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写电影史的争论和审思

关于“重写”的审思

沿时解释变革与静止,是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研究,是要解释一组特定历史状况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些状况在后来所导致的结果。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兴趣、民众对历史学家的信赖,大抵来自一种共同的信仰:了解过去有助于认识现在。

近年来,关于“重写历史”的话题漫延到各个学术领域:重写文学史、重写戏剧史、重写美术史……还有本文所要讨论的“重写中国电影史”。重写历史的话语之所以得到接受甚至欢迎,根源于新时期以来历史观念的解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种被称为“中学生史学”的历史观主宰了人们的头脑:真正的历史研究在于发现所有与历史问题相关的事实,并尽可能地用不带偏见的和“客观”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历史学家有如一个历史证据的组织者,事实一经恰当排列,它们就“自己说话”,历史阐释远非重要,甚至可有可无。新时期以来,新的历史哲学观念启迪人们: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建构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新的历史哲学引发了历史研究重心和历史学家责任的一次重要转向:从历史编纂学到历史阐释学的转向。这次转向带来“重写历史”的契机,并提供具体的方法和广阔空间。

在中国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史官曾是一种职业,撰写历史是一种专利。官方修史一直占据正统地位,拥有主流的话语权。由于历史观念的转向,历史研究的主体不断扩大,“书写历史”不再是“专利”,官方修史逐渐向“专家/学者著史”、“民间史述”等方式转移。专利权一旦解除,一种“民主”的历史思想迅速漫延开来,“人人都是史学家”,许多人纷纷扮演起历史阐释家的角色。一些电影研究者相信:写电影史,不应再有“专利权”。每一个电影史家、电影批评家都可以自己写一部电影史。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各不相谋,也各不相犯。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很多“电影史”,每一部都是独立的著作,表现了自己的电影史观。成就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在关于重写电影史的争论,以及新近推出的电影史著述中,也发现这样一些倾向:有一种或几种电影史,是主张重写的人所不满意的。他们希望有一本新的、可以满意的电影史,出来取代那本旧的,因此才提出“重写”的呼吁。比如:有人希望重写的电影史,大概是作为教材的那些电影史(当前出版的经过重写的电影史,数量最多的就是作为教材的电影史)。作为教材的电影史,不是学术性的电影史。一个电影史家,一个电影研究者,都不能以电影史教材作为主要参考资料。从来没有一篇学术论文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中,提到大专院校教材的。再比如,另一些人不满意程季华等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但又一点都离不开它。那是他们的第一手资料。有人打算另起炉灶,但又苦于精力有限,资料阕如。许多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重写本”,提出一系列与前者迥乎不同的观点,但是众多的“重写本”之间却对中国电影史上许多问题的评价和分析,各执一词,观点纷乱。由于不能在史料收集(历史编纂学)上下工夫,部分“新”电影史仅仅只是对“旧”电影史的注疏,“新”电影史家只是对老电影史家的研究成果进行阐释和发挥。

总体看来,在重写电影史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重历史内涵的阐释,轻历史材料的发掘与编纂;重“历史定见”的解构,轻历史整体的建构;总体电影史与诸体电影史的关系不能并重;电影艺术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地位难以协调;电影史不能深切嵌入社会思想史;各种史述众声喧哗、貌合神离……“重写”的历史契机,并没有让扎实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也没有完全形成一种更加民主的学术氛围,倒是助长了一些狭隘的本位主义/本质主义和话语权的争夺。

就笔者个人而言,重写电影史的实质,乃是“另写”,任何一部电影史都不应该是对另一部电影史的“重写”、“注疏”、“校正”或者“纠偏”,而是对整个电影历史研究领域的补充与丰富。笔者也没有对任何一部已有的电影史感到不满意,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贡献。之所以热衷于“重写电影史”这个话题,是因为觉得已有的电影史还不够,至少,我们迫切需要一本“华语电影史”,一部从“华语电影”视角出发的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