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能够高企,成为世界第二,离不开电影人的努力,但关键是内地电影业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让华语电影的内部力量得以持续整合,中国电影才得以爆发出极强的生命力。中国电影自2003年产业化改革以来,从行业内部的改革到国务院层面的政策出台,莫不是在整合力量让电影产业向上生长。其中院线制改革、推行单片许可证、CEPA实施等是极为关键的几次改革,这些措施共同发力,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电影市场,这些改革为亚洲大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院线制在全球绝大部分市场行之久远,但内地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改革试点,2002年才全面实施。“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1]当时银幕不足2000块,很多都是单厅影院。院线制改革让面对观众的产业链终端平台(后产品市场一直缺席)得以整合,减少了发行层次,以往的行政分割、地域分割得以破除,片商与发行方直接与院线对接,同时电子售票系统虽没有杜绝影院偷漏瞒报现象,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此恶习,并开始有比较精确的票房统计数据,观众的消费力量得到触发并正确呈现。也是从那时开始,内地的影院建设一直没有停息,中国电影的总票房开始逐渐攀升,每年都在增长的银幕总量是中国电影市场拓展的强大奠基石。
《英雄》剧照
在众多的产业改革中,院线制被国内学界和业界充分重视,而开始于之前的单片许可证却被很多人忽视,但正是单片许可证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电影内容的生产力,解决了电影产业链中最基础环节的问题——内容稀缺。2002年2月1日,修改后的《电影管理条例》开始实施,[2]同日,“国家广电总局规定,即日起,凡中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地(市)级以上电影单位和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以及地(市)级以上工商部门注册的各类文化影视法人单位(不含外资独立企业)从事摄制电影业务(不含中外合作摄制电影业务),均可向国家广电总局申请领取《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获得该证的单位享有影片的一次性出品权”[3]。于是2002年,内地故事片产量从上年的71部提升到100部。此前,产量已多年在百部内徘徊。2004年10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并于11月10日起实施,从此内地故事片的产量连续快速增长,及至当下年产量已有六七百部之多,电影投资主体已经超过1500个。[4]单片许可证的实施,让非国有制片力量进入了拍片领域,投资主体多样化,极大地解决了市场原本低迷的内容供应问题,内容生产和市场相互应和,中国电影开始了量与质的提升。2002年,首部国产大片《英雄》横空出世,超强的阵容与投资以及不凡的营销手段,让此片创下2.5亿的高票房纪录(音像版权1780万),自此,国产大片次第登场、开疆扩土,逐渐和好莱坞大片分庭抗礼。
表1 1995—2006年内地故事片产量(部)、总票房(亿人民币)[5]
在市场逐渐扩大、内容生产有无限可能的情况下,人才的扩容便显得非常必要。此前,内地虽有成体系的片厂以及电影教育体系,但世纪之交内地观众远离中国电影是不争的事实,重艺术轻市场是彼时内地几代电影人的共同倾向。即便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一次娱乐片大潮也是引起很多争议,国产电影未能抓住机会向市场贴近良性发展。而在内地市场突然扩容的时候,虽然严峻的票房现实倒逼内地电影人向市场妥协,但被观众接受的内地导演、演员以及作品都不多。《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适时推出,很好地解决了助推内容产出关键部分的问题——了解市场与观众的创作人才。CEPA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效应显著,“2004年前,香港与内地平均每年有4部合拍片,但从2004年至今,平均每年有超过30部与内地合拍电影”[6]。香港电影可以通过和内地合拍以国产片待遇进入内地,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的比例方面也由一比一放宽到七(香港)比三(内地),香港在内地的电影院投资也由以往不得高于50%的股权增至70%。[7]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香港电影人北上的积极性,从导演、编剧、演员、武指到监制、营销等各个工种,香港电影人均主动融入内地电影市场。自2004年徐克率先进入内地拍摄《七剑》起,周星驰、于仁泰、陈嘉上、张之亮、陈可辛、陈德森、刘伟强、麦兆辉/庄文强等香港导演先后在内地拍出了有影响力的作品。虽然香港电影人北上的作品被两地影评人批评丧失了“港味”,但他们不仅为内地带来观众爱看的电影,充实内容生产,更是把与市场合拍的制作、发行理念带给了内地同行,让内地电影市场化水平整体提升。CEPA实施后,内地大片基本上都得有香港明星,每年票房前十的影片都有一半是香港电影人主导的影片,延续多年,直到《集结号》《画皮》《风声》等影片出现后,每年票房前三才开始可以完全由内地影星担纲主演;而且到2010年,票房前三才第一次完全由内地电影人的作品占据。CEPA的实施让两地的电影力量得到深入整合,既扩充了市场,更提升了国产片的品质。
在整合内地与香港之后,2010年9月12日实施的《海峡两岸经济框架协议》(ECFA)则是让台湾的电影力量整合到内地电影的上升渠道中。虽然他们对于内地电影的助推没有香港电影力量大,但因为台湾娱乐造星业发达,台湾地区的知名艺人有很多已融入内地电影业中,从周杰伦、彭于晏到赵又廷,内地拥趸均不少;而且由于台湾电影一直以来保持的独特品格,进入大陆的台湾电影虽然不多,但有些影片却以不俗的文化品质丰富了大陆电影市场的样态。
如果说单片许可证让电影的投资主体得以扩容,助推了内容供应问题的解决,那么近两年互联网力量的进入则让中国电影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前几次整合是政府主导,那么此次整合则是市场发展的自发结果。互联网从大数据到电影业生态建构等方面将电影的生产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从项目立项(通过自媒体与影迷互动)、投资拍摄(阿里巴巴的娱乐宝)、营销发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介入),甚至售票系统(猫眼、格瓦拉等网络预售票倒逼影院排片)都把电影和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电影已经成了互联网时代互动力经济的突出代表。[8]互联网公司从资本层面开始介入电影生产,不仅因为资本的雄厚,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公司拥有大量的用户数据,可以从中发现用户的消费兴趣,深度开发IP生产力。当下的主流观众都是网生代,哪怕作品鲜汤寡水,但切中他们的脉搏便也能获得极高票房。而且重要的是,衍生品的开发也因为互联网的介入变得前景美妙起来,阿里巴巴联手旗下淘宝电影、天猫;腾讯电影+联手京东推出系列音像制品,并为粉丝带来各种高附加值的互动体验。[9]所有这些有望让中国电影的产业链向前延伸,让电影的利润窗口增多。
正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内整合,内地才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美国电影人眼中的全球最后一座金矿、钻石矿终于得以挖掘,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内地票房居然超过其本土票房,这为亚洲大片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当然,这些整合只是让市场扩张,产业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走出去”一直都不顺畅。因而,在内整合之后,中国电影亟须汲取外部力量,进行外整合。这种整合是全方位的,需要与世界各电影强国合作,学习它们先进的产业之道,而基于亚洲的外整合是重中之重,集合亚洲力量才能催生优质亚洲大片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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