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冲突具有二重性
全球化背景下广泛而激烈的文化冲突，并没有消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也没有切断人类文化交往的步伐，甚而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交往，才能够产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同样，如果没有彼此之间广泛而激烈的文化冲突，也就不会有彼此之间的渗透、整合与共融。这表明，文化冲突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终究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文化的整合而达到一定的同一。因此，文化冲突具有辩证的两个方面，即文化冲突具有消极性，会产生危机与造成灾难；文化冲突具有积极性，是多元文化并存与共融的实现形式。
在文化冲突产生的众多缘由中，一般来说，如果文化主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与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取向上是对抗性的，即文化主体一方以根本否定或排斥另一方作为保存自己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它们之间的冲突将危及文化主体的存在，或导致文化主体发生结构性变更；如果文化主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与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取向上是非对抗性的，即文化主体一方不必以根本否定或排斥另一方作为保存自己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它们之间的冲突可通过某些方式的调解而得到缓和或消除，不会危及文化主体的存在或导致文化主体发生结构性变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抗与非对抗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而即使是对抗性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可能达到某种同一而长期共存与发展。如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尽管在根本利益与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取向上是对抗性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在面对全球性危机这样的共同利益追求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达成共识，长期共存，共谋发展。
由此可见，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文化交往状况对文化冲突有着极大的影响。文化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文化交往中往往表现为一种偏执的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化交往中通常既坚持着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又夸大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使文化主体之间采取互不宽容的态度，挤压他文化的生存空间，排斥他文化的存在，从而导致文化冲突的连连升级。如果说文化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前提是狭隘的世界观，是那种不经常的、缓慢的、自在的、不连贯的地方性文化交往状况，那么，经常的、快速的、自觉的、连贯的世界性联系的形成，应该说正在为这种思维方式的解构提供历史条件。正如一位法国学者在谈到当代文化交往时说：“当人生活在一个不容许对既定的态度和信仰提出质疑的封闭世界里，没有人会感觉他是依据一套‘价值’而行动。他不过是做他该做的事而已。今日的情势正好相反。当代的人们遭遇到‘他者’从根本上的挑战。他们知道，有时候也直接经验到，世上有种种不同的规范和价值引导人们的行为和态度，随着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而不同。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发现‘他者’的存在使得他们认为价值完全是相对的。”[69]更进一步来说，世界交往的普遍建立，全球性的共同实践活动，不仅使得人们认识到价值是相对的，而且还认识到不同文化主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需要相互尊重以进行自觉的文化整合，形成一种应对共同实践活动的“实践语言”——世界文化。可以说，全球化的文化交往状况是消解那种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时代语境。认识到文化价值的相对性以及共同实践活动的诉求只是消解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以迎接深入文化交往的挑战的第一步。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性以及对他者文化评价的客观性是文化交往中的较大问题。因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往依然在现实利益驱动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下激起空前激烈与普遍的文化冲突，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然而，正如疾病使人珍视健康一样，文化冲突也教会人们珍视和平与学会宽容（“文化对话”就是在全球文化交往过程中为克服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消灭灾难性文化冲突所倡导的和平文化交往方式）。更何况如此激烈与普遍化的文化冲突恰好说明文化交往正在不断的深入过程中，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正在不断的增强过程中，能够消解狭隘文化中心主义的全球性普遍联系也正在不断的深化过程中。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是一个激烈的文化冲突的过程，又是一个超越文化差异的对立、摒弃特殊利益的争斗与克服偏执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过程。文化冲突及其克服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种自我解构过程的实质同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一样，“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70]
所以，文化冲突具有二重性。正因为如此，人类文化交往从来都没有因为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总是在不断的摩擦、碰撞与冲突中实现从偶然到频繁、从间断到经常、从闭塞到开放、从区域到洲际、从民族到世界的发展。文化冲突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是文化交往的障碍，但从人类文化交往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它却是文化交往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开路先锋，特别是那种大规模的文化冲击，对文明形态的嬗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文化作为人们对生存实践中形成的主体性的确证，是一种生存的经验与智慧。所有人都需要分享这种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因为每个人都有人类的共性，每个人都是具有普遍需要的人类族群中的一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激烈的碰撞与冲突可以使文化主体对彼此之间的生存经验与智慧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并意识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从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文化主体获得自我意识，实行某些方面的自我反省，以获得跨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说，没有文化冲突，就没有对自身文化认识的深化，也就没有对他文化了解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普遍的文化交往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民族国家通往现代性以实现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在当下文化冲突空前凸现，文化之间关系异常紧张的背后，隐藏的正是人类对自身生存智慧进而对文化交往日益强烈的需求。激烈的文化冲突在根本上是文化交往深化但又交往不充分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克服并不在文化交往自身之外，而就在它自身之中。因为对立意味着同一，同一中才可能有冲突，越是相互冲突的文化主体越是迫切需要寻求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寻找那些“在作为整体的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规则”，“那些从基本观念和价值的发展中发现的规则”，[71]或者寻找卡西尔所说的“基本任务”，[72]以此来缓和与化解冲突，推进文化交往的最终实现。否则，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将会把文化主体引向共同的毁灭。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交往中，人类为了不让自己所创造的文化走向毁灭或异化为自身发展的障碍物，正努力地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一种各构成部分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同一性，它不预先假定组成这一同一性的各不同成分具有同质性。赫拉克利特认为，斗争背后“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73]“文化对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于世界社会来说，一种实质上的集体认同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全球性沟通行动的普遍参与是可以达到的最大限度。”因此，“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74]只要人类不是企图让自身及文化走向毁灭，那么文化冲突作为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性就是多元文化整合、混杂的实现形式，就会成为多元文化并存与发展的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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