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状况有哪些？

（四）文化交往状况

无论是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主体之间利益取向的不同还是文化中心主义，都是在文化交往的实践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的活动能力受到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限制，各民族文化都在相对孤立的地域上发展，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当然也很少有文化交往活动，从而也就没有文化冲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活动能力日渐突破原有的各种限制，民族文化力量日益增强，文化交往才在自觉与不自觉的状态中展开，不同文化之间才有碰撞与冲突。因此，没有文化交往就无所谓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与文化交往的状况紧密相联的。

文化交往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物质生产及其交往的矛盾运动最终决定着文化交往的状况。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文化交往追随着物质生产及其交往的矛盾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偶然到频繁、从间断到经常、从闭塞到开放、从区域到洲际、从民族到世界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文化交往有着不同的性质和水平，文化冲突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迄今为止，人类文化交往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通过三种典型的文化交往媒介表现出来的三种文化交往样态，即以口头语言和少量的书面语言及物质产品为媒介的前现代的文化交往、以印刷文字为媒介的现代的文化交往和以电子信息为媒介的后现代的文化交往。各个文化交往阶段在时间上是相互取代的过程，但却是文化交往媒介不断多样化、文化交往形式不断变化以至于文化交往不断普遍化与深入化的历史过程。

1．前现代的文化交往

在现代化浪潮袭来以前，人类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交往形式来看，这个历史时期贯穿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链条中。文化形式以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为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爱琴海区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相继独立建立了人类最初的几个古代文明。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交往由内部向外部的转移与日渐拓展，古代各文明才在力所能及的相邻地区展开文化之间的交往。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交往表现为偶然的、缓慢的、不连贯的、以地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还不足于把世界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文化交往的主要媒介来看，口头语言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化交往的主要媒介之一。它以人的自然之躯作为载体，使得文化交往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面对面的直接交往。由于口头语言转瞬即逝，记录性较差，只能依靠人脑有限的记忆力来进行保存和积累，因而文化交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巨大限制，只能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进行。对口头语言的记录和保存，促使了文字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使文化交往跃入了更高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口头语言交往的时空局限，且承载的信息也逐渐由简到繁。然而，这种以书面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交往与以物质产品为媒介的文化交往一样，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只能靠人畜等工具来进行传送，因而交往速度缓慢且规模狭小。这正如阿帕杜莱所说，“直到过去几个世纪之前，跨越巨大的空间获取资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如时间、距离、有限的技术等等，所以在社会及空间上彼此隔离的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通常是代价高昂的，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持续一定的时间。”^[50]可见，不管是“丝绸之路”、亚欧民族大迁徙、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马可·波罗东游，还是郑和下西洋，都不足以形成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往。

从文化交往的实现方式来说，文化交往主要依附于物质交往并与之交织在一起，同时，民族迁徙、战争、宗教传播等也推动着文化交往的实现。“凡是在跨越世界的不同区域发生的持久的文化交往中，通常都会涉及商品（以及与之利害攸关的商人）的长途贩运。”^[51]在这个时期，商业联结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不仅是物质交往的促进者，而且是文化交往的使者。此外，民族的迁徙与聚合，亦促进了文化交往。持久的文化交往的实现主要来自两种方式，一是战争，这是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争夺必需品的战争；二是宗教皈依，这是人们在自然与社会力量面前不能获得自由时的精神食粮，有些情况下成为战争合法化的手段。通过这些方式，毫无关联的诸地区文明稳步地向外扩展，直到相互联结起来。

从文化冲突的状况来看，在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冲突类型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原始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原始文化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形式，代表着传统的文化力量；而农耕文化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化形式，是新生的文化力量。在原始文化转向农耕文化的过程中，原始文化由于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具有惊人的连续性，使得新旧文化之间在农业生产与畜牧生产、财产关系与血缘关系、国家与氏族、哲学与神话等方面形成相互对抗的局面。古希腊时代的梭伦改革“在当时是了不得的革命”，^[52]推动了农业文明最终全面取代原始文明，实现了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类型上，文化冲突通常出现在民族迁徙、征服活动、帝国的建立等强制性的文化交往中，表现为边缘地带的游牧文化向处于中心地带的农耕文化的入侵。在欧亚大陆上，进入农耕世界的主要是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由于文明程度的不同，特别是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游牧民族很快接受了农业生产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很快走向文化融合。如东晋末期，统治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开始时对汉文化有强烈的抗拒心理，文化冲突不断。但是文明民族既有文化成果的先进性，使得游牧民族自觉与不自觉地开始了把汉文化变为自己文化的过程，即开始了汉化的过程。这种经过文化冲突而很快走向文化融合的事例不胜枚举。此外，征服民族原先优越的文化在征服过程中因耗损而退化与解体，往往使文化冲突难以持续，文化交往实践因主体的缺失而中止。如古希腊马其顿文化因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而衰落。偶尔，不同民族因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展开文化交往，一旦在交往中出现文化冲突的征兆，文化主体通常以断绝往来、回避交往的方式避免文化冲突。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冲突发生的几率相对较低，文化冲突的规模较小、程度较低。

2．现代的文化交往

工业现代化时期的文化交往，从交往形式来看，贯穿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链条中。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是最常见、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推动商品交换的根本动力。为了不断获取交换价值，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创造了各民族深入展开交往实践的平台，文化交往由此不断地突破原有的交往区域，逐渐形成一个世界性的交往网络。在这一历史时期，文化交往表现为经常的、连续的、以追逐资本利益为基础而强行建立起来的世界性联系，并以西方现代性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全球规模的文化交往。

从文化交往的媒介来说，印刷文字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交往媒介。马克思说，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53]支撑起了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印刷文明”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生产过程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印刷科技的长足进步，使得印刷成品得以快速增长并散布，这就造成了两大方面的结果。其一，通俗语言的一种，变成了‘国’语；其次，在这些印刷媒介的表意过程，由于它们将时间及空间聚合于一处，因此也就产生了另一种理解何谓民族国家‘社群’的方式。”^[54]“资本主义的印刷文明”不仅使文化交往在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进行，而且印刷文明所导致的文字信息的大规模生产与复制，形成了所知与能知的分裂；印刷成品如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唾手可得，打破了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印刷媒介对“在场”的直接交流的需要的有效排除，使文化交往飞跃广阔空间、占有近乎无限的时间，造成文化交往的延搁异时，文化交往的规模无限扩大。同时，伴随着交通与通讯的极大改善，文化信息开始源源不断地通过轮船、电报等从西方流向世界各地，文化交往的速度明显加快。然而，文化交往由于还囿于“可读的”范围之内，使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是经过抽象的思维达到的。抽象的能力是每个文化主体都可以掌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以财富为力量核心的崇尚理性的社会，强化了文化交往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

从文化交往的实现方式来说，文化交往逐渐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来，直接的文化交往日益增多，但文化交往实践紧紧围绕物质利益来展开，且通过阶级斗争或征服的殖民活动来实现。从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达·伽马首航印度、哥伦布开辟北美航线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到鸦片战争，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性文化利用暴力的手段，与传统文化展开激烈的交锋。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这意味着，现代性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往一开始就带有“弱肉强食”的血腥气味，从而使抛弃传统文化，接受与践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文化成为文化交往的惟一旨趣。在这种以暴力为支撑的同质化进程中，造成了普遍缺乏共识的文化冲突。

因此，无论是代表工业文明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与代表农业文明的封建文化的冲突，还是以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与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非西方文化的冲突都异常的激烈。“在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第二次浪潮的工商集团和第一次浪潮的地主及与之联盟的教会（它们自己也是土地占有者）之间，常常爆发惨烈甚至血腥的战斗。”^[55]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文化具有显著的理性主义特征。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对于破除封建思想文化的蒙昧、颠覆封建思想文化的支柱——神学以及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一切旧文化的势力代表都竭力压制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迫害提倡新文化的思想代表等；而资产阶级作为在封建主统治下的被压迫等级，以及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处心积虑地处处与封建势力展开斗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开展文艺复兴运动、进行宗教改革，继而掀起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最后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6]城市化、世俗化、工业化、理性化成了整个社会的追求，理性、契约、平等、民主取代了经验、血缘、等级、专制成为人的主要生存状态。这一切，“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57]与民族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冲突相伴随，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商品的销路，巩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非西方的农业文明国家进行了疯狂的殖民，发动侵略战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这种利用船坚炮利来进行的强盗式的文化侵略与掠夺，引发了交织着文化的民族性差异与时代性差异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支配世界的强烈愿望以及瓜分殖民地利益的不均，在它们之间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冲突与斗争。从此，揭开了全球性文化冲突的序幕。

3．后现代的文化交往

后现代是现代的继续。和普遍化的、单一的现代化道路相反，后现代的现代主义话语是多样性的，是用复数形式来表达历史的进步。因而后现代的交往形式贯穿在晚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并行的社会形态链条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形态上的基本特征依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只不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由过去的私人占有转变成“国家”作为资本家的代表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建立的以西方现代性为中心的全球交往网络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进一步地向纵深发展，“全球化”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不断扬弃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因而必然要融入业已建立的全球交往网络，加强与资本主义各民族国家的联系，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自身，以摆脱单一现代性体系，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的突破。因此，文化交往表现为自觉的、经常的、以特殊性文化的创新发展为本位的全球性立体式交往。

从文化交往的媒介来说，电子媒介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交往媒介。电子媒介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等，它们的出现导致了文化交往从间接交往再次转向直接交往，形成了一种以信息为力量核心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文化交往所承载的信息量、交往的质量及效率都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文化交往更彻底地突破时空的边界，实现信息（包括文字信息与图像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文化交往的空中通道，能够把任何特殊性文化的力量深入扩散到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显然，电子媒介本身创设了一个平等参与的、崇尚多元文化共生的异质化结构的文化交往新平台，内在地反对同质化或趋同化的趋向。

从文化交往的实现方式来说，大众传播是主要的实现方式。大众传播是直接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奇妙工具。本雅明意识到大众传播媒介是平等主义的推动力。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各民族国家均可向世界各阶层人民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全面地开放，并在不断释放民族性格与个性的过程中进入全球的文化交往网络中。然而，“本雅明非常清楚，媒介本身还受到主要的社会体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介入。”^[58]众所周知，大众传媒是一个集电子邮件、数据库、通讯等于一身的高科技系统，只有政府集国家的财力才能进行资助。大众传媒体现的是民族国家在实体经济上的竞争力。因此，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在媒介空间中起作用的，首先是直接的和间接的政治权力。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经济实力雄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文化，才能借助于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大流量地在世界各地传播，延伸着资本的权力。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传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喉舌。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大众传播领域成为一个争夺文化领导权以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发展、挑战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新的斗争场所。

从文化冲突的状况来看，多元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资产阶级文化作为工业的现代性文化，奠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它的核心是私有观念，具有强烈的理性中心主义色彩。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动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已任。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59]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工业文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物的基础上把独立性还给了人，满足人的欲望、实现人的发展。遗憾的是，工业文明发展所依附的那种“没有边际”的扩张其实是有边际的，必然受到资源、能源以及地球本身有限空间的限制；在物的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其实是服从于“物”的统治的，利益的最大化是这个私有制社会运转的根本目的。于是，曾经“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60]的资产阶级文化又给人套上了资本的枷锁。可见，“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拜物教的文化。”^[61]它不是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而只是资产阶级贪婪攫取的工具。因此，本应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的文化成为统治人、限制人的力量，文化成为异化于人的东西。当工业文明扩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资本主义文化给人带来的灾难就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强烈地需要摆脱异化的状态，从而也就宣告了这一文化必将为更新的文化所取代。脱胎于资产阶级文化母腹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共产主义文化的初始阶段，是一个要不断地与资产阶级进行文化交往并继承其精华和一切优秀成果以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形态，因而它必然展开对资产阶级工业现代性文化的批判，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新马克思主义到民族化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无不对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它们反对私有观念，反对发端于启蒙时代的技术理性，反对人的异化，倡导并致力于一种以人为本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性文化。然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2]因此，在一定阶段上社会主义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并不会抑止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只会加速它的发展，迫使它采取更先进的文化形式。^[63]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激烈的文化冲突，它们都将利用现代科技的文明成果来展开对抗。

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后现代时代已然凝炼为一种以理性为中心、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与普世主义情怀的发达文化形态；非西方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上则表现为广大后发现代性国家在推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后刚刚起步发展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文化。在文化交往中，依然居于强势地位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总是凭借其在现代经济、科技上的优势不遗余力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非西方民族文化进行文化输出，企图以文化软实力的力量重新俘获它们，既获取资本的利益又实现西方文化二千多年来的夙愿。尼克松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坦率地说：“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认为，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现代西方发达的消费文化正滥觞于全世界，同时，在民族、宗教信仰、主权、人权以及全球污染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上非西方世界正在被带入西方文明所示范的那种普世幸福的前景中。面对强势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排斥、挤压，非西方文化备感存在与发展受到威胁。后发现代性国家普遍兴起后殖民主义思潮，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展开批判。尤其是“冷战”后，非西方世界的本土化浪潮高涨，民族主义意识抬头，各民族日益强化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放大自主意识，以至滑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沼。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难分难解的情形下，由于文化之间显著的民族性差异，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即各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力量的不平衡以及文化时代性的不同，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地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交往环境中不断升级，甚至采取一些比公开的武装冲突更具灾难性的手段，如秘密的从社会内部去进行破坏的非军事的暴力形式——恐怖活动。托尔斯泰曾说，“精神力量被歪曲了，技术上的完善只会起破坏作用。”^[64]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上，文化冲突分外突出，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的悖论凸现出来，即文化交往越密切，文化冲突越剧烈，文化之间处于对峙状态，文化交流难以达到。文化冲突犹如狂奔的野马，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的一道难题。

从文化交往状况与文化冲突的历史流变过程来看，成功的文化交往罕有发生，文化冲突总是伴随着文化交往的历史过程生成、发展、扩大与深化，是文化交往的产物，也是文化交往不足的表现。在利益分化与私有制条件下，人类历史写满了对非我族类的敌视，不同文化主体在利益上是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尽管不同文化可能会在世俗形态上日渐趋同，但在价值观上始终处于对峙状态，并通过交往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来体现这种对峙。当不同文化在冲突中充分交流、相互整合而进入文化融合的状态时，文化冲突则随着文化主体之间对立的消失而消失。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文化冲突的难题怎样的难解或者是无解，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必须依赖于交往形式及其相应的文化交往实践的发展。现实存在的文化冲突是借助于一定交往形式下所创造的实体、关系及其文化交往实践才走向深入的，文化交往始终是文化冲突的过程平台。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