信的工人革命者的形象。而苏联电影真正走向成熟的催化剂，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基本原则及其发展

1.提出

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一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运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作的主动性，选择各式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8]。通俗一些说，它的公式应该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主旋律”+百花齐放的形式与风格。

按此标准，其实在20年代，爱森斯坦的《罢工》与《战舰波将金号》、普多夫金的《母亲》、杜甫仁科的《土地》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以革命的观点反映现实的发展，把人民群众表现为历史的推动力，并尝试运用各种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与风格。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最终形式的确立，却是在30年代。而它的早期的标志性的代表作品，则是1934年瓦西里耶夫兄弟执导的《夏伯阳》。这部影片表现了党领导人民反抗白军的英勇斗争。它把史诗性叙述手法与尖锐的戏剧冲突及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个既具典型性又具鲜明个性的英雄形象。这部影片既是苏联电影最初十多年形成时期的总结和高峰，又为新的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艺术的确立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继《夏伯阳》之后，又涌现了《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波罗的海的代表》、《马克辛三部曲》、《列宁在十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政府委员》、《伟大的农民》等，都在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方面作出努力，而史楚金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列宁，不仅是银幕上第一个，而且是世界上至今尚无人超越的最成功的列宁形象(《列宁在十月》)。

2.基本原则

这些优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片的出现，同时促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日趋成熟。它已成为电影艺术的一门科学，成为在艺术作品中对现实主义的各种现象进行艺术概括的一些基本原则的总和，基本特征如下。

(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所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思想，并在新的水平上对客观现实进行社会—历史思维;

(2)它在概括客观现实时，按照党性、人民性的原则，在作品中再现革命进程，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新时代英雄人物形象;

(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强调创作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因素，强调无产阶级的创作立场^[9]。

理论的日渐成熟，又促进了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继《夏伯阳》等一批优秀作品之后，30年代后及40年代，在银幕上熠熠生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优秀作品还有《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她在保卫祖国》、《虹》等，充分显示了这一方法的生命力。

3.曲折与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特别是在30—40年代，它受到了党内的“左”倾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主要是把世界观的因素和创作方法相混同，把方法当作一种限制性很强的艺术规范，从而限制了艺术的个性发展。在此期间，苏联在40年代初，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故事片的生产基本停止。而在战后，苏联电影又遭受了“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错误倾向的干扰和破坏。在创作中的表现，一是回避现代题材而转向历史题材，大拍特拍传记片，如《米丘林》、《巴甫洛夫》等，二是在现代题材的拍摄中，“纪念碑式的史诗片”风行一时，如《难忘的1919》、《宣誓》、《攻克柏林》、《第三次打击》、《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伟大的转折》等，这类被誉为苏联电影“新样式”的影片，最突出之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与崇拜。而另一类现实题材的影片则回避矛盾冲突，粉饰现实生活，如《金星英雄》、《顿巴斯矿工》、《幸福的生活》等。因此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处于停滞与衰退的状态，优秀影片寥寥无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成了僵死的公式，题材狭窄，内容雷同，风格样式单调，表现手法千篇一律，概念化的“英雄人物”代替了活生生的真实人物。个人的命运、情感、家庭、爱情、人性、人道主义乃至生活中的矛盾曲折，往往成了禁区，电影艺术走进了死胡同。

随着5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文艺理论界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讨论。1954年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59年第三次代表大会都对此进行了讨论和修订。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中，强调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赞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充分反映了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二是强调“方法”应鼓励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鼓励不同的流派和风格的百花齐放。这次讨论推动了又一波创作高潮的掀起。50年代中期，大批真实地反映苏联人民精神面貌、具有鲜明民族风格、不同流派的优秀影片应运而生。如《第四十一》、《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我住的房子》、《共产党员》、《生活的一课》、《没有说完的故事》、《狂欢之夜》、《高空》等，这一创作势头延伸至60年代。

70年代至80年代，苏联文艺界又延续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对这一方法的“容量”的理解问题。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家认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10]这一见解。总体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美学手段和艺术可能性在不断发展，但创作者坚守的基本点依然是:在创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努力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表现生活的真实，并从革命发展的观点解释其本质。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指导下的苏联电影学派的创作传统。

二、早期代表作

这一创作方法提出之后，苏联的电影便开始严格地按照它的基本原则进行创作。这一创作方法的早期代表作便是1934年由瓦西里耶夫兄弟拍摄的《夏伯阳》。

这部1941年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影片讲述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游击队神奇英雄人物夏伯阳，在革命战争中成长、成熟的传奇式故事。它充满激情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内战时期党在领导红军、教育和团结人民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创作上，它可以说是一部“标志着一个堪与苏联第一个黄金时代相比拟的新兴盛时代的开端”^[11]的影片，它是苏联电影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方法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夏伯阳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英雄人物，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游击队的首领，他的英勇事迹曾由他的战友富尔曼诺夫写成小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也参加过战斗的瓦西里耶夫兄弟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为此他们和夏伯阳旧时的士兵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才完成了剧本。而瓦西里耶夫兄弟在摄制纪录片和剪辑影片方面的经验，为在这部电影中塑造这一英雄人物和再现革命历史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夏伯阳》的巨大声誉，主要源自它创造了“夏伯阳”这一真实而生动的现代革命英雄的典型。

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典型环境亦即情节的典型化，是对真实生活中事件的选择、加工和改造，使之得以升华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概括过程。典型化的情节，关键在于能否揭示和展开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典型的社会矛盾和典型的人物命运。因此，典型环境的营造，直接影响到人物典型化的程度。

影片《夏伯阳》为主人公营造了一个立体化的多层次的情节网络。夏伯阳作为一支农民游击队的首领，战斗在1919年红军和白匪军作殊死搏斗的严酷战场上。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他和他的队伍与白匪军的几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而他正面冲突对象是白匪军司令部的保罗兹金上校，他不是一个漫画式的“敌人”，他看上去和蔼可亲，一副有教养、讲仁慈的知识分子面孔。在和这样一个真实的对手的一次次较量中，夏伯阳的英勇、热情、率真得以完美体现。狡猾阴险的保罗兹金最后利用了夏伯阳获胜后的麻痹，策动了夜间偷袭，夏伯阳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牺牲时那壮烈而又质朴的场面，闪烁着崇高的悲剧的光芒，而他身披斗篷、横刀跃马驰骋的人民英雄形象，也作为一个经典形象而永留人心。

影片还设置了夏伯阳和派驻游击队的红军政委的矛盾冲突。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但夏伯阳身上与生俱来的农民的狭隘性和无政府意识，阻碍了他成长成为一名真正有党性的将领。政委富尔曼诺夫以党的原则帮助游击队的真诚行动，以及自己的人品与威望，最终赢得了夏伯阳的尊重和爱戴，夏伯阳也在和政委的思想“交锋”中不断成长和提升了精神境界。

夏伯阳还面临着和自己队伍中士兵的冲突，骑兵团的叛变，白匪军以“精神战”发动的策反等，在这一系列的典型化情节中，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高大而并不十全十美的、有着英雄气质而不乏常人性情的、可敬可爱的形象呼之欲出。诚如乔治·萨杜尔所论:“这部影片由于它直接和有力地表现了人性，获得了罕见的声誉，从它的那些主人公身上散发出一种真实的人的热情。”^[12]这是运用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所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

这部影片还十分注重各种电影手段的运用。作为蒙太奇学派的苏联电影，十分讲究蒙太奇的处理，影片的镜头和场景组接巧妙，声音和画面交相辉映，节奏统一，整部影片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保罗兹金上校弹奏贝多芬《月光曲》的那一场，声与画巧妙并列和分列，将上校与勤务兵之间的虚假的关系一刀两断。造型也是苏联电影的强项，尽管分镜头剧本事先把每一个画面都设计出来，但影片造型设计并不喧宾夺主地追求浮华和精致。相反，从夏伯阳这一人物基调和史诗性的叙事出发，造型风格趋向朴实和纪实，使之达到真实的效果。夏伯阳在三套马车上疾驰的形象造型，连构图大师爱森斯坦也赞不绝口。影片为了表现人物、渲染场面，巧妙运用全景、中景和特写等景别，运用单人肖像镜头和多人肖像镜头以及特技摄影、镜头剪辑等，创造了许多具有极强情绪感染力的经典场面。在“心理战”这一段落中，景别与肖像镜头交替变化，“方阵”的巨大造型设计及其隐喻意义，使形式与内容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作为一部电影史上较早的有声电影，影片的创新和价值还表现在对于声音这一表现手段的运用和发掘。无论是各种音响的充分运用，还是音乐的造型与表意作用，都赋予影片真实的环境和鲜明的情绪色彩。而对白的表现力和个性化，也都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凸显人物性格的有力促进作用。

当然，著名演员史楚金的表演，更使夏伯阳这一光辉形象名垂青史。

三、发展时期的代表作

这一创作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调整和更新以获得持续的生命力。5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政局和领导层的变化，涌现了一批引起全世界瞩目的、被誉为苏联电影新浪潮的影片，其中一部代表作便是荣获195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女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由著名导演卡拉托佐夫摄制的《雁南飞》。这也是这位导演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

影片中年轻的薇罗尼卡和鲍里斯是一对初恋情人，他们经常在莫斯科河畔散步，吟诵着诗歌，数着蓝天上南飞的大雁。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鲍里斯应征入伍。在一次敌机空袭时，鲍里斯的堂弟玛尔克乘机占有了薇罗尼卡。而在前线的鲍里斯则在执行一次侦查任务时，为救一名伤员而不幸牺牲，临终之际，眼前出现了他和薇罗尼卡举行婚礼的浪漫情景。婚后的薇罗尼卡饱受良心和情感的煎熬，最终与玛尔克离婚。战争结束了，薇罗尼卡手捧洁白的鲜花去迎接凯旋的英雄。然而，空中大雁依旧，鲍里斯却再也没有回来。

《雁南飞》和《夏伯阳》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是，它塑造的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而是极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令人同情又令人尊敬的“小人物”——少女薇罗尼卡。第一次在银幕上通过一个有弱点、缺点甚至错误的在成长中提升自身精神境界的普通人来表现卫国战争。影片公映后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在苏共高层领导中也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影片有“重大缺陷”，薇罗尼卡的形象不能成为千百万在卫国战争中为祖国战斗和牺牲的苏联人崇高精神的体现者;但也有人认为，薇罗尼卡的形象，极好地体现了苏联人民的忠诚与崇高的道德。这一形象的成功超出了其自身的艺术创造而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彻底冲击了苏联“左”倾教条主义的创作观念，成为50年代中期掀起并延续至60年代的苏联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而新浪潮的始作俑者为1956年摄制的《第四十一》)。苏联新浪潮影片的问世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其实并不矛盾，诚如“《雁南飞》是苏联电影取得进一步成就的证明，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取之不竭的证明。”^[13]而薇罗尼卡形象的塑造，则是《雁南飞》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证明。薇罗尼卡是一个有缺点和弱点的、真实得就像一个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家女孩”。影片通过她表现了战争带给人的选择和痛苦，以及人在这种价值选择中痛苦的成长和精神升华。薇罗尼卡为自己的幼稚、软弱、不坚定，为自己对鲍里斯的背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观众原谅她，同情她，甚至喜爱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真实得就像我们自己，而是因为她永不同情自己，永不原谅自己，在一种俄罗斯人固有的“原罪”意识中痛苦地折磨自己，鞭挞自己，反省自己，甚至愿意以死来惩罚自己，她的这种对完善人格的自我追求，感动和征服了观众。最后，她离开了猥琐自私的玛尔克，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她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收养孤儿，终于在痛苦中战胜和解脱了自己而成长为一个具有人的尊严的优秀的女性。影片结尾，战争结束了，大雁南飞，鲍里斯却再也没有回来，薇罗尼卡把怀中洁白的鲜花一支支散发给人们，也收获着大家对她的理解、尊重和爱。她融入在人群中，她终于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她是苏联电影塑造的崭新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形象。

除了人物塑造上的突破和创新，《雁南飞》伟大成就的又一标志是摄影师乌鲁谢夫斯基的“情绪摄影”。乌鲁谢夫斯基是俄罗斯功勋艺术家，苏联电影摄影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苏联摄影艺术的一代宗师，他曾得到普多夫金的亲自培养。在戛纳电影节上，毕加索看完《雁南飞》后，曾激动地对乌鲁谢夫斯基说:“这是苏联最好的影片，我近百年来就没看过这么好的影片。”大师不无夸张的赞美，证明了该片影像的非凡力量。乌鲁谢夫斯基认为:摄影师拍摄的不仅是布景、演员，还有第三方面的东西，它就是思想和情绪。在《雁南飞》中，他的“情绪摄影”较他的前作《第四十一》更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雁南飞》作为“诗电影”的伟大成就。

影片中，摄影机始终充满激情地“干预”着影片所表现的生活。影片开头，薇罗尼卡跳跃着向红场跑去，洒水车淋了她一身清水;鲍里斯深夜送她回家，两人在旋转式楼梯上奔跑，摄影机充满着爱的激情和青春的节奏及旋律。另一场戏是薇罗尼卡穿过一条条大街去为鲍里斯送行。她在拥挤混乱的人群中困难地穿行，寻找着鲍里斯，摄影机紧紧地跟随着她，从她进入广场焦急张望地寻找，直到她最后失望地把带去的饼干抛向士兵队伍，一共11个镜头，除了一个中景、一个全景外，其余都是近景，这样的景别给了观众身临其境“参与”离别送行的感觉;而那似在人山人海中穿行的摇晃的镜头，既是表现薇罗尼卡视线的主观镜头，又把她紧张激动和依依不舍的情感传递给了观众。当这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终于没有见上面而参战的士兵毅然决然踩碎了饼干而前行的时候，观众沉重而难受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

世界电影史上“情绪摄影”的经典段落，便是鲍里斯牺牲的场景。鲍里斯为救人负伤，从负伤到牺牲，现实生活中一刹那的时间，影片却用了长长的十多个镜头来表现。中弹后，他仰天靠着白桦树，镜头也随之仰拍，天空中的太阳透过树梢渐行渐远，仿佛带走了鲍里斯的生命;鲍里斯渐渐不支地向下滑去，眼中的白桦树却旋转起来，幻化出鲍里斯临终前的主观幻想:薇罗尼卡洁白的轻盈的婚纱轻拂着他的脸，在鲜花和人群中，他们手挽手走下楼梯;当幻景渐渐隐去，镜头中的白桦树越旋越快，鲍里斯突然仰面倒地，战友的呼救声响彻耳畔，观众见证了主人公的死亡，感受到了纯洁的爱情和伟大的牺牲。延时性剪辑将瞬间的“灵魂出窍”化为永恒，这种诗的手法和力量，极大地震撼了观众。

当然，作为一部“诗电影”，《雁南飞》在叙事上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封闭式结构，带有较浓话剧色彩。此外，影片中的一些象征也较为直白。但瑕不掩瑜，《雁南飞》可谓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经典之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尽管自30年代提出以后，作为一个口号始终没有改变过，但实际上，随着时代历史与政治的变迁，它的内容不断发生着甚至是实质性的变化。60年代政治“解冻”期涌现的苏联电影新浪潮作品，以及后来七八十年代特别是政治改革期的许多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到了1985、1986年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执政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苏联进入了所谓“公开化”时期，电影在政治上“解禁”，经济上进入市场，自负盈亏。1990年6月，苏联电影工作者大会投票通过，决定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时隔一年多，社会主义苏联正式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