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的实践重要性

三、意义追寻：对话和实践的需求

把握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是对文化全球化进行有效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说：“在缺乏一种描述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系统框架时，人们不可能对文化全球化作出正确的评估。”^[25]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往的难题，交往主体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路径出发，力求为全球化的文化交往提供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就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文化主体来说，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立场。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乐观主义立场上，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是摧毁一切局限在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制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因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日益趋向文化的同质化；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悲观主义立场上，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扩张所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使他文化获得长足发展，多元文化的吁求高涨，文化交往趋向文化的多元化，且异质的多元文化之间充满尖锐的斗争与冲突；在介于二者之间的立场上，全球化的文化交往因穿越了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不仅促进多元文化自身的发展，而且推动多元文化之间的并存与共融。这一立场与前两者相比，在当下尚处于微弱发展的态势中。但无论如何，正是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路径，展现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文化主体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及其走向的不同期待与不同价值诉求。

对于非西方文化主体来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文化主体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的价值诉求是至关重要的。如前所述，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由于以资本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是一种不平等或不对称的文化交往。但对非西方文化主体来说，从来就没有逃离的自由，因为“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26]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的实践逻辑。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交往普遍建立的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普遍性渗透到全球的每个角落，越来越多的文化主体被纳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道上，任何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大道之外的“孤芳自赏”纷纷丧失往日的合理性。因此，尽管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语境呈现出不平等性或不对称性，但非西方文化主体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在没有努力的情况下，人的文化是可能衰落的”。^[27]惟有积极的作为才是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出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实践的探索、对以资本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及其文化交往观的分析等都是非西方文化主体积极作为的表现，是一种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发展的轨道并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争取机遇发展自身的自觉意识。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一来，非西方文化主体就负有了从理论上回应文化交往实践以及剖析西方现代性文化及其文化交往观的历史责任。

非西方文化主体对文化交往实践的积极回应不能与西方文化主体对文化交往实践的意义寻求有所脱离，非西方文化主体的积极回应本身就是与西方文化主体展开对话的需要。在这里，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的必然性，使得多元文化的发展吁求既强调着文化的特殊性又强调着文化的世界性。然而，文化的特殊性的定位在哪里？文化的世界性的根基又何在？这些无疑是对文化交往实践的探索以及与主导文化交往实践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展开对话的前提性问题，直接涉及到对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理解。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对于自觉合理设定非西方文化主体在文化交往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性文化是当下文化交往实践中的强势文化，能够对交往中的他文化主体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是他文化发展不可不面对的强大的外来文化力量。因而，西方现代性文化总是以普世性文化自居，积极发挥世界性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引领全球文化交往走向自己所希望的“文化全球化”。当非西方文化主体在文化交往中面对强势的西方现代性文化时，有一个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与选择的问题。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全球性交往实践的构建过程中，西方现代性文化中能够表现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因子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这种实现也暴露出西方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局限，因而它的进一步发展无法只仰仗自身及其价值设定，而是必须进一步走向世界——跨越西方现代性文化及其价值设定的特殊视界——走向当代人类文明。这里的问题在于，各文化主体如何设定自身而走向世界？共同的追问提出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对话的问题。

正如西方文化主体对文化交往实践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一样，非西方文化主体对这种对话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期待。对现代化的仿效，在文化交往中把西方现代性文化视作自身文化发展的趋向，从而推动自身文化的西方化；与之相反，了解西方现代性文化及文化主体的价值期待是为了抵御西方现代性文化作为普世性文化的渗透与入侵，保护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找寻脱离这种不对称的全球化交往实践的路径；在发展自身文化的立场上，通过这种对话，在其中寻找适宜的发展道路，恰如其分地设定自身文化的价值，以推进人类文化发展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格外的不容易。因而在对文化交往的理解存在巨大分歧的状况下，这样的对话实际上还是两种特殊性文化之间的碰撞。但是，这种碰撞并没有排除对话的有效性。在文化交往中共同面临的文化难题是相互启发、相互借鉴与产生共鸣的契机。因此，追寻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对话应当以对共同面临的文化难题进行前提性的追问来引发、激起和带动，并在对共同文化难题的探讨中促进各自的发展。

可见，非西方文化主体对文化交往实践的意义追寻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话的需求，而更是一种发展自身的需要。尽管这种发展必须面对西方现代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但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现代性文化发展的宿命是走向湮灭。在文化交往实践中，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主体在竭力遍布“战略陷阱”的同时，也为非西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纵观文化交往的历史，可以说，文化交往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每一次拓展都是推进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文化只有在交往中才能知己知彼，才能不断吸纳世界他文化的优秀成果，采借他文化的长处以不断充实和丰富自身，从而才能更好地保持和发扬自身的文化特色而不致迷失自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而在交往实践覆盖的区域以及交往实践的深度达到绝无仅有境地的历史时期，任何文化都可以获得发展的机遇。所以，即便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具有不对称性，任何文化也都不可能游离其外，也都必须坚决地参与到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这样的态度和信念以对文化交往的正确认识为前提。

在对文化交往实践的正确认识中，“文化自觉”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先生把“文化自觉”视为当今时代的要求。“文化自觉”要求在文化交往中，文化主体应该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然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离不开对世界文化的认识；离开了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自身也将不复存在。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对立统一的。因而，交往主体在文化交往中所设定的价值应该具有一种文化的宽容精神，并以此推动文化交往趋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8]的理想状态，实现消弭文化冲突与发展自身的价值诉求。

此外，“文化自觉”还要求文化主体在文化交往中具有一种对外来文化渗透的忧患意识，既全面了解文化交往的一般过程，又恰如其分地理解实践进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对近代以来在全球文化交往中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如果非西方的交往主体在文化交往实践中没有一种恰当的忧患意识，那么在现代性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要么就会怀着被吞并的焦虑，拒绝参与文化交往，排斥外来文化，闭关自守，执着于追求自身文化的“本真性”而丧失发展的机会；要么为了“发展”而在文化交往中摧毁自身的传统文化，盲目引入强势文化的框架，应用强势文化的模式，其结果是沦为强势文化的附庸，变得“无所适从”（亨廷顿语）。由此可见，“文化自觉”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增强各文化主体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现实的合理需求是时代精神根植的土壤。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将不得不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马克思曾这样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因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里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9]换句话说，任何真正的对现实的反思、任何恰当的意义追寻都是对自己时代的性质与特点的准确把握。如果这种反思与意义追寻失去时代的根基，没有把握到时代的脉搏，那么这种反思与意义追寻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或者湮灭于历史的角逐，或者蜕变为一种理论的霸权，弱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挑起文化的冲突。这样的情形对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往中的任何主体来说，都将使他们的价值期待与意义追寻付诸东流。因此，关注时代的需求，关注现实的文化交往状况，观照各文化交往主体的价值期待，从而推动一种符合多样性文化发展需求的新型文化交往关系的建构。

【注释】

[1]［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9．

[6]任平．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语境与本真意义．哲学研究，2002，12：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8—89．

[8]列宁选集．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3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6（下）：3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76．

[11]［英］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3．

[12]转引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5．

[13]对于“反全球化”，有学者认为，反全球化是指对全球化的否定，对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评，对全球化（跨国公司、自由贸易、科技创新与国际经济体系全球扩张）的担心，对全球化代表的新阶段资本主义（即“全球资本主义”）的回击，对全球化加剧所带来的贫富鸿沟、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等社会与环境问题的不满等，是对全球化力量的抵制，属于当代的反世界体系运动，对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运动具有积极的“净化”作用；有学者从与全球化相反的方面指出，“反全球化”是把当前世界的一切经济、政治、民族、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根源都归结到“全球化”上来，认为只要反对了全球化，就能拯救世界，为此而采用激进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街头暴力对抗的方式；有学者则认为，反全球化是观察全球化的另一种视角，是在经济之外用文化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动。参见庞中英．另一类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俞可平主编．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1—200；沈骥如．如何看待反全球化浪潮．前线，2001，10：21—23；韩震．反全球化的陷阱．王东，丰子义，聂锦芳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3—321；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

[14]［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

[15]［日］三好将夫．没有边界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版．北京：三联书店，2005．484．

[16]［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56．

[17]［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2．

[1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与文化．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9．

[19]［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6．

[20]［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7．

[21]郁建兴．全球化：一个批判性考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64．

[22]［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2．

[23]ROBERT A．SCALAPINO．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upon Culture．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67．

[24]［德］哈拉尔德·米勒．文化的共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66．

[25]［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57．

[26]［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76．

[27]［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

[28]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2．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