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民工》——城乡差别与身份焦虑

城乡差别与身份焦虑

升学之路中断之后,农民工鞠氏父子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在地域上他们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在职业上他们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在建筑、服务等行业工作;可是在身份上还是农民。这种既是工人又是农民的双重身份,使之在城市遭受制度和认同的双重排斥。从制度方面来说,社会就业、分配、保障等各种制度壁垒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从社会认同的方面来说,农民工无法在心理上融入城市,也无法为城市所认可接受。剧中鞠广大一次次在街头执著寻找工头老宣的摩托车的镜头泄露了他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他与城市是分离的,是毫无关联的,他不过是城市里一个夜间出没的游魂。不仅如此,农民工固然不能真正为城市接受,却也难以回归乡村的怀抱。正如剧情所表现的那样,鞠广大以一种农民的热情为妻子刘艳梅的丧事大操大办,可他等来的是妻子曾经背叛自己的消息。

如果我们把视角拓展得更开一些,就会发现,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不仅可以归因于社会制度,还可以归结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看过该剧的读者或许不会忘记电视剧中响彻在城里工地上以及歇马山庄上空的那个急切的高音喇叭,这高音喇叭曾经传达了鞠双元结婚的喜讯和刘艳梅病逝的噩耗,它牵系着城乡异地的夫妻或母子,带给欢欣或愁苦。高音喇叭是一个隐喻,它暗示着:农民工注定往返于城乡之间,辗转在两个文明里,接受来自乡村伦理和城市法则的双重挤压。

剧中李平这个人物形象因为命途多舛让观众印象深刻。她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农民工谋求身份改变的精神冒险之旅。李平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她和所有美丽的农村姑娘一样,幻想一种区别于农村的新的生活。十九岁时她只身来到城里打工,之后为中学老师梁超英的身份吸引,与之同居。然而天真的李平怎么也想不到梁超英原来已经是有妇之夫,他的老婆在一天下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张正红是李平选择的第二个人,这个倡言电视剧要表现真正的民工生活的艺术系学生在挥霍了李平对她的全部付出之后突然失踪,杳无音讯。在都市游戏和欲望的法则中,李平的真爱不堪其重,一次次落空。绝望中的李平终于明白:“城里人的感情都是假的”,“城里边什么都是虚的,只有把钱装进腰包里是实的”。李平是善良的,她的善良质地纯正,来自那质朴的土地,否则在明白都市里的虚情假意后,她完全可以逢场作戏。可她没有,想也没想,她将一腔真情付与了一个乡下人:鞠双元。她决心做一个新李平。

李平是以城里人的身份进入歇马山庄的,这个身份给了她荣耀,也带来了灾难。已经习惯了城里生活方式的李平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歇马山庄。首先是无价值感,具有了明确的个人意识的李平无法认同农村繁杂的重复劳作。而她对潘桃的信任也由于后者的嫉妒和狭隘而遭到背叛,并最终给自己致命一击。两个独立个体的自由交往在歇马山庄是一种奢望。而同居和失身更是罪无可赦。乡村是亲切的,也是愚昧的,乡村伦理在李平尚未痊愈的都市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作为城乡两极社会中的双重受害者,李平的身份焦虑表现为她离开歇马山庄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这一声吼叫因为绝望而迸发出悲剧的力量。

鞠双元是另一个身份不明者,只不过和李平相比,他的焦虑来自自身。其实,从剧情发展不难发现,鞠双元是拿李平当一个城里人来追求的,后者城里人的打扮和自我认同是吸引他的真正原因。他给她足够的谅解和尊重,甚至能够包容她对自己的隐瞒。他说:“你的苦由我来吃,你的不幸由我来一力承担。”当梁超英告诉他李平曾与之同居并堕胎的事,鞠双元以一个城市人的开明独自承担下来。在城里,鞠双元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农民工,心地善良、思想开明。可是一到歇马山庄,他就成了一头困兽。正如他所言:在城里屁大的事,到歇马山庄就会惊天动地。城市青年鞠双元一下子变回为老鞠家的长孙。沉重的家族负担使他无法承受李平之事泄露给鞠家带来的屈辱,本能地将李平赶出了家门。可以猜测最后来到城里李平住处的鞠双元是悔恨交集的,是无奈的,是充满困惑的:鞠双元亲手推开了自己苦苦寻得的爱人。

城乡差别成为身份焦虑的根源。而过度的身份焦虑则成为许多悲剧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