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拍之下港式喜剧北上发展,在创作数量、创作形态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可喜态势,但在“量”增长和市场扩展的同时,发展瓶颈却愈发凸显。截至目前,除了周星驰电影《西游·降魔篇》等极少数影片能实现两地市场通吃和高额票房之外,多数港式喜剧均处于市场一边热一边冷、或两边都冷的境地,业界评价、传媒舆论和观众口碑也都每况愈下。如此困境的出现,核心在于港式喜剧本身艺术品质的停滞不前或提升不足。
(一)创作实践呈现明显惰性,创新理念基本缺乏,原创精神大幅丧失,从根本上导致了港式喜剧的退化与停顿。具体的表现有:1.翻拍、重拍、续拍的影片越来越多,故事题材与内容重复、雷同的越来越多,炒冷饭、啃老本的创作日渐普遍。很多电影人套用香港八九十年代成功的喜剧电影,进行没完没了的价值再利用。比如黄百鸣在以20世纪90年代票房轰动的《家有喜事》(1992)、《花田喜事》、《八星报喜》等影片为模板,连续推出《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最强喜事2011》《家有喜事2012》《八星报喜2012》等诸多影片,尽管在市场层面发展了一定的品牌效应,但是创作层面却基本没有进步,只是故事时空的简单搬移改装。还有王晶或执导、或监制、或制片的《大内密探灵灵狗》《我的老婆是赌圣》等影片,也都是其20世纪90年代卖座影片《大内密探灵灵发》《赌神》的银幕翻炒,而且喜剧桥段和场面设计都已非常无聊。还有《鬼马狂想曲》等相对成功的诸多影片,也都是以怀旧致敬的名义,对20世纪70年代许冠文喜剧《鬼马双星》《半斤八两》和80年代吴宇森喜剧《八彩林亚珍》等的翻拍模仿。2.创作同质化趋向越来越凸显,跟风拍摄、题材重复日渐明显,恶搞、解构之风盛行,原创港式喜剧数量很少。比如《东成西就2011》《越光宝盒》等无厘头喜剧日渐平庸,满足于对《赤壁》《无极》《功夫》等诸多影片恶作剧式的搞怪戏谑;《野蛮秘笈》《我的野蛮女友2》《河东狮吼》《河东狮吼2》等夸张爱情喜剧一拍再拍,已完全没有新颖创意的吸引力可言,尽管《河东狮吼2》加入东北二人转和小沈阳等新元素也无济于事。就长远角度和宏观发展而言,港式喜剧的上述表现实际上已近乎于慢性自杀,必然会带来港式喜剧市场的萎缩态势。
究其原因,新世纪初面对内地不断拓展的广阔市场,以及内地喜剧娱乐生产力普遍较弱的创作环境,香港喜剧电影人参与合拍展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比较容易赢得票房收益和导演机会的同时,很多创作者主观上麻痹大意,丧失了创作求新的意识,产生了满足于现状、不屑于开拓的惰性,从而使得港式喜剧日渐缺少了进一步发展的生命意识。
(二)基于商业模式计算的喜剧桥段形式感日显乏味,很多笑点比较低俗,尤其性话题等笑点刻意媚俗,人物设计夸张粗糙、缺乏人性真情,细节噱头的密集布局缺乏新意与变化。比如古装喜剧片《大内密探灵灵狗》中,叙事编排由始至终堆砌笑料,看似高密度、快节奏、有构思,但绝大多数都只是低劣的模仿借用,笑点极低、低俗平庸,比如开篇一段丰乳性感的宫女梳妆戏“东施效颦”于《满城尽带黄金甲》,太监对付将门后人的客栈戏戏仿了经典电影《龙门客栈》、灵灵狗黑暗中戏弄太监的场面模仿戏曲《三岔口》,皇后“香肠嘴”直接抄袭了刘镇伟电影《东成西就》中西毒的扮相,毫无新意而言;片中很多桥段都是“为喜剧而喜剧”,比如皇后购买魔镜确认“自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套用《白雪公主》童话故事,皇帝爱妃是满脸胡子的“女人”和女人爱上女扮男装的“帅哥”等性别暧昧桥段,还有公主招驸马选用脑筋急转弯考试方式等,上述这些勉强穿插进情节主线,反而导致了叙事的断裂与莫名其妙。全片仅有“钢铁侠”式盔甲释放烈焰成功烤焦太监的“超级无敌寒冰掌”,稍有些中西合璧、正剧喜作的创意表现。片中主人公灵灵狗是爱好发明、武功不高但有美人相伴的大内密探,基本翻版了之前的《大内密探零零发》,尽管有小人物聪明与智慧,却缺少了内在的小人物情感,无法带给观众深层次的喜剧感动。现代时装喜剧片《嫁给100分男人》中,尽管歪瓜裂枣的负心男人怀揣超级明星梦、剩女善良渴望爱情婚姻等人物设计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花花公子扮演穷司机爱上“灰姑娘”、男职员被要求扮演老板赢得美人归等喜剧情节设计,已是非常俗套且逃避现实的刻意编排,笑点很低。最近引起极大争议的影片《低俗喜剧》,基本上也是缺乏真情、创意与智慧的港式喜剧。
大体而言,此类港式喜剧太过于沉迷香港喜剧电影俗为主调、堆砌为套路的创作模式,在北上发展中缺乏接地气的主动意识,既没能扎实捕捉内地民众的生活现实、文化心理并加以细腻新颖的喜剧构思,又很大程度上缺失了对香港底层小市民的生活关注与人文情怀,从而很多故事情节、细节噱头的编排设计都浮于表面或远离现实,流于中产阶级或富产阶层的肤浅搞笑,缺乏文化深度和思想力。
(三)喜剧明星出现断层,缺乏能够独挑大梁、具有喜剧表演实力的演员。悲剧以情节取胜,喜剧则以表演见长。数十年来香港喜剧电影之所以能声名远播,其重要原因归功于明星主导的创作机制,特别是许冠文、成龙和周星驰三大喜剧明星,他们不仅创立了独特的个人喜剧电影品牌,而且还成功引领了形态各异的香港喜剧电影时代。但周星驰之后,香港影坛就再没有出现过具有独特气质、能够扛鼎喜剧的喜剧明星,尽管吴君如、古天乐、郑中基、黄百鸣、曾志伟等也有较高的喜剧天分,也不断地推出作品,但是他们都不是具有自成一格的喜剧才华和强大市场影响力的划时代喜剧明星,而且他们的喜剧表演很多时候仅有喜剧夸张之“形”而无喜剧幽默之“神”。正如香港影人文隽所说:“没有喜剧明星的话,都不会在喜剧片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往往能想到很出彩的喜剧片都是因为片中的喜剧明星。”[2]黄百鸣推出的《最强喜事2011》等系列喜剧电影,尽管聘请了甄子丹、古天乐、张柏芝、闫妮、熊黛林、杜汶泽等众多两地当红明星担纲主演,还特别突破明星固有形象进行特别编排,比如古天乐饰演内在男性气质但举手投足娘娘腔的化妆师、甄子丹饰演执着初恋爱情和化妆功夫了得的营销主管、张柏芝饰演心地善良和情商偏低的傻大妞等,但影片还不算是喜剧佳作,因为缺少了核心标识的喜剧明星和喜剧精神。
(四)喜剧语言地域魅力大幅减损,语词语调表达常常搞笑有余而智慧不足,喜剧语言缺少合拍融合的自觉转型意识。香港喜剧电影原以粤语方言的地域色彩和融合乡土俚语、文言、白话、英文等形态的多元幽默为优势,合拍之下港式喜剧则需要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但创作上却大体延续粤语拍摄模式。“幽默是地域性的,幽默感通常高度依赖于前后的特殊背景,任何人如试图把他们认为非常好笑的笑话用外语讲给别人听,其结果只会是别人礼貌性地回应他,但却表现出很不理解的样子,很难获得共鸣。他们由此认识到幽默是很难被翻译,或者说是不可能被翻译的,不可能跨越不同语言的鸿沟。”[3]港式合拍喜剧中粤语转换后的普通话版本常常很难获得理想的“笑”果,生硬搞笑、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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