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曾有如下经典论述:

“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紧接着马克思还把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由个性的基础之一来论述。

而从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由此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涵。即，“人的全面发展”是主体本质的全面发展，是个人关系(或交往)的普遍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需要的多方面发展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是人的政治权利、经济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也正是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主要内涵具体表现为:

首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表现为个人普遍而全面的交往关系的建立。

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不仅能在交往中交流信息，获得心理、情感方面的满足，而且还能够在交往中受到启发，从而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可以说，交往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普遍而全面的交往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交往。虽然一开始人们的交往关系主要表现为物质交换关系，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这种交往普遍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不断扩展，使人摆脱了原来的封闭状态，个人活动的空间也得到大大的扩展，逐渐地，交往不再局限于物质交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更加相互依赖。这种交往和联系必然会大大开阔人的视野，锻炼人的才能，为人的能力的发展创造条件。

人的交往的普遍而全面的发展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普遍而全面的交往，特别是建立在现代商品经济交往基础上的人们的全面的社会交往，会打破原有的建立在狭隘范围之内的、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构建出世界范围内的、以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平等还是表面上的，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奠定基础，也就是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创造前提。因为平等应是自由的应有之义。

仅从物质关系而言，人们的交往就可能是普遍的。但全面的交往关系需要更深刻的、更丰富的联系，需要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政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等。人只有建立起全面的交往关系，才可能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才可能在社会共同体中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为，人的交往关系普遍而全面的建立，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就意味着人们参与到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特别是政治生活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而不是被排除在这些事务之外。如果人们不能够参与到这些事务之中，不能参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这种发展就还不是人们的自由自主的活动，就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也就不是自由的。当代“人文发展”强调人们的社会参与也就是有鉴于此。

其次，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还表现为个人需求的多方面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早期，劳动者的需要被压低到动物性需要的“粗陋”水平，生存状况与奴隶无异;而资产阶级掌握工人阶级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发展着自己“考究的需要”。马克思所提出的“多方面的需求”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真正需要的压抑和扭曲，对其造成需要的虚假性而言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现实需要的结构，是由人的生活方式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也反映着人的发展水平。人应该具有怎样的需要结构，不应该是掌握社会观念生产与传播、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或政治性集团制造出来的，而应该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4]

因此，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社会历史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维持生存的物质需要，而对精神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要求。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的理解，就应该基于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自由个性而建立的人的现实需要结构。具体来说，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就不仅包括满足人的生存和享乐的物质性需要，还应该包括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社会关系方面的各种需要，以及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只有这样一个丰富的需要结构，人才能发展出一个“全面的能力体系”，也才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自由的生存境界。

最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强调最多的还是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改和工作的全面流动性。”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由此看出，正是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为了适应不断变动的新的工作职能的需要，对人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能力、再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提出了现实的要求，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首先就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对于这些能力的获得，马克思主义十分注意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说:“从工厂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

但是，不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简单地理解为人为了适应更深、更高层次的社会分工，每个人都要有能力做、也都必须去做任何别的工作。这仍然是从生产劳动、工作的角度去理解人的能力发展的，或者说，还是从人的“异化”而不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恩格斯还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5]

恩格斯的这段话说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不是要消灭一切分工，“实行明智分工”还是必要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们除了从事各人必要的生产劳动之外，有了充分的闲暇(当然也包括充分的物质条件)来形成能够从事科学艺术和社会活动等能力，并且实际地从事这些活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再次谈到:“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有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6]

由此，在恩格斯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能力除了人的劳动能力和从事思想、科学、艺术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能力，那就是从事公共事务的能力，也就是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从事公共事务的能力是人能够最终摆脱社会的异己力量的束缚，实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前提。同时，我们也看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提高，人们不再为生存奔波，可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这些能力和真正运用这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