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计划的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制订发展计划的思想可视为一种理论，并能根据政治行动来检验其一致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而这种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本身同时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一系列社会事实有其原因和结果，对这些因果应该像其他社会事实一样予以研究。

经济计划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应该在经济中起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其自身的经营和投资行为，及其对私人部门的各种控制——诱导和限制，将启动、鼓励和指导经济的发展。这些公共政策措施要合理地协调，并且在规定的未来若干年以内，协调就应清楚地体现在一个全面的计划之中。

因而，在其所有表现中，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它使人们相信，政府干预能够促成或加速发展。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一定原封不动或者仅仅在“自然力量”的支配下演化。相反，据认为，这些条件及其演化应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地制订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所要求的方向运动。这些政策的策略将作为一套政策推论出现，推论来自对一国状况之实际的合理分析和一些发展目标的部署。在南亚地区，所有要求国家经济计划的国家原则上都同意它应该有利于普通人民，集中于提高该国最贫穷阶层的生活水平，并表达整个国家的意志。

这种理想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思想体现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因为南亚国家——外国飞地以外的南亚国家——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停滞不前，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传统的，倾向于原原本本地接受事物。它出现在这个落后于时代的世界，人们沉睡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浑浑噩噩，使国家经济计划的挑战更富有戏剧性。

观念上，一旦人们接受了通过合理协调的政府行动诱发变化的可能性，南亚大多数社会和政治条件看来就不佳了，需要改革了。超越纯“经济”的变化终于被视为合乎需要的政策目标。生活水平应该改善，应减少社会和经济等级制的不平等和刚性，各种机会应更广泛地向每个人开放；全体人民的参与应得到加强。旨在改善某些不良条件的政府政策，除了它们的独立价值以外，通常还有一个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因为它们往往在合乎需要的方向上也改变了其他条件，其他这些条件的变化因而成为，达到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果关系是循环的：各种“非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仅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或加速“经济”发展，而且引起的“经济”发展往往同时会改善其他“非经济”条件。

计划以这种方式成为现代化思想的智力模型——总的模型。民族发展的要求包括最终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努力。经济发展因而被理解成“人的”问题。发展计划经常明确地把计划定义为改革所有不令人满意条件的全面尝试。这一看法也反映在大多数计划的主要目标与抱负之中，这些目标与抱负超越了狭隘义上的“经济”政策。

从表面上看，至少计划思想现在在南亚各国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它提供了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许多公开讨论的权限——这些讨论见诸这些国家的报刊文献中、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审议机构的讨论中。这些国家或那些在其中有完全发言权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变得“有计划意识”。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已出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假定，国家关心的就是通过计划促进发展）。就非共产主义世界而言，这是历史上崭新的事件。即使初始条件没有任何其他区别，单单信奉这种思想就使下列假定不恰当。南亚各国将走一条与西方世界类似的发展道路。

只有少数几个南亚国家进行了认真的尝试，把其经济生活置于国家计划的约束之下。即使在这些国家，政府协调控制的范围和效果也不大。但是，计划观念代表了政府及其反对派相当普遍持有的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政府政策的态度。即使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计划，且更谈不上执行时。计划思想也有助于使干预主义做法合理化。在经济有一些进展时，它们也是作为计划成功的结果而出现的。当需要紧缩和牺牲时，它们也是以计划的名义进行的，就像计划被用来掩盖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和发展进程缓慢一样。

这样，计划思想倾向于提供每项公共政策辩论的范围条件。西方国家一般往往贬低他们实际上拥有的经济计划，且尤其是美国，总试图使自己相信它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时，南亚各国往往大肆渲染，伪称他们的计划比实际达到的更大。他们已经把计划作为一个观念接受下来，却未能将大部分计划变成现实。

当人们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赤贫状况时，经济发展——虽然不一定要靠国家计划来促成——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协调的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是需要的，以促成这种经济发展，上述更进一步的看法源自下列认识：在西方世界已迅速发展了许多代人时，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仍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一个强大的诱发动力被认为是结束这种停滞和产生经济进步所需要的，这种动力显然不会自发地到来，至少不会尽快地到来。

对发展所需要的实际条件的更深入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论点。我们已经发现，今天的南亚各国和处于可比水平时的西方富国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并且具有使南亚各国发展更困难的性质。实际上，除非有力地运用新的要素即国家计划，这些差别将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发展成为不太可能。

通过计划进行迅速和有力的国家干预当然有很多原因。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逐步地降低生活水平并阻碍着发展。如果人口静止不变，就会有自发发展的较大可能性。其次还有资本稀缺，贸易状况也不利。这个清单还必须加上私人部门相对缺乏经营才能和训练，富人不愿把资金冒险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进行投机和赚钱快的风险活动，最后，大型企业有获得过度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趋势。由于这些原因——它们在几个南亚国家的程度各不相同——国家将经常发现有理由使工业本身开始发展，或管理和控制企业经营活动以实现合意方向上的更快发展。

大部分地实现社会与经济平等和福利的理想——它们在所有南亚国家都被宣布为政策目标——的企图也会使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成为必需。尤其是穷国，这种政策需要计划，并同总体计划中的．其他所有措施相结合，以便产生效果并促进而不是危害经济发展。一般地说，如果要实现发展，承袭的不平等和刚性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需要通过协调的政府政策加以缓和。在每一阶段，也能够期望教育本身有某种教育作用。拟定一个计划，广泛地予以宣传和讨论，应该有助于诱导人们从手段和目的来合理地思考问题。南亚所有领导人都知道，发展需要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的根本变化，传统主义的桎梏必须打破。

我们已试图从南亚各国本身的条件、问题和人民的利益角度来予以阐述的国家计划的论据，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最有力。锡兰平均收入较高，但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工业化的自发力量——在种植园以外，扩张可能性有限——十分微弱，因此，即使在锡兰，制订计划的理由也十分充足。像马来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或许有较多的自发发展的潜力，与西方历史上的形式有点相同。但是，人口迅速增长也使这些次等贫困不堪的国家处于必须实行大规模计划的境地。不过，马来亚似乎特别有较为理想的半自发型的发展前景：它的收入水平高得多；与人口规模相比，自然资源还很丰裕，虽然人口正迅速增长；出口的希望看来稍微光明一些；大量的华人提供了该地区罕见的工业企业。只要马来亚能够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保持适度的内部团结和政治稳定，那么它将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能用不着高度的国家计划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这样。

成功的经济计划需要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而同时计划本身成为达到国家巩固的基本工具：首先，因为它将创造一个阐明政府政策的制度结构；其次，因为在计划成功时，结果是更高的经：济水平、人民更大的机会，以及国家更大成就的象征。

以抽象的措词概述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努力的理论基础这一尝试当然并没有说明计划思想的实际出现和传播。实际上，这些国家或其领导人对他们的状况简直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和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他们需要国家计划来克服困难和尽可能快地发展。计划观念的传播有更复杂得多的因果关系。

首先，甚至在领导人中间，对这些国家真实情况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偏向于乐观主义。例如，大多数政府官员长期没有现实地注意到人口趋势的严重含意，甚至在今天，当开始把人口增长作为抽象事实接受时，其严重含意也很少被充分认识到。人们怀有各种虚假的观点以对抗真相。在其他大多数不利条件方面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由态度、制度和低生活水平造成的扩大生产的限制和障碍本来应该推动更透彻得多的补救措施。但它们一般都被置于计划的核心之外；根据就业、储蓄、投资和产出来推理的战后常规方法的应用助长了使这种普遍的偏向合理化，在计划中进行的一切估计的误差因而获得了系统的乐观主义偏向。此外，那些为新国家思考、演说和行动的人——政治家、计划者、行政官员、专家、实业家和商人——只是总人口中的极少数上层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隐蔽的圈子，生活十分舒适，他们一定倾向于用一套幻想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但在注意到这一切以后，事实仍然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的困难十分不同于西方国家曾经面临过的困难，在许多方面大得多，以至于他们最终会倾向于对他们的状况作出一个不同的估价和不同的政策结论。一个包括许多其他结论的这种一般结论是，经济计划的必要性。上面列举的国家计划的逻辑理由最终以这种方式作为原因而起作用。

支持这些信念的是殖民时代和殖民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的倾向和格局。在整个南亚，对于政府官员能够做什么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期望，以及该由他们为人民作组织工作的感情。这种代代相传的对权威的依赖是地方自治和合作的巨大障碍。但它至少有助于使较低层的人服从计划思想。与这一点一致的是官员们容易进行控制和指导。在南亚，行政官员——如果他们认识到需要变化——都往往是“计划者”。

在这些行政官员中间，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关于计划和国家指导私人企业方面的影响，是强大的。对南亚最早的计划者来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具有明确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对在南亚所发展起来的计划思想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具有某种一般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思想方法强调经济因素和注意社会力量以及整个社会体系的一般相互依赖。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期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南亚思想中暗含的教义具有更大的和更具体的影响。

南亚知识分子正从相反的方向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协调的政府政策中计划逐渐展开的情况，这些西方国家都已不同程度地成为福利国家。这种趋势具有的影响与共产主义世界产生的影响并无很大不同，至少在国家计划的好处和有用性的总看法方面是这样。

总起来说，在思想方面，令人惊异的是，对这种计划实际上几乎没有明显的反抗，虽然对计划中的特定政策及其执行与不执行有理所当然的大量反对。不过，情况可能是这样：具有传统理想色彩的先入之见，特别是那些宗教和社会性质方面的先人之见，以某种方式降低了有意识地诱导变化的渴望，这种有意识地诱导变化正是计划思想的精髓。我们对这一点或民众对计划思想的接受程度知之甚少。在南亚和西方，当然还有在共产主义世界。这样讲和写是十分普遍的：好像大众突然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觉醒，并已理性地开始要求迅速发展以改善悲惨的生活。“提高预期的革命’这个术语就是这种思想的表述。但是，这种看法代表了对停滞社会状况的完全误解。知识分子及商业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差距，而这常常使上层社会把这些精英本身在被迫以同样方式生活的情况下可能将有的态度归于民众。

实际上，我们在南亚看到的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接受了计划思想和现代化理想，并且试图在人民中间传播这些思想。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些传播努力中计划思想将发生什么变化。过去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主义格局有助于民众接受计划思想。我们也必须假定它们影响了其内涵。人民被引导到期望或要求政府为他们做更多的事，但没有表现很多改变自己方式的意愿。这无助于发展事业，因为停滞贫穷社会中的计划必须旨在促使人民自身的态度理性化，特别是劝导人民更努力地工作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

计划思想的影响和一国相对程度的贫困及相对程度的缺乏自发性发展之间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更多地意识到需要计划工作。另一方面，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更有利条件使政治领导人自然更相信市场力量。计划的实际成就与中央政策的力量和国家巩固的程度甚至更有力也相互关联。这些因素决定了政府能够关心经济计划的程度和有效行动的可能性。计划本质上是要求一系列鲜明政治决策的政治纲领。

印度尽管贫穷，但比该地区其他国家更为巩固，政府更为有效。在巴基斯坦，认真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军政府上台，军政府至少暂时对该国实行了更多的指导和约束。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工作仍然很不成功，这一事实显然与这些国家的起义与旨在保持团结和有效政府的持续斗争有关。

计划和发展的水平与理性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水平也相互关联。印度在这方面又处于领先地位，锡兰、菲律宾和马来亚紧跟其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较低水平的公开讨论——很受传统限制的束缚，并经常受到离奇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口号的标榜，且一般更易动感情——不能仅仅用“政治困难”的字眼来解释。更准确地说，它们的困难之所以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是因为：或者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理性的而且富有在殖民政府和行政机构长期工作的经验或具备专业资格的人士；或者是主要受过充当密谋者、阴谋家、鼓动者和斗士等训练的人进入了国家领导层，而且为数甚众。

但是，在整个南亚，计划思想已支配了有发言权的上层，提供了公开讨论的形式和方向，并已导致政府计划机构的建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认真的和经常的尝试，检查计划的完成。确实经常达不到计划规定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是否认，在印度像该地区的惟一国家巴基斯坦近年来那样，计划已成为国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民族信仰的原则。毫无疑问，印度实际计划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对计划思想的强烈认识。但同样肯定的是，这种政治发展又加强了计划思想的控制。在印度及最近在巴基斯坦，当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牢固地确立了计划观念时，计划便成为具有自身动力的生意兴隆的商行。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意味深长。计划随后创造了新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改变和影响了现存的制度，有助于现存制度的进步。该国越来越多的有发言权的上层人物在计划中获得既定利益。由于效果日增，计划思想成了一切公共政策讨论的参考标准。政府及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事。并开始作为巨大计划机器的一部分运行。拟定、论证和执行计划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所有的政府政策越来越多地以计划形式出现。

计划要有效果，就必须不断地协调竞争利益和决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在南亚的条件下，当计划成为生意兴隆的商行时，它主要由中央政府同有选举权的州政府和商业界协商组成。同时它所面对的“民主计划”必须得到地区和职能组织的同意。新产生的集体制度和修改后的老制度都成为制度的基础结构的扩展部分，它旨在作为人民参与计划和在计划中合作，特别是执行计划的工具。当然，该国较上层的有组织集团，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单个大企业中的那些集团．更容易作为计划参与者卷入。参与的方式也就变成谈判，这对生产和贸易大规模国有化来说是惟一的选择。最终结果是妥协，对有组织的私人商业界给予考虑。但无论结果是什么，在这种谈判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这些利益集团成为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又受到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影响。

人们对于实际遵循的政策总有反对，这种反对总是由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忽视的利益集团滋生的。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只遇到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散的反对，或者是否与专门限制计划活动、因而反对计划思想本身的很巩固的利益集团相冲突。系统的反对也可以预料会来自相对富裕的集团。首先，计划最可能通过过多的直接与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冲击他们的活动。其次，整个南亚的计划思想承担着改善民众福利的责任。但是，一个事实是，这种激进主义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很多思想意识方面的反对。

穷人并没有得到计划政策的大部分利益，即使这是公开宣布的目标与动机。相反，利益归高居他们之上的阶层享有。更一般地说，推行的各种政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导致较大的经济平等和削弱经济权力的集中。实际权力构结的这种反映说明了为什么较大平等的诺言没有导致上层社会对计划的大肆反对：南亚已有的计划一般向来符合他们的利益。“社会主义”特别是有计划地扩大公共部门也还没有触犯位居民众之上的大企业或任何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和其他天生的保守集团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反对平等化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反对南亚计划思想说法中隐含的控制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事实是，这些政策或者符合他们的直接利益，或者对他们干扰很小。曾出现过的反抗，主要用来使政府保持警惕，警告它不要冒更激进的风险。

上述关于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议论，特别是在印度，是用过去时（未完成体）表达的。因为在60年代中期出现严重经济灾害的情况下，计划曾有三年的中断。印度现在正试图回到五年计划路线上来。如果它成功了，已确立的计划形式就会恢复。

在西方国家，今天也有大量的全面经济计划，虽然这种趋势的加速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已成为与更成熟工业社会的出现有关的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的结果。在南亚不发达国家，计划却是在工业化以前或工业化的很早阶段运用的。而且，在南亚，计划在原理上和方法上都被认为是，首先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和干预行动，然后辅之以市场计划，不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让它通过“自然的”过程随实际需要而成长。因此，南亚的计划并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用来促进发展。它被当作前提条件——实际上是下列假定促成的：不能指望自发的发展。因此，该地区不发达国家被迫采取从西方历史来看是走捷径的办法。

根据南亚情况的必然性，南亚各国的计划变成纲领性的东西。这与西方不同，这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计划是早先引进的。其情况的必然性也意味着，这种计划由于成为纲领，原则上应是全面而完整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具体的、局部的和零碎的，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但是，在共产主义世界，纲领性和全面的计划已被用来从不发达状态促进和指导经济发展，这也是南亚各国所追求的。可以很准确地说，南亚不发达国家正试图做的事是、使用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和全面性的国家计划方法的原理，而又避免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使用这些方法的条件。

南亚各国都专心于“民主计划”。在政治民主已经动摇的地方，甚至在那些已经受到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政治领导人也没有承认或准备强行推行共产主义体制的纪律。除了这些根本性的政治限制以外，他们的经济制度也有差别。他们不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使生产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没有以国家垄断形式组织对外贸易和交换关系。

因此，他们的经济计划是第三种类型。既不同于西方世界，也不同于共产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