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电影在中国发展历程：建国十年的蜜月

建国十年的蜜月

苏联电影不仅影响了19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而且直接启迪了革命区的延安电影,乃至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电影。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秋天,周恩来在苏联治好臂伤以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来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三部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夏伯阳》。据称,那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所以每天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给大家放。中苏电影正式的、全面的交流,自新中国甫一成立就展开了。1949年,苏联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来华拍摄《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纪录片;1951年3月,由中苏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1955年前后几年是中苏友好最甜蜜的岁月,中苏电影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中国电影体制、教育、生产、资料保存、学术研究和电影观念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苏联电影催生了新中国电影的体制建设。1953年1月,文化部邀请5位苏联电影专家来帮助制定电影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6月,以王阑西为团长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赴苏访问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呈报《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学习苏联电影事业及其体制建设经验的计划和措施;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我国多次派出电影代表团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访问、调查研究,但是这些国家的电影事业也深深地烙下了苏联电影的印记。1956年4月至10月,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5人组成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赴法国、意大利、英国、南斯拉夫、瑞士、捷克等欧洲国家访问和考察电影事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们在电影生产、发行和体制上也照搬了苏联模式。1956年10月26日至11月24日,电影局召开制片厂厂长会议(即“舍饭寺会议”)。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双百方针”和中共八大会议精神,听取了蔡楚生等人赴欧考察汇报。会议决定对以苏联为模式建立的故事片厂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进行重大改进,并提出“三自一中心”(自选题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和以导演为中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

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对广大群众的电影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塑造方面。1950年美国侵占台湾、发动侵朝战争,11月,上海各影院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一致停映美国影片。在此前后,全国各地也都停止上映美国影片。从此以后中国观众、电影工作者就和美国电影绝了缘。为了满足人民需要,中国进口和翻译了大量的苏联电影,比如当时引进的《乡村女教师》、《政府委员》、《马克辛三部曲》等优秀影片,对提高中国电影的艺术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在中国各地的大城市中,经常举办“苏联电影周”来推介苏联电影。以我国进口的译制片为例,自然以苏联的影片最多。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十五六年间,仅由长影和上影两家译制的苏联电影就多达300部左右,几乎相当于这期间我国生产的影片总和。在那时苏联电影的海报遍布北京、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苏联电影在整个电影发行份额中占有极高的比率。例如:1951年发行影片64部,其中国产片27部、苏联片37部;1952年发行89部,其中国产片54部、苏联片35部。当时的苏联影片基本上是苏联演员用华语对白对口型译制的,也有不少是中文字幕的。以广州为例,从1951年开始,广州市除了每年都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而举办“苏联电影周”以外,汕头、佛山、湛江等中等城市也选择一些苏联新影片分批举办“苏联电影周”。以苏联导演格拉西莫夫来华拍摄的《中国人民的胜利》为例,政府和电影公司会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影片上映前的一个月,每隔一天在《南方日报》刊登一次广告;上映前,特别邀请一些电影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座谈。在“让宣传品找人,不让人找宣传品”的口号指导下,在广州市区挂出十几块霓虹灯大广告和画牌,在各家大百货公司的售货柜台上都摆着一块影片上映的小木牌广告;邮局发送的报纸都夹进一张小广告传单;广州火柴厂生产的火柴盒上都贴上上映广告;利用空军教练机在广州上空散发传单100万份;在过江轮渡和广州到江门、石岐、肇庆等地的客船船舱显眼处张贴广告;在广州全市各路公共汽车上张挂影片上映预告的红布条。在组织观众工作上,采取深入基层组织观众和集体订票票价优惠的办法。抽调部分干部与各家电影院经理、宣传员组成几个小组,分片包干,深入到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居委会等作口头宣传并组织观众。由于宣传工作发动面广,整个广州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影片上映的广告和宣传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样的发行运作方式也常常用于推介纯粹的苏联电影。由此可以想象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观众的渗透作用是多么广泛。

在电影资料保存、电影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苏联电影的影响更加不可低估。1957年12月,在借鉴苏联、捷克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成立。1959年10月,中国电影资料馆与苏、捷、法、意、匈、比、荷、芬、瑞典、联邦德国、巴西、挪威等电影资料馆建立了联系,进行了赠送、交换和复制等工作,如与苏联电影资料馆达成协议,进行相互交换影片,苏寄来早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红小鬼》、《母亲》等15部,我给苏中国片9部;1956年9月1日,按照苏联莫斯科电影学院的办学模式,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建院开学典礼。该院由北京电影学校改建,暂设导演、演员和摄影三个系。王阑西兼任院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卢梦任副院长。同时聘请电影方面的苏联专家、顾问,当时电影学院使用的教材也大都选自苏联;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刊。创刊号就是以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其主要介绍的三部影片中就有两部是苏联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翻译片《小英雄》,东影第五部翻译片《诗人莱尼斯》(苏联),另外一部是夏衍编剧、章泯导演的《结亲》。1951年11月,根据全国文联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大众电影》从上海迁至北京,加强为指导观众的全国性电影刊物。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大众电影》除了介绍国产电影和刊登国产电影评论之外,其主要的任务就是介绍苏联影片、导演、人物甚至电影理论,总之,尽一切可能地介绍苏联电影经验,作为中国电影学习的榜样和中国观众的观影指导。后来,中国电影家协会创办的《电影艺术》和《电影艺术译丛》杂志加强了对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的关注。但主要精力也是集中在介绍苏联电影的蒙太奇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甚至可以说,蒙太奇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中国电影研究刊物供奉的两座圣像。苏联电影观念对中国电影的压倒性影响直到80年代初输入巴赞的场面调度理论时才有所缓解。

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观众就很少看到苏联电影了。60年代初,中国的电影院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照片,周总理在1961年北京新桥会议后与演员座谈时谈到“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会后,各大电影厂纷纷把名单送到总理的手中进行审核,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于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22大明星,这也许算是中苏电影交流的“蜜月时期”结束的一个标志吧。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苏联电影才再次回到亿万中国观众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