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条件的差别

在任何关于南亚不发达、发展和发展计划的分析中，这一地区同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比较都是有效的和恰当的。南亚现在的条件能够同西方的国家现在的条件相比，也能够同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前夕的条件相比。我们在本章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后一种比较。我们将试图阐明南亚各国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方面的主要差别，进行的比较是与系统阐明南亚经济政策问题有关的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认识到，它们是不发达的，它们应该发展。它们的计划都建立在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愿望之上。自然它们相信能够从发达国家经验中学到大量东西。

初始条件的这些差别极端重要，它们经常形成了南亚的不利条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差别如此之大，以致不能运用任何类似于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增长模式。由于存在忽视南亚国家特殊性的倾向，即在研究中共有的，以及计划中和一般在公开讨论中盛行的偏见里固有的倾向，所以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他们今天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新东西。

关于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常规研究方法中，同西方当前，或者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比较，由于假定现在的差别代表了发展的时滞而相互有关。这种时滞概念意味着，在西方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不同国家位于时间轴线上的稍微不同的点——在这个时期的条件与南亚现在存在的条件基本上是“可比的”——在各国之间也有个别变化。这也意味着假定各国十分均匀地发展是可能的，后者义意味着，与发展有关的一整套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内部和谐地同时运动。最后，时滞概念意味着现在的世界环境，如果与西方国家比较期的环境不同的话，也至少不是很不利，以致阻碍或严重妨碍了南亚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确定西方国家什么时期在与今天的南亚相同意义上还不发达，而在那以后，它们才开始发展，那末这个理论中就存在一个逻辑缺点。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在我们所谓的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因为我们把它看成一系列事件而不是单个事件）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多年——在某些情况下是几个世纪——的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以及早期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西方国家那时已处于比南亚今天更有利得多的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因此，在许多方面，比较的时期应确定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在另一些方面，南亚今天有些条件可与西方近代史上任何时期的条件相比。在定义西方国家“起飞”时间的工作中，假设这些国家在初始条件和发展过程方面是基本相同的——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设。要使用西方这个“起飞”概念，并尝试找出南亚各国现在位于假定的一般发展轴线上的那一个“阶段”是对事实的歪曲。

这样，在国际上，我们就使西方各国历史上的比较期模糊不清。（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诸如气候、人口和自然资源，南亚和西方世界的差别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南亚作为一个地区，天赋资源贫乏。只有印度有足够的煤矿和铁矿支撑重工业。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这一地区看来并没有很多石油。土地资源一般贫瘠，或者因为它们本来就是那样，或者因为它们被人口过分拥挤和气候毁坏了。但也有一些例外。锡兰有极好（虽然有限）的土地生产茶、椰子和橡胶。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极好和较多的土地种植橡胶。马来亚、泰国、缅甸、锡兰和菲律宾还有大面积的森林没有充分利用。

南亚的气候堪称得天独厚的资源。但是，由于它也影响到劳动生产率，所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条件更精确。尽管我们几乎不知道气候对发展的精确意义，它还是构成了南亚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别。现代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包括日本、苏联、甚至中国，都出现在温带，这是一个事实。南亚国家位于热带或亚热带，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即使几乎尚未研究过气候条件对发展的重要性，一般地说，大多数南亚国家极端炎热和潮湿显然造成了土壤和许多种物质产品的退化与变质；显然对一些作物、森林和动物的低生产力负有部分责任。显然不仅使工人不舒服，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降低了上工率、工作时间和效率。在一些较小的方面改变气候是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气候对生产力的影响能够用许多方法来改变；并且，生产和消费都能更好地适合气候，但这需要支出，通常是投资型的支出。

在前工业时代，西方的人口增长比较低。相比之下，南亚的人口增长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加速，今天甚至更快。结果，人口稠密地区现在开始发展时就比欧洲国家占有高得多的人／土地比率。其中必须加上人口爆炸的影响。现在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口迅猛增长的前景构成了南亚和西方之间在初始条件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

人们普遍认识到，出口市场的扩大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世界贸易的发展而言，对南亚各国的出口需求缩小了，他们将来的出口收益前景也不十分乐观。自19世纪，即自无与伦比的自由国家贸易时代以来，通过贸易来发展的整个气候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国家实际上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它们掠夺了世界巨大的落后地区的资源和民族，并使这些地区处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赖状态。既然这些巨大区域正努力崛起，它们就不能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

对那些曾是后来者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容易以低利率得到资本。但现在古老的竞争性的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因素是来自外国和国际机构的、以转让和贷款形式的资本流动，但是，由于现在的趋势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这种援助，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将成为南亚国家将来国际收支的日益增加的负担，通过富于想像力地探讨资本投资问题，不难拟定能抵消南亚正受到的商业和金融不利条件之影响的各种政策。我们能够给予南亚国家更多的贸易优惠以刺激他们的出口。西方国家能够减少南亚最有可能成为竞争性行业的国内生产，他们能够低利率或无利息地向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转让或贷款．在不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采取这些措施时，抵消南亚国家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一些最严重不利条件的能力显然也将存在。在这之前，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紧密相联的发展必须视为对南亚国家非常不利的初始条件的另一差别。

有人已经付出极大努力来比较南亚国家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西方国家工业时代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逻辑上看，所有指数数字必须看做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主要印象是，在印度次大陆，民众生活都处在比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贫困的境地，另一方面，马来亚的平均经济水平可能高于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水平。其他南亚国家位于二者之间的某一点。

但是，收人水平对发展前景有什么意义呢？当文献中论及时间上及空间上的收入差别时，一般假定，收人水平对一国维持储蓄能力有直接影响，储蓄是那些被认为对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投资所需要的。但储蓄在发展中并不是大多数关于南亚的经济论著中所假定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态度和制度比收入水平本身更重要。从收入中储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效果。实际上，低收入可能阻碍发展主要是由于降低消费而不是由于限制储蓄，因为低劣的生活条件降低了劳动效率。很奇怪，这一点在大多数关于南亚低收入水平的影响的评论中被忽视了。

强调南亚的低收入水平，牵强地同西方早期的收入水平相比较，以及战后常规的研究南亚收入、储蓄和投资之方法，都代表了把过分简单的和狭窄的公式用于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条件综合体的尝试，这些条件都阻碍了发展。

但是，即使我们摈弃以储蓄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仍然怀疑有关的地区间的比较，然而南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那些国家的巨大贫困本身确实就是发展的重要障碍。而且，可以预见的人口增长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进一步降低，除非执行果断的发展政策；而这一趋势又包含着所有南亚国家不利的另一个初始条件的差别。还有，尽管我们几乎没有资料判断南亚今天的经济不平等是否比西方国家前工业时代更大，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南亚次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可能比西方世界任何地方在最近几个世纪都更普遍，更不利于自由竞争。总的来看，我们相信，南亚各国的态度和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比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甚至开始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态度和制度更不利，显然南亚正在努力缩小扩大着的态度和制度差距。这方面也和其它方面一样，那些在当时也是工业化的后来者的西方国家当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到此为止已经说明的所有初始条件差别都使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比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更困难，有一个差别能够抵消这一点：自19世纪以来，技术已经大有进步。南亚国家不必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试验过。正如爱德华·s·梅森在其《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计划》中指出的，“高度生产力的技术……可以借用”。技术知识的增长的有效性大大帮助了西方后来的发展者。但是，先进技术并不必然对今天的后来者同样有益。经常有这种情况：从使用先进技术中增加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有限的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当人们考虑到不存在地区合作以及一般没有前途的制成品出口前景时，这一点变得更重要。

现代技术涉及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它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由于当今技术主要是劳动稀缺、资本相对丰裕经济中的产物，它往往是节约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其中许多可能超过了该地区非常贫穷、资本厚乏经济的资力。即使这种挑战能够克服，现代技术也需要比西方早期必需的更多运输和动力投资。

南亚技能短缺是进步的根本障碍，是推向较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毫无疑问的是，现在考虑最少的，是对于成功经营现代工业企业所必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的教育水平比西方工业化早期要高得多。

虽然工业化无疑对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南亚各国更直接的问题是农业。而在这方面，对南亚来说，应用现代技术甚至更加困难。在西方农业中，技术之目的在于提高收益，而农业中的劳动一直在减少。这种格局完全不适合南亚的情况。

南亚企业家和政府可能确实能够获得比西方前工业革命时期更优越得多的技术。但是，重要的是，西方正迅速地迈向高得多的技术与科学成就水平。而这只在很小程度上帮助了南亚。大多数经济学论著掩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西方的这种进步已经并且正在对南亚的发展前景产生不利影响。西方进步着的技术已经引起了南亚国家贸易状况的恶化。它已经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结果减少了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南亚原材料。它还允许合成材料，如合成橡胶替代南亚的产品。西方医学科学的进步已降低了南亚的死亡率，促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爆炸。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已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比西方工业化早期所需要的更高的水平。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这些特殊作用当然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般结论。

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限制当然是不足道的，但它对南亚的不利影响能够由旨在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更多研究所抵消。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另一类援助：比以前所给予的或现在考虑的技术援助更大规模的援助。这种研究工作一定要加强，并且方向正确否？

技术进步的动力将对不发达国家产生更加不利的作用，增加它们的困难，并降低它们的发展潜力。

当我们认识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如此迅速的技术进步可望在将来进展得更快的时候，才能领会前述观察现象的真正意义。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发展开始时变化并不快，过高估计西方国家早期发展中渐进的重要性是困难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巩固的民族国家和出现）——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它们缓慢地进行，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习惯于变革，并准备变革。所以，变革、适应和流动的观念，是在西方人习惯于他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工业革命”之后，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

人们一般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这种渐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其推动力量。除了非常有限的次要领域之外，不发达国家不可能以同样方式实现它们的抱负。现代科学技术对它们来说几乎完全是来自外部的力量。

对南亚来说，需要的是简短的，而不是渐进的变化。这些变化必须比西方国家发展早期更快地发生——甚至比这些国家正发生的变化更快。但是，不发达国家的长期停滞已经僵化了态度和制度，并在所有人口阶层加强了对变革的抵制。现代主义显然不会经由“自然”演进过程而来，这又成为国家采取激进政策的理由。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国家干预造成发展，尽管存在我们在整个这一章已注意到的巨大困难。这样，国家发展计划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了初始条件的一个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