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喜剧精神
严格地讲,和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喜剧形式,没有系统的喜剧理论,也没有喜剧这一概念。古人在创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喜剧概念和悲剧概念,并不追求纯粹单一的喜剧效果或悲剧效果,没有“喜剧的一致性”或“悲剧的一致性”这类的框。因此,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找不出一部西方喜剧概念涵盖下的纯粹喜剧。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富有喜剧传统的国家,尽管它的戏曲形式是晚出的,尽管它完备形式的产生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喜剧的基因一直氤氲在中国古典戏剧之中,它那种散状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能够感觉却难以把握。“中国人对于喜剧的体认,以一种观念泛化的模式在文化的进程中不断传承和繁衍着”。[13]我们只能在戏剧/戏曲流变史中去体味中国人的喜剧精神。
在西方,悲剧和喜剧几乎同时诞生,是戏剧之树的两枝,是戏剧家庭的孪生姐妹;在中国,戏剧因素之萌芽及至长成雏形,都是以喜剧的形态出现的。晋之优施、楚之优孟,秦汉时的角觝戏算是较早的喜剧雏形,唐宋的滑稽戏及至宋金杂剧院本,元代融会唐宋以来的话本讲唱艺术技巧形成杂剧,戏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出现一大批杰出艺术家,标志中国古代喜剧的成熟。[14]中国喜剧和欧洲喜剧同是一种把握与审视人生的艺术形式,具有相似的幽香魅力。但生长于中国土壤之上,受中国民风之熏染,经中国民生之化育的喜剧之花更有其独特的神姿风采。
乐感文化是中国喜剧和喜剧精神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西方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丹纳在《艺术哲学》中通过人种、气候、环境三方面详尽剖析了古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和思辨心理[15]。基督教兴起之后,西方人就一直生活在罪感文化的阴影之中,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和天堂。而中华民族几千年以农为本,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与希腊的海洋文化和山地生活相比,更具特有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农业社会“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文化精神、“安土敦乎仁”[16]的农民性格、“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7]的农业观念和儒家以“亲亲”为始源、以“乐”为归宿的政治伦理逻辑[18]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和谐心态和中国人特有的乐天精神。诚如王国维指出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19]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中国喜剧审美欣赏的心理规律。表现为悲喜剧相间的特点,它直接来源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庸之道”。“和为贵”,以“和”为美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思想。“乐者,天地和也”,[20]“喜怒哀乐之未收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21]“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仅成为审美欣赏/批评原则,更是一种创作原则。艺术表现的情感必须适度,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悲剧不能表现得过于悲惨而致人绝望,喜剧也不能使人纵情大笑而不知自止。中国的艺术,讲究一个“度”,切忌一个“过”,和度者自成高格,自臻境界,过则犹不及。笑是喜剧的灵魂,喜剧是生命的节奏。李渔深知观众心理学之奥妙,把握情感转换的辩证,他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若是,则科浑非科浑,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之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22]他的作品都是通过悲喜两种不同质调的情感相互交错出现,使得观众情感情绪得以调节,在整个欣赏过程中保持高涨之兴趣,获得审美满足。
“乐天精神”和“中庸之道”拓宽了喜剧表现的题材天地,丰富了喜剧欣赏的情感格调。西方喜剧遵奉亚里士多德传统,把喜剧定为“模仿比我们差的人”,“它的因素是苦辣的幽默,严厉的愤怒,不作诙谐的微笑,而作刻毒的大笑;不以打油诗,而以讽刺来追击卑琐与自私。”[23]在中国喜剧中,市井勾栏、草莽英雄、公子王孙甚至君主朝臣,各色人等,不分高低贵贱,不论崇高与卑下,举凡世间一切人情世态、悲欢离合、历史演义无不在作者笔下搬演,由众生口舌笑谈,真可谓“古今世界,一大笑府”。中国古代喜剧起源于民间,笑话是其最普遍的形态,其中虽充满了讽刺与挖苦,但也时刻见出创作者的善良、宽容、敦厚和机智。他们在创作时,不是把人物抽象为类型化的角色,而是在还原真实的过程中讽刺人性的卑陋,歌颂人性的善良;不是着力塑造透着恶的被否定的丑,而是塑造着美的肯定性的丑;多是在美“丑”战胜恶“丑”的斗争中,达到社会批判、劝善教化的目的。元代以降,文人参与喜剧创作,免不了表现文人的情趣和处世态度,风趣幽默情调日深,谐趣喜剧得到发展。“乐天精神”和“中庸之道”规定着中国喜剧的精神实质,决定了中国古代喜剧和西方喜剧在创作题材、表现方式、审美欣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这正是中国古代喜剧的魅力所在,也是借助西方喜剧观念,建立现代喜剧的基石和中国现代喜剧得以蓬勃生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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