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好莱坞电影行销世界的产业战略，已经成为多数国家民族电影生存的最大威胁。比如1994年后好莱坞电影的海外市场收益就远超美国本土，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尽管好莱坞电影的风行世界，直接表现为经济资本的较量，但其背后却是整个美国文化机制和电影体制的强势。除了作为代表经济利益的商品外，美国电影也是美国巧妙输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要工具，更是对弱势民族潜在的一种文化浸润手段。
如此形势下，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电影弱势国家及地区都有民族电影生存的危机意识，自觉进行本土化发展战略探讨。1994年，中国内地开始以国际通行的分账方式引进美国电影《亡命天涯》。2001年入世以后，中国承诺三年之内进口外国影片的配额将由10部快速递增到20部，五年之后外资股份公司可以直接在中国建立电影院并且控股可以达到49%。这些条件对尚存在体制不健全、市场不规范、创作相对受限的中国电影来说，是一种严峻的生存考验。韩国早在1987年电影市场便已开放，韩国电影受到了极大冲击。韩国电影导演委员会和青年电影工作者协会等业界机构，发出了“韩国电影将被美国电影赶出去”的危机信号。
韩国电影和中国电影还面临着一个美国文化霸权的共同课题。凭借着美国政治经济的世界影响力，在相关的经贸谈判中，美国政府常常代表美国电影协会的利益，对他国提出迫使其开放电影市场的强硬条件。在韩美自由贸易谈判中，韩国就屡次遭遇美国提出的市场开放要求，要求韩国将本土电影的保障措施“电影放映配额制”从原来的146天大幅降低或完全取消，由此引发的抗争也决定了两国谈判的多次磨合。直到2006年，韩国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将电影配额制骤减为73天。中国入世谈判中，美国政府强硬提出“不开放电影市场就免谈”的条件，可见美国电影和美国文化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虎视眈眈和势在必得。
在被迫接受市场开放的同等命运中，中国电影和韩国电影都自觉地将建构顺畅有效的电影产业体制作为首要责任，努力培养民族电影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尽管两国电影的产业发展进程存在很大差异，但同处东方文化语境下的两国电影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对两国电影的比较研究，既具有重要的参照，也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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