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概念的内涵
如前文所示,“华语电影”最初只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电影的代称(命名),而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作为理论范畴的“华语电影”正在建设之中,其概念外延和内涵都需要进一步辨正。
最先对“华语电影”进行理论思考的是鲁晓鹏,他在《华语电影蓝图》中分析道,“在国别和语言恰巧一致的情况下,华语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有些华语电影是在中国境外其他地方拍摄的,如好莱坞、新加坡等地,此时华语电影就不再等同于中国电影”。“此外,还存在一些既不在中国境内拍摄,也不是由中国出品(制作),而是由境外投资并主要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发行的跨国华语电影。”因此,华语电影是一个涵盖所有与华语相关的本土、国家、地区、跨国、海外华人社区及全球电影的更为宽泛的概念,即“主要使用汉语方言,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区制作的电影,其中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电影公司合作摄制的影片。”[14]鲁晓鹏的分析提示我们区分出四种类型的华语电影:一是在中国拍摄,由中国出品的电影(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二是跨区拍摄的中国电影(包括回归前的香港电影、台湾电影,以及两岸三地合作拍摄的电影);三是跨国华语电影(即外国出资,在中国境内拍摄,表现中国文化和主题,与中国人合作拍摄的影片);四是异国华语电影(海外华人在异国拍摄的表现中国文化的汉语电影,比如新加坡电影,美国华人拍摄独立电影等)。同时,鲁晓鹏的分析还提醒我们:由于语言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非一致性和非对等性,作为政治实体或者文化同盟的华人社会,在现代世界中既是一个共同体(连续性、整体性),也存在断裂与分化。它既是“华语电影”概念成立的基础,也为相关论述设置了难题。
在更深入的层面上,鲁晓鹏对“作为语言的电影和电影中使用的语言”之于民族、国家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分析。“电影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性语言、一种符号体系、再现工具、视听艺术,每一部影片都能以新的方式来演绎、展示、表现和讲述一个民族国家。”电影使用的语言也意义重大:电影中汉语方言的运用,具有“先产生距离后消除距离的喜剧效果,展现地方风情,继续扩展和改变中国人的定义”等作用;“方言和口音不仅在银幕上为电影中的角色创造亲密和距离,也在银幕下的观众身上获取同样的效果”。借此方式,“电影话语试图不断地去表明一个国家在语言、方言、民族及宗教等方面的自我界定”。电影对特定的语言、方言和个人语言方式的采用,是想象民族社会/国家时必经的一个排除与选择过程。[15]华语电影中的语言在民族国家和身份形态方面的重要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语言、方言及口音与民族国家的疆界密不可分,其最终指称对象和意义范围都是民族/国家;二、方言的运用则表明在民族国家话语下存在强烈的地方感情/文化色彩;三、电影语言超越国家层面,创造一种不固定的、无地域性限制的全球性的泛中国认同/身份。华语电影能够让非华人的电影观众通过语言了解到一个抽离政治元素的文化中国。
陈犀禾教授和笔者之前关于华语电影的论述,在概念界定及影片范围方面基本认同鲁晓鹏的观点。我们对华语电影的界定从中文出发(英文既可译成Chinese Cinema,也可译成Chinese-Language Cinema),将华语电影广义地理解为“一种以语言形态(中文)为基础的文化现象,它包括所有以中文为语言形态的电影,以及那些表现中国文化和主题的电影”。具体范围相当于笔者在前文对华语电影的四种分类。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在更广泛意义上形成了海内外华人群体间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性,同时,它还是一张争论与张力交织的网。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无论是“作为语言的电影”还是“电影中使用的语言”,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一个扩大的“中国电影”想象空间,华语电影正是对这个空间的命名。因此从本质上讲,有关华语电影的论述,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是全球与本土两种力量交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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