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格力机制与文化选择机制是文化交往实现的张力机制

（三）过程机制

不同文化在时空中相遇，为了保持各自文化的独特性，任何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维持自身稳定性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文化交往实践中表现为文化的隔离机制；同时，为了文化自身的发展，文化主体又不得不采用一定的形式与他文化保持足够的联系，传播自身的文化，接纳他文化的优秀文化因子，表现为文化的选择机制。文化隔离机制与文化选择机制相互联系，贯穿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是文化交往实现的张力机制。

1．文化隔离机制

文化隔离机制是指能够造成独立的文化形式、维护定型的文化形态的机制。在文化交往中，来自多极交往主体的大量文化信息不断地分化与重组，使交往中的文化裹挟于大量异质的文化因子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隔离机制，文化没有一定的“抗体”，那么文化就会在面对大量异质的文化因子时茫然不知所措，甚而失去自我，丧失文化自身的“本真性”。可以说，“无文化隔离机制，环境对于文化的摧毁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大千百倍。因此，文化隔离机制是使文化在变动的环境中得以凝聚而不致湮灭的首要条件。”^[60]文化隔离机制作为文化在生成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使文化在交往中具有根据“我”在特定的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来吸取或淘汰异质文化因子的能力。所以，已然形成的文化传统所思考和创造的一切始终为文化提供着生存的依据，以至于“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61]

文化之间的隔离首先是受阻于自然环境，即文化之间的交往实践被自然地理环境如海洋、山脉、沙漠等所阻隔。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界能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人类的生产与交往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极大限制。在尼罗河流域、爱琴海地区、两河流域、恒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由于它们之间分别被地中海、叙利亚沙漠、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等所阻隔，在这些地域生成的文化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随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界能力的提高，自然地理环境对交往的阻隔与限制才逐渐降低，各个地域的文化才不断冲破天然的文化隔离而在相互作用的交往实践中发展。当然，由于超越自然地理环境的能力的不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所以说，人类早期在文化交往实践方面的有限性，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通常与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关。即使在战胜自然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的当今时代，也并非所有的共同体都能轻而易举地跨越面临的地理屏障，也并非所有的地理屏障都已被人类所跨越。

列宁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62]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交往得以实现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当不同文化接触时，文化交往的基本关系就是语言符号的表达与接收的关系。然而，由于语言的不同，语言符号的表达与接收之间蕴含了语难载意、言难尽意的矛盾。就语言符号的表达来说，主体既按照自己的语言模式来呈现，表现出“为我性”；又努力按照文化交往的共性规范来呈现，表现出“为他性”。就语言符号的接收来说，主体按照自己的语言模式来认知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按照语言符号的本来意义来进行解读。尽管交往主体都力求剔除对内容中介的僭越，但一般来说，语言上的藩离使得主体自己的视域成为决定性的，决定了主体在表达与接收时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主体对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文化信息的选择与切割、认知与解释。可以说，任何文化都是在自己语言的“保护膜”中按照自身的传统与价值趋向来进行选择与理解，从而丰富自身文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交往对主体而言都体现为一种对作为内容中介的自身文化的再确认与发展。正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文化之间的“误读”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增加人类认识世界的劳动量，而且还可能引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战争。

最深层次的文化隔离是心理的隔离。任何文化传统都是隐藏在共同体人群的心灵深处的。所谓文化心理，就是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中，经过持久的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积淀下来的，体现为不可取代的主体性追求的意义取向，蕴含在共同体成员的人格特征、伦理规范及情感体验中。文化心理作为活的文化传统，是“历史惯性”所致，因而它即使在物质交往的冲击下有所变化，但决不会被推倒重来，它的发展变化决不是按照那种“肯定—否定”、“正确—错误”的模式在变，而是像一棵大树，通过与周围世界不断的相互作用来吸取新的养料，从而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虽然“今日之树”已非“昨日之树”，虽然也曾“无边落木萧萧下”，但“落叶”总要“归根”，不朽的文化心理总是在不断地孕育新的生命。就此而言，文化心理是不可替代的，它在文化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甚而“排他性”（常常与经济基础并无必然联系）往往是难以消除的。任何企图彻底同化或摧毁某一文化心理的做法注定是徒劳。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当下的“地球村”中，为何文化交往中的文化冲突是如此的难以化解。

文化隔离作为文化交往中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一方面使各文化能够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并得以延续，从而保证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使人类社会始终充满着活力与生机；另一方面，文化隔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交往的实现，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就现实的文化交往实践而言，文化隔离机制的强弱决定了文化交往的实现状况。如果交往中的文化的隔离机制都较强，文化交往常常呈现为自说自话的状况，甚至以激烈的冲突来表现，尽管在冲突中会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但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交往中的文化的隔离机制有明显差异，弱势文化就会有被强势文化同化的危险。可见，在文化交往中，文化隔离机制始终处于文化之间“异”和“同”的张力中，人类文化交往在这种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向前推进。

2．文化选择机制

文化交往需要文化选择。文化选择是文化交往主体关于交往中的异质文化及自身文化发展的态度、取向与设计，带有强烈的内在主观性。因而文化选择本身就是主体性能力的一种体现，其实质与目的是主体为提升自身的主体性能力、促进自身发展的一种理想性追求与指向，体现主体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的一定程度的超越。无论这种超越的结果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交往过程就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

置身于交往网络中的各文化，面对彼此的各种影响与冲击，任何文化都不会盲目地接受或采纳异质文化因子，而是根据主体的需求对异质的文化因子进行选择，或是进行文化移植、文化嫁接，抑或是进行文化创新。不同的文化主体会做出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文化选择决定了主体不同的命运，选择积极应对文化交往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与影响也许会为新文化的产生创造发展的机会；选择逃避或归顺文化交往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与影响也许会错失发展的机会，甚至还有可能招致自身的湮灭。因此，文化交往中的文化选择决定文化发展的不同命运。从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往中所作的文化选择与传统文化的命运来看，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文化选择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面对着由“坚船利炮”裹挟而来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大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一是“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二是“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三是超越前两者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文化创新的文化选择。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走向了文化创新之路，实践证明，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因为它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视野与新境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是“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那么必然是失败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就要大大地延缓，或许就要更长时间地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客观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种文化选择的悲剧性结局。由此可见，文化选择关系到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向，是文化交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在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选择具有两种向度：一是主体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即从选择外来文化抵达对自身文化的理解。这是文化交往中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直接回应，是弱势文化对外来强势文化的高容忍度与高承受力的文化选择，表现为对外来强势文化的盲目崇拜与接纳。对外来强势文化的接纳程度则与弱势文化的隔离机制的强弱有关。若弱势文化的隔离机制较弱，则易于接受外来的文化因子；若弱势文化的隔离机制较强，则易于接纳外来文化中非意义取向的文化因子，暗中却排斥价值观念等深层面的文化因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强势的外来文化同时也会适当选择弱势文化中隔离机制弱或适中且与自己同质或一致的文化因子，而排斥那种隔离机制强且与自己异质和非一致的文化因子。）这种选择由于高估对外来文化的容忍度，盲目接受或全盘吸纳外来文化，一方面会呈现文化的趋同现象，使弱势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中断，导致文化断裂；另一方面则会在强大的文化心理作用下激起程度不同的文化反抗。

二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选择，即从选择自身文化抵达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这种选择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交往中的文化对外来文化低容忍度与低承受力而作出的文化选择，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差异与界限的强烈意识，并将这种界限理解为彼此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盲目奉自身文化传统为圭臬，拒斥外来文化，以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本真性”与“纯粹性”。这是相对主义的多元主义倾向，最易引起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尖锐对立。第二种倾向是文化主体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尊重而作出的文化选择，表现为文化主体在对自身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筛选、取舍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未来的设计，是借外来文化之镜，反观自身文化传统，积极利用外来的优秀文化因子来图谋自身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过程，体现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超越。这是现实主义的多元主义倾向，是文化交往的实质所在，寓于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选择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