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与不平等

我们所说的生活水平是指该地区各个国家平均每人一般消费的商品与劳务数量。高度不平等的存在意味着较低收入阶层的人民大众具有的生活水平比平均数表明的水平低得多。

生活水平本身是重要的。实际上，该地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人民大众的极端低下的生活水平。在循环因果关系中，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能够改善其他一切条件，特别是改善投入工作的努力和劳动的效率，因而改善生产率。同样，态度和制度也受这些水平提高的影响。

首先，注意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南亚比在先进国家具有大得多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是重要的，在先进国家，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以致生活水平变化对生产率具有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在西方，个人和集团收入能够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花在消费上的部分；储蓄和投资的部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能够用从总收入中扣除这些储蓄来衡量，储蓄随后又通过不消费某一部分的当前产量而与有形资产的积累一致。但是在南亚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如此之低，以致严重损害了健康、体力和工作态度，因此，大多数种类的消费增加同时代表了“投资”，因为它们对生产率具有直接影响。这是战后常规研究方法和经济模型不适合于南亚的另一个原因，这些方法和模型强调产出、就业、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在更严密的考察下，显然，已发表的关于“储蓄”——意思是非消费性收入——的统计资料十分脆弱，以致不能使用。在这些情况下，更诚实的做法是求助于前一章谈到的收入水平，而不试图减去“储蓄”，储蓄无论如何一般并没有超过为数很小的几个百分点，如果储蓄大多是由人民大众进行的话。在顺着这条思路进行时，必须记住，除了储蓄用于内部集资投资外，许多国家收入将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这类支出在南亚大多数国家已表现为急剧增加，部分地是由于印度边境同中国冲突的推动，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紧张关系和战斗，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的“对抗”和越南战争的推动。只要国民产出水平相对没有增加，加速增长的国防活动就减少了留给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家庭需要的收入数量。

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生活水平这么不同时，用单独一个数字表示平均生活水平的整个想法是不适当的。在把该地区的一个国家同富裕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尤其如此。例如，说美国的生活水平是南亚某个国家的15、20或30倍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意义的是根据实际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进行比较。但是，要进行这种比较，却没有许多可靠的统计资料来源。

在选择那些包括南亚生活水平最有关方面的项目时，我们做如下排列：食物和营养；衣服；住房，包括卫生设施；保健和教育设施；信息媒介；能源消费和运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能得到一些不完全的、概括性的统计证据。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甚至在南亚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都存在风险。

尤其是同西方比较时，质量上具有巨大差别。南亚的食品经常只有很低的营养价值，市场出售的食品经常掺假，而且，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可得到的花样品种少于西方。因此，消费量上的差别极大地低估了南亚和西方之间的实际差别。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平均数不能说明南亚城乡之间，甚至农村各个地方之间不同收入、社会或种族集团在不同项目消费上的巨大不平等。现有资料表明，许多项目大部分是由极少数通常集中在城市中心的上层社会成员消费的。

收入集团（incomegroups）、社会阶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在发达国家确实也存在，但不平等的程度远小于南亚。例如，美国的各个地区几乎都有电，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收音机、电视机、电话和机械设备。

在南亚，私人总消费支出几乎有2／3或更多用于食物，同时，在发达国家，用于食物的部分一般低于2／5。因而，食品消费提供了非常恰当的生活水平指标，它可用每人日常消费的总卡路里来衡量．1958年估计这种卡路里摄入范围从巴基斯坦的2030卡路里到马来亚的2290卡酿。这些数字小于美国的3100卡路里和英国的3290卡路里。在南亚内部，摄入卡路里的变动与人均收入的变动紧紧相联，巴基斯坦最低，马来亚最高。出口大米的泰国和缅甸略有偏差，那里，食物消费比总体经济状况要好，同时，锡兰正相反，它严重依赖食品进口。甚至这些估计可能也有问题，因为它们立足于经常被低估的人口规模。因此，南亚各国在食品供应上的差别小可能是真实的，在消费水平和排列顺序两方面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别。

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当先进国家摄入的卡路里大大超过了需要时，在南亚，除了马来亚以外，摄入卡路里至少比最低需要量低10％，甚至可能更低。而且，由于消费上的严重不平等，绝大部分人口得到的比这种低平均数还要少。

在菲律宾和印度，卡路里的摄入已有一些提高。同战前时间相比，表明——虽然是不肯定地——1958年，菲律宾和印度次大陆的卡路里供应稍稍超过1934—1938年的水平，但其他地方大致相同或低一点。

现有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南亚食物状况的另一方面——饮食单调。同美国不到1／4相比，谷类食物构成了巴基斯坦卡路里摄入的70％以上，构成了印度和菲律宾的大约2／3。据估计，在整个远东，大宗谷类和淀粉茎类食物构成了平均食物消费的3／4。这种严重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不仅不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抵抗疾病的保护性元素的平衡，而且使消费者容易受到不利气候或植物病虫引起的作物歉收的损害。整个南亚的肉类低消费导致了由缺引起的贫血。

饮食单调不只是由贫困引起的，尽管贫困是人们食用一种大宗食物，如大米或小麦的主要原因。对各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无知和忽视营养因素的兴趣，连同落后的食品配制方法，都起了作用。因此，缺乏维生素a——还可能影响视力，是由缺乏绿叶蔬菜引起的——在最低收入集团并不总是最普遍现象。缺乏维生素b，以及由此造成的脚气病感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增加了，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食用白米，这种白米比用土办法除壳的米味道更好，更容易经营。使食物状况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储藏和运输设施不足。尽管得不到任何统计资料，但众所周知，大量谷类食物和其他食物因为炎热和潮湿而损坏，或者被鸟、鼠或昆虫吞噬。

概括地说，这样说可能是万无一失的：普通南亚人简直没有足够食物，即使在摄入的食物超过了饥饿水平的地方，其营养含量一般也不足以提供最低限度的健康保证。最重要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饮食没有明显改善。

南亚饮食中存在的单调性也延伸到衣着方面。而且，较穷的阶层并没有消费掉接近国民平均数的纺织品。大量的南亚人只有一套衣服，除了洗澡以外很少换洗。白天黑夜穿着同样的衣服，因为睡衣、甚至内衣都是很多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虽然南亚大多数地方的气候温暖得只需要非常少的衣服，但是，还是有数百万人的衣服处于最低健康标准之下。我们也应该记得，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许多地区有冷季，夜间气温低，就像南亚其他地方的山区一样。这里，那些拥有毛毯的够幸运的人，必须经常用毛毯来保护牛抵抗寒冷。纺织品的人均消费数字无助于说明这种天天存在的现实。

对南亚大部分地方来说，住房条件像食物和衣服一样低劣。大多数人生活在粗制滥造、过分拥挤、不卫生、陈设简陋的房子里，几乎没有任何舒适感。确实，仅次于不充足的食物的低劣住房条件是低生活水平的最明显的组成部分。住房质量上也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别。在那些可得到木材的乡村地区，情况稍好一些，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较小程度上印度和锡兰的山区即如此。在印度中部和巴基斯坦西部，气候干燥，2／3以上的房子是用泥土做成的，这很容易受到侵蚀，远不能防雨。但是，如果乡村地区的住房一般不充足，那么，大城市贫民区的贫穷程度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过去十年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情况已经恶化了。今天，大部分城市人口生活在远比农村地区更为拥挤、通风更差和卫生设施通常更差的住宅里．据保守估计，所有城市居民的1／4到一半生活在贫民窟或临时安排的住处。大量的人甚至还没有这种可怜的栖身之地，必须睡在纪念碑下和桥下，甚至露宿街头。甚至一些产业工人也备尝不卫生的住房条件之苦。在为迁移劳动力——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建立的简陋茅舍中，可能有40到50个男人和1或2个妇女生活在只获得许可居住不到这个数目的1／4人数的房间里。

与住房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卫生问题。卫生条件之差也是惊人的，但改善缓慢。这在水和污物处理方面尤为明显。在乡村地区，浅浅的水井通常敞开着，且可能仅仅是地上挖的一个坑。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清理水井和其他水源或者消毒。相反，每个村民在用自己的桶打水时，助长了疾病挨家挨户的传播。家用水道也用于运送和冲走废物。由于大多数村庄甚至城市地区没有排污系统。废弃物被扔进小巷或后院，那里，苍蝇的繁殖畅行无阻，又被雨水冲入水源。

或许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废弃物的处理。在整个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做法是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田间和树丛中处理废物。结果，赤脚走路的人每天都受到钩虫的威胁。风一吹，粪土渣滓就刺痛眼睛。下雨时，人类废弃物中繁殖的寄生虫冲入河沟水井之中。在有公共厕所的地方，厕所通常修得简陋而且不干净。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在贫民区，卫生设施几乎不会好一些。甚至可能还要差。根据最近的估计，印度总人口中的大约6％享有保护性的水供应，同时仅3％的人设有排污系统。在没有卫生水供应和适当的废物处理的情况下，南亚蔓延着由不适当的卫生传播的疾病，这不足为怪。面对疾病的这种不断威胁，医生和辅助保健人员及医疗设施却很缺乏。通常现有的医疗人员与设施只为城市中的富人服务。

南亚的燃料和电的供应一般也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在南亚所有地方，乡村几乎没有电力。除了几盏微弱的油灯以外，大多数村庄在日落之后一片漆黑。即使乡村社会识字率大大提高，且可以得到报纸和书籍，不充足的照明也排除了大量阅读。这当然阻碍了识字水平的提高和印刷品使用价值的增加。人所共知的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机制又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总的来说，整个南亚地区的运输也不敷使用。小规模的内河和海岸船运、自行车运输、驮兽和小船运输在南亚是重要的运输方式。确实在道路十分差的印度，牛车可能还仍比铁路承担更多的货物运输。相对于铁路运输而言，公路运输增加了。仅在少数几个地区，如马来亚的道路建设与机动运输的增长保持同步。货物和旅客运输设施的不断增长是经济进步所必需的，它不仅拓宽了市场，而且也打破了地区孤立。当然，有一个困难是，运输设施高度集中于城市化地区。在巨大的农村地区纳人改善的运输和分布网络之前，地区不平等将扩大，回冲效应将助长乡村贫困持久化。即使在本国员工控制下，工业也将继续具有飞地性质。

如果收入被平均地分配，南亚不发达国家民众的境况也将十分严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的每个居民或收入获得者将得到等于极端低的国民平均数的收人。相反，现存的高度不平等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被迫靠远低于不充足的国民平均数的年收入艰难度日。不发达国家最低和最高收入集团所得收入的比例大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高所得税对更高收入课以更大累进的税收，往往使平均收入均等化。在发达国家较低收入的一端，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也倾向于均等化。但是，在南亚税收征集松得出名，且现行社会政策本身也往往有利于收入可观的阶层。但是，即使既定的总不平等程度可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也更糟，因为既定的不平等程度对欠发达经济带来了更多得多的困难，比表面现象更严重得多。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往往静止不变。南亚在特定时点上的收入不平等更持久。在西方社会中，平均收入水平往往不仅提高得相当迅速，而且个人享有更多的机会改善他们的相对收入状况。在西方，提供给最低收入集团中个人的进步机会远远大于提供给南亚相应集团的机会，即使二者都得到总收入的相同份额。西方的特征是不同收入阶层的个人拥有高周转额或流通额，但南亚不是这样。进一步说．在南亚，同种职业或同一部门内的不平等程度看来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断定可比职业分类的问题和其他统计资料不足的问题为这种说法提供很多有效的经验证据的可能性。但是，在先验基础上可以预料，在流动性受到限制的地方，其职业和地区不平等程度更高。当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时，很大的不平等性质的工资与薪金差别显然能持续更长的时间。由于南亚的经济和社会刚性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结果是：南亚特定经济部门的不平等比西方更大更持久。

在南亚，低平均收入、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制具有相互因果联系，而社会等级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在南亚，较穷阶层中间收入不相等程度不可能很大，因为它们的平均收入很接近于仅够生存的水平。因而，印度贫穷村庄的上层成员可能并没有比租赁佃农或无地农民高得多的收入。但这些集团之间也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经常不劳而获，而后者则不然。因此，当社会结构实际上严重不平等的时候，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表现出高度的均等。

因此，如果使分配统计反映社会阶层划分的更广泛的事实，则远为突出的不平等就将显现。特别是在南亚的乡村背景中，不平等实际上主要是土地所有制问题——与之相联的是游手好闲和拥有地位与权力。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经常降低了提高生产率的愿望。在努力工作而几乎没有得到更多收入时，闲暇就被评价甚高。一个村子里每个人几乎同样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反，他们都如此穷，因为他们都这样不平等。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小于西方的那些情况下——主要在较穷阶层中间——远为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不仅抵消了这一点，而且保证了刚性和缺乏机会的持久化。

下列证据强化了不平等效应：在南亚一些国家，发展速度稍微加快的地方，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的收入比穷人增加得更快。这里，把今天的南亚和昨天发展中的西方相比较也是不恰当的。人们一般认为，在西欧工业化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变得更不平均，只是在后来。由于副作用的扩散和社会立法的增加，这种趋势才倒过来了。但是，南亚的情况正相反。因为由于城市化和辅助工业的相对增长，不平等程度的明显增加并没有伴随着迅速的增长。

在南亚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工人之间看来也存在扩大着的不平等。例如。印度每人每月的消费支出估计是，城镇工人比乡村工人大约高1／3，城市比乡村地区多二倍多。在出口大米的泰国，一份曼谷调查表明，城市饮食远远好于乡村。城市的专业人员与工人之间在收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在西方国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收入比率可能是3或4比l，在亚洲却是15或20比1。

最后，在南亚，经常存在种族界线支配的特种形式的不平等。例如在锡兰，锡兰泰米尔人和印度迁来的泰米尔人之间在平均收入上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锡兰泰米尔人中间有大量高收入商人。在马来亚，华人和印度人专门从事种植园工作，或者一般占据了专业工作和商业方面的最高位置，他们和马来亚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收入差别，马来人主要是在乡村种植稻子和做小土地上的工人，或者是低薪司机、信差和职员。但是，在马来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华人中，最高收入者和苦力劳动者之间也有巨大差别。

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情况相似，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种姓与宗教比纯粹的种族差别更重要。由于西方人集中在企业的高薪职位，在所有前欧洲殖民地上，也存在着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尽管几个发展计划都已试图限制这些外国人集团，包括“亚洲外国人”。

前述特定的不平等现象都紧紧相联。整个不平等结构是由种姓制度、种族界限、种族歧视、族阀主义以及一整套社会和宗教禁忌支撑的。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被持久化的。现在的制度结构阻碍了社会、地区和职业流动性的增强，使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分隔持久化。这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