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好莱坞电影产生背景

第一节　新好莱坞电影产生背景

“二战”过后，美国掀起反共高潮。好莱坞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活动，目的是要清除美国文化界的所谓的共产运动。大量的电影人被列入了“黑名单”当中，而受到残酷的迫害，失去了拍电影的机会，有些人甚至被捕入狱。在这样一种人心惶惶的环境之中，美国的电影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时期成为好莱坞历史上最萧条的时期。

而同时电视的普及又向电影提出了挑战，人们已经习惯于坐在家中收看电视节目，并且电视上也开始大量地播放欧洲的影片，这些影片的电影文化同时也冲击着好莱坞的制片制度。

经济上也开始了反垄断的自由经济模式。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大制片厂开始瓦解，而独立制片开始大量涌现。这一时期出现了《推销员之死》(1952)、《光荣之路》(1957)等优秀的独立制片电影。

独立制片的出现，为新好莱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是新好莱坞的活力的源泉。

进入60年代，全球政治格局动荡不安，世界各地都发生了集会、游行、抗议，甚至暴乱。而在美国更是如此。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肯尼迪一度被认为是新美国的希望，他的死对美国民众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肯尼迪遇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谋杀事件: 1965年5月，罗伯特·肯尼迪被刺;1968年，黑人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这些恐怖的刺杀事件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人心不稳。

与此同时，美国于1963年入侵越南。这场战争打了十余年，美国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军费，而最终美军死亡5．8万人，受伤30．4万人，2 000多人失踪，并于1973年撤出越南，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使得原本坚信美国制度优越的民众产生了怀疑，引发了他们对美国精神的反思。而这次战争也为以后的新好莱坞电影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以致越战片占了好莱坞战争片很大的一部分。

同样是在1963年，美国爆发了20万人组成的民权示威游行。1965年爆发了黑人住宅区暴动。在越战期间，又有15万人在五角大楼前反对美国发动战争。但政府却一味地坚持着反动立场，镇压示威的民众。这更引起了民众对于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质问。

世界范围内的学潮与嬉皮士运动也在美国国内泛滥。“猫王”、“披头士”等在美国受到追捧。

这一系列的政治、社会事件改变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思考方式与内在精神，也改变了他们对于生命、生活的态度，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开始迷失自我。而政府在这一个时期中扮演的是一个镇压的暴君的形象，这更加剧了民众的反抗心理。有些人沉迷于毒品，举行同性恋游行，他们需要的是暴力，是性，他们对死亡痴迷，只有在暴力与性中，才能得到解脱。1967年公映的《邦妮和克莱德》与1969年上映的《逍遥骑士》恰好符合了人们精神迷惘、沉迷于性与暴力之中的状态，而成为新好莱坞的开山之作。

虽然经典好莱坞建立起来的类型片体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歌舞升平的场景、最后皆大欢喜的结局很难再打动观众。因为观众在急剧的社会动荡中，发现社会中不安的一面，而经典好莱坞电影已距离现实太遥远，要让观众在迷惘、痛楚之中再去相信美好的生活与爱情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观众如果不相信电影的剧情，也便不可能沉浸于电影的剧情之中，这样的电影对观众而言也失去了意义。

除了美国本土政治社会的变化，欧洲的文化也开始渐渐影响美国，改变美国电影人的创作倾向。战后，欧洲的电影语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首先是在意大利兴起新现实主义，之后，在法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电影的新浪潮运动。新浪潮中的《电影手册》派提出的“作者论”思想传入美国，“作者论”强调个人风格，提高了电影的艺术地位，也激发了理论界对于电影的兴趣。在新好莱坞时期的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极具个人风格的导演，比如库布里克、马丁·斯科塞斯等。

20世纪60年代也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思想盛行的时期。此时的艺术作品开始抛弃了古典的叙事模式，而将视线投到了人的内心，作品更倾向于探讨人的内心活动，通过人的内心来剖析人类的精神状态。这时候，美国影院开始引进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人的电影给美国观众，而这些导演的电影作品几乎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节，充斥全片的都是对人物精神迷失与现代社会危机的探讨。虽然这些电影未必能被大多数的美国人接受，但是改变了美国人对待电影的态度，人们意识到原来电影也可以是这样的，这无形中也提高了社会对于电影的认识和理解。不过，好莱坞永远是属于商业的，好莱坞的巨头们看到了人们意识的转变，于是便积极寻找年轻的导演，希望用新鲜的血液重新唤起美国民众对于电影的兴趣。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电影的艺术性，而是考虑到在这种状况下，在美国的文化基础与欣赏习惯基础上，注入欧洲的艺术气息也许可以拉回观众。电影《逍遥骑士》便是在欧洲心理电影影响下的产物，不注重情节，整个故事已经弱化到仅是两个开着哈雷摩托车穿越美国的人一路上的见闻，电影着重表现的是他们虚无、颓废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也是描写精神状态，但《逍遥骑士》与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欧洲导演的作品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欧洲的艺术电影所探讨的更多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丧失信仰后，人们面临的精神危机与人的被扭曲的心理。《逍遥骑士》则放弃了更深入的探讨，而是更多地描绘颓废、无信仰本身。这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特点决定的，毕竟太高深的哲学、心理电影很难让大部分观众接受。更明显的例子是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编剧保罗·施拉德曾在接受采访中公开谈到受到布列松的《扒手》的影响，在《出租车司机》中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扒手》的影子:都是一个男人在外部世界中受挫后回到自己狭小的房间中进行反思。不过《出租车司机》更具有故事性，紧紧地联系美国现实，尤其是结尾，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经典好莱坞的英雄救美似的暴力场景。

在政治文化等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美国电影的观众群也发生了变化。在《逍遥骑士》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后，好莱坞的大公司和片商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个时期有48%的观众都是16—24岁的年轻人。战前，在美国，电影的观众群仍只是普通平民、草根阶级，所以多为年龄偏大、社会地位低下、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但到了战后，受到美国社会动荡与欧洲艺术观的影响，电影的主要观众群体已经变成了刚出校门的学生与中产阶级。而这两类群体都是文化程度较高且收入稳定，而年龄大的与低收入者则更多地留在家里收看电视。虽然整体上观众的数量减少了，不过观众的素质却得到了提高。所以旧的代表草根文化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也不被新的群体所接受，他们需要的是新的电影，有一定的艺术性、有社会意义、具有革命性的电影，不再是沉浸于男男女女恩恩爱爱的低俗爱情中的电影。

所以《邦妮和克莱德》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符合了当时电影观众群体对艺术、对性、对暴力的渴求与反叛社会的冲动。导演阿瑟·佩恩作为一名青年导演，有着敏锐的洞察能力与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传统的强盗片中，主角强盗往往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影片的最后，都是被警察所代表的正面人物绳之以法。到了《邦妮和克莱德》中，虽然主角还是两个强盗，但他们却不再是作恶多端的恶棍形象。克莱德是一个可笑但又带点正义感的人物，区别于以往彪悍的匪徒形象，他反而给人羸弱的感觉，尤其是导演让他变成了一个性无能者，这更让观众无法将眼前的克莱德联想成一个典型的强盗。邦妮则是一个性感而不满庸俗生活的傻姑娘，对于她，抢劫更像是在游戏。当这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观众的立场就立即站到了匪徒的一方，警察、政府反而成了反面角色，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观众对政府不满的心理。在影片的最后，当人们已经认同了这两位“可爱”的强盗的时候，导演却出其不意地让这两位主角意外死亡，而且是以一种极端暴力的形式:几台摄影机以高速拍下了机枪扫射的场景，子弹将邦妮和克莱德的身体打烂，鲜血浸透他们的衣衫，他们几乎在瞬间被打成马蜂窝一般，而摄影机又将这一瞬间无限扩大，使得场面显得极其暴力，震撼人心。这个极具悲观色彩的结局似乎成了美国精神毁灭的象征，观众在悲观的预言中找到了共鸣，也重新找回了电影与现实的连接点。这部带有新浪潮色彩的好莱坞电影成功颠覆了经典好莱坞模式的强盗片。在这部电影问世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反传统的影片，在这些影片的冲击下，几乎所有的类型片都被颠覆掉。所以《邦妮和克莱德》也标志着美国新好莱坞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