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社会背景,当代社会新发展观

三、当代社会新发展观

一般来说，人类主要面临着两种发展:一是“物”的发展，即经济发展;一是“人”的发展，即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观通常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传统发展理论主要是围绕“物”的发展进行的，往往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且认为增长是无极限的。应当承认，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一定程度上使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向人类自由更靠近了一步。

但是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战略也造成了极大的恶果，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怀疑失望急剧增长，称其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以人的剥夺为代价的发展”等。而且，在传统发展理论指导下的世界范围的发展实践还造成了资源、环境危机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所提供的社会发展理论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社会主体即人的需要。因此，必须重新认识社会在现实状况下的发展问题，通过对传统社会发展观的科学扬弃，建构一种能够满足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社会发展观，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社会发展观自我完善所必需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范围的经济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西方社会本身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化”的新历史阶段，西方思想文化界抛弃了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论，从而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等提出质疑，对“后现代化”的现实提出新的解说。于是，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出现了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的转变，亦即由重物到物与人并重的转变，由无限发展向有限发展的转变，由单维度发展向多维度、综合发展的转变，促动了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当代社会新发展观的形成。

所谓当代社会新发展观，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90年代达到成熟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社会”的一系列的新发展理论。其中比较重要的、产生了持续影响的主要有罗马俱乐部的有限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佩鲁的新发展观等。

(一)罗马俱乐部的有限发展观

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有限发展观是重新审视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结果，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及时的警告。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工业的不断集中，使得自然界的财富被索取得越来越多，随之投向周围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猛增、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恶化，导致“生态危机”逐步加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局部地区社会动荡，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人们都在反思着发展的代价及其未来，增长空间有无极限?长此以往，未来社会到底会怎样?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的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十年后，两位著名学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的问世，把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8年4月，来自十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国家的和国际的文职人员约30人在罗马集会，讨论当前和未来人类面临的困境问题，并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1972年3月12日，以丹尼斯·麦多斯(Dennis L．Meadows)等为代表的该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完成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在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所公之于世。报告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提出了一种“零增长”模式，论述了地球有限论，指出地球的容量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必然也是有限的，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富有挑战性地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并指出决定和限制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必然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耗竭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这些都属于指数增长的性质，因此，人类或迟或早会达到“危机水平”。

《增长的极限》所阐发的发展观，与传统发展理论的前提假设是相对立的，打破了传统发展观认为的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极限的，经济的增长也是无极限的信念，把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这一报告公开发表后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这份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展开，即经济的不断增长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退化和社会解体。很多学者加入到关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如朱丽安·L．西蒙的“纯市场理论”与“资源稀缺的缓解”理论、科斯的“科斯理论”与“避免公共地悲剧”的理论等，先后提出过“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和“协调发展”等各种构想^[5]。到70年代后期，经过进一步广泛的讨论，人们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经济发展可以不断地持续下去，但必须对发展加以调整，即必须考虑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最终依赖性。

可见，《增长的极限》提出的有限发展论的意义，不在于它给人类列出了一个危机时刻表，而在于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增长无极限”观念提出了挑战，提出一种关于人类发展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为从根本上修正人类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也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可持续发展观

面对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断地进行深入的反思和不懈的努力奋斗，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和很有意义的观点、思想和对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类问题的报告、书籍和文章。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

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野生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等国际组织一起，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报告。虽然该报告没有明确给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发端源于此报告，因为该报告初步给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轮廓或内涵。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提出了“从一个地球走向一个世界”的总观点，并在这样的一个总观点下，从人口、资源、环境、食品安全、生态系统、物种、能源、工业、城市化、机制、法律、和平、安全与发展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该报告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报告第一次明确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needs。)这既是定义，也是一种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人类探索长期生存和发展道路的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成果的概念表述。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发展观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围绕着可持续发展问题组织或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会议和行动。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三次联合国会议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会议。197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它表明了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警觉。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全球21世纪议程》，确定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这次会议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最终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在2002年9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领导人再次郑重表达了实施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的承诺。

可持续发展不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常规性改进与调整，而是对传统发展观的突破与革命。这一理论蕴含着发展主体之间的平等原则和发展要素之间的协调原则，以及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空间的合理性、发展时间的有序性等原则。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内容，而且包括人口、环境、资源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包括自然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是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优化的协同发展，要求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三个原则同时起作用。可持续发展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扩展到资源、生态、环境等人的生存环境领域;把满足人的需要由当代延伸到后代;把以人为中心的内涵由关注人、发展人推广到人自身的行为约束、自我控制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更广泛的领域。

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发展理论的日益成熟和理智。可持续发展不仅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观，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和制度性质的改变。

(三)佩鲁的新发展观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弗良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新发展观》则是当代世界思想界对“现代性”批判的又一部力作，也是开创当代新发展观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发展观》是从另一思路对传统发展理论和战略进行检讨和反思，特别是对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的实践进行反思的结果。

针对传统发展观带来的危机，佩鲁从社会学方法入手，重新厘清了“发展”、“增长”、“上升”、“进步”等概念，以及围绕“增长”和“发展”提出了各种指标。佩鲁指出，传统的发展观念对发展问题研究的中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所谓“增长”，只是生产的高效和规模的扩大，不包括结构的变化和均质的增长。破坏环境、毁坏自然资源、危害甚至毁灭人类等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而所谓“发展”，也只是外在的经济发展，是对“最大值”的发展追求，只考虑市场的要求，不考虑个人的发展价值，不考虑社会的发展和整体的发展，结果在一些国家造成了“无发展的增长”。围绕“增长”、“发展”所提出的各种指标，如实际人均产量、生活标准、生产率以及各种结构和社会的指标等，给人以价值中立的假象。佩鲁指出，指标是不可能没有价值指向的，因为“指标与之有关的那些事实都是社会现实，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它们的内容都是规范的”^[6]。佩鲁要求抛弃这种过时的观念，充分考虑发展中的社会的、人文的、制度的因素的作用。

他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必须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上全面评价发展的内容和实质，提出了“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公式，并从“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方法出发，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观。

所谓“整体的”，“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7]。“整体的”发展体现在具体的国家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上，“在理论上必须包括健康、卫生和教育这些因素”。之所以要强调这些估价相当困难的因素，主要是要突出文化价值在新发展观中的地位，说明新发展观应当是基于文化价值之上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相统一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强调GDP的经济增长。

佩鲁对“内生的”解释是，“按照数学的常规用法，内生是指组成选择的方程系统的各种变量，它同表示数据并可进行不同逻辑处理的外生变量是相对的，但是，在各种国际组织的词汇中，这个形容词被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针对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发展实践中，在外部强制下所建立的经济体制和结构所形成的强烈的对外依赖性特点和造成的人力资源的浪费现象，强调自力更生，强调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基础上的人力资源开发，动员社会内部因素，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持续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挖掘人的各种潜力，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认为“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这不但强调了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也强调了人在发展中的目的性。

至于“综合的”发展，佩鲁说:“就更一般的意义说，‘综合的’这一术语表示各种单位和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整体。因此，综合的发展可以指一定数量的地域的一体化，也可以指各个部门、地域与社会阶级之间得到加强的内聚力。”佩鲁强调发展是“综合的”，主要是强调结构内部协调稳定的发展，突出组织在结构中的作用，特别是国家这一特殊组织运用组织的、政治的力量加强对市场的调节和约束作用，而不是像传统的发展观那样，只强调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综合的”的发展追求的不是最大值，而是最适度的发展。

总的来说，佩鲁的《新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动态的、以文化价值为基础的、结构合理的、全面协调的发展。它的立论基础不是过去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佩鲁所说的“人类科学”。新发展观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发展理论，其中的主要观点对当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和联合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正如佩鲁本人在《新发展观》一书的前言中所言:人们“一旦接受了发展的观念，就可望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在历史上，这些价值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行为和活动的”^[8]。

佩鲁的新发展观拓宽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发展的意义，发展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消除贫困、收入分配公平、环境的改善等内容，还包括很多非经济因素。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首次提出“人文发展”(或“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广义的发展概念开始流行和普遍被人接受，“人文发展”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也流行起来。

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发展这一概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具体体现。如果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观的演变过程进行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发展即等于经济增长;60年代，发展是增长加结构变化，但增长仍然是发展的主要内容;70年代，贬低经济增长，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等发展目标; 80年代，可持续发展、环境改善是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增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必不可少;90年代，提出“人文发展”，发展的概念进一步拓宽，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创造、收入分配、环境的改善与可持续发展，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内容，而且都有其特定的内涵。

【注释】

[1]夏基松:《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2]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08页。

[3]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4]参见沃勒斯坦:《当前对世界不平等的争论》，载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5]胡涛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8页。

[6]［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7]［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8]［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