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区全部是发展中国家吗

南亚各国已经接受了发展计划的思想，更根本的是，他们已把经济发展视为国家关心的事情，因而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使他们的状况不同于处在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南亚信奉平均主义，这是其计划思想的组成部分，这种思想又必然以各种方式在解放运动中发挥作用。

根据民族气质，对平等理想给予正式认可，无论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程度如何，总意味着南亚国家同西方国家的相似之处。但是。牵涉到一个时间范围问题。当西方国家进入迅速发展时代之际，社会福利国家的概念还在孕育阶段。它包含在学者的抽象前提中和造反者的想象中，但没有成为既定的政府政策宣言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认为它是危险的。一言以蔽之，对南亚前工业国家来说，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信奉平等学说是在苏联以外史无前例的行为。

在所有阐明发展目标的计划中，平等思想处于显著位置。由于计划经常集中注意发展的经济方面，它们强调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以及更普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均等化。其他福利理想通常安排在独立的几章里，如果它们也包括在计划里面的话。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部分理由，当然是普遍的智识化感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内在美德。这意味着，理性的动机在一定限度内将支持更大平等的要求，即使它只能以较慢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而达到。但是，从广泛的社会观点看，显而易见，在南亚，特别是在一些最穷的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类型，常常阻碍了经济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化对发展既有独立价值，又有工具价值。

传统社会等级中固有的所有这些不平等都被认为是发展的障碍。印度的种姓制当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它强化了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和厌恶。由于正统的印度教徒不仅把进行这种劳动的人，而且把他自己种姓以外的一切人都看成是圈外人，它也歪曲并否定了一般人类兄弟般的感情和同情心。

当人们普遍同意更大的平等应该是计划的最高目标时，实际的发展通常趋向于加剧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理性化就把这一目标的实现推迟到经济已有大幅度增长的阶段。据认为，不平等的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是自然的。普遍观察到的事实支持了这种思想：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通常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更大集中，以致有时会得出这种推论：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常常提到西方甚至日本的经验。但是，就其本身来说，这些历史比较并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南亚的情况中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因而可以假定：南亚的发展将由计划促成，这种计划又趋向于实现平等化理想。

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均等化和经济进步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即均等化是否必须付出进步缓慢的代价。尽管对南亚有关的经济因素及其关系还缺乏详细的了解，但是，我们能够列举那里的大量情况说明，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地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

一方面，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反之亦然。因此，经济不平等的缩小往往会使社会不平等缩小，这对经济发展将会产生有利的作用。此外，低生活水平和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个类似的相互联系。因此，鼓励较低阶层的基本消费的措施将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劳动效率并增加生产。把发展简单地视为投资函数的战后常规方法，从上面这两种重要联系中抽象出来，因而这就可能使人们相信，发展不仅能够在没有平均主义的改革的条件下发生，而且，不平等的增加甚至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当更大平等的最高目标被保留，而同时以这种倾向性的方式探讨发展问题，结果就可能是混乱的、机会主义的想法，掩盖了不符合平均主义理想的政策。甚至当改革明显地是由这种理想推动的时候，它们不是依然无效，就是反而有利于不那么穷的人。广义地说，各种援助计划、土地和租赁的改革工作以及村社发展和合作计划就是这样。当然，从长远看，提高健康水平和初级教育水平的努力应该有平等化的作用。但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有一小部分政府支出被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教育制度一般严重地不利于较低阶层。

完全不受政体支配的南亚各国，受到上层阶层及构成上层阶层大部分人的各种集团内部以及集团之间妥协与和解的支配。这个上层阶层成员称自己为“中间阶层”这一事实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印度，政府已试图用各种手段，包括累进所得税。来限制土邦主、地主、工业和金融巨头们的权力和财富。乡村中的上层土地所有者、商人、放债者、一般实业家和中下级公务员，都把这些政策看成是建立更大平等的尝试。这些政策有时十分有效。在公开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更多地考虑“中间阶层”会有利于实现平等的目标。真实的情况当然是，在印度背景下，这个“中间阶层”显然是一小撮上层阶层的一部分。如果在平等的事业上要有真正的进步，需要援助的就是较低阶层。

关于印度所说的情形也适用于该地区其他国家。在巴基斯坦，即使没有种姓制度的刚性，不平等也一样显著。这里，整个上层阶层相对地不太关心社会和经济公平——或至少相信，激起这个问题的舆论是不明智的。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在大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平等问题由于存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等少数种族集团而复杂化了，其中一些集团占据的地位，对大多数人的集团来说是特殊的。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表示要采取激进计划以促进平等。但当内外政治问题增加时，对这种事的兴趣也就淡薄了。

政治民主的理想与社会经济平等的理想密切相联。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是指一个体系，其中，行政官员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人民的愿望由普选权下的选举、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保证广大范围的公民自由来表达。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在于：没有这种平等，政治民主就不会实现。但是，尤其在独立前的日子里，它也经常被视为实行社会和经济革命，或者使社会和经济革命必然发生的基本手段。在印度，不仅尼赫鲁和国民大会中的社会主义派别，而且其他人也都坚信，给贫苦大众以投票权会导致激进改革。

从一开始，信奉政治民主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他们选择的形式借自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又认为这种选择不但是值得称道的，而且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缺乏历史眼光的例子。在南亚急变的时期，西方对于这种政治发展形式等于什么，它是否会起作用，以及它将何去何从等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现实的讨论。甚至现在也很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中欧、东欧和南欧新生民主国家所发生事件的回忆，可能会引起某种不安。但是，即使有这种不安也没有表达出来。

下列事实几乎没有给予考虑：当前方国家处于相应的不发达阶段时，他们的政治结构十分不同。当已达到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时，甚至今天在西欧民主国家长大的青年人，对于只在几十年前他们自己国家的选举权怎样受到限制也不清楚。在工业革命时期，一些西欧国家曾有过议会政治制度，即投票人选举区的代表剧。但它们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历史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例子，高度不发达的国家在普选权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有效的政治民主。同样，没有一个国家在已受到堪与南亚各国相比的贫困与不平等程度之苦时，还试图实现福利国家的平等理想。

享有普选权的充分民主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能成功地进行试验，那时，已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存在相当高度的平等机会。这样，普选权的最终实现就是教育、民众鼓动、组织和首创精神的胜利。在南亚，政治权利从来不必争取，它由居高位者施与，而不用大众去要求。缺乏源于旨在组织自己，运用新的权利以增进自身利益的斗争的刺激。今天，南亚各国仍然面临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怎样同化绝大多数人，使他们自认为是并以行动表现为国家建设过程中责无旁贷的参与者。

所以，南亚新独立的国家能够建立充分民主或维持民主的这种最初希望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这些国家中有四个国家还维持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其他国家已受到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统治。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社会或经济改革。印度处在另一个极端，拥有建立在普选权和较多选民人数基础上的牢固的议会政体。但是，尽管这样，民众更多的还是政治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他们仍然是被动的和不活跃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组织起来保护这些利益。他们并没有行使权力。印度的民主已证明是异常稳定的，但这主要是停滞中的稳定，所谓停滞当然指的是关于需要改革该国刚性的不平等结构方面。

锡兰的议会民主一度沿着井然有序的路线前进。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它以一种无责任感的和混乱的方式运行，政治陷入种族的、语言的和宗教的感情之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猖獗起来。但它并未受军事独裁的影响。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它的军队少，并且没有巴基斯坦或缅甸军队拥有的那种地位。仅有马来亚和菲律宾是该地区保留了议会政治的运行体系的其他两个国家。但是，在马来亚，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马来亚人和华人及印度村社之间利益的巧妙平衡，大部分取决于享有重要政治利益和特权的马来亚人能否在更活跃的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华人不能忍受他们现在所处的次要政治地位之前，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菲律宾的稳定甚至更明显地依赖于高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如果能言善辩的菲律宾人获准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和民主过程的热情，那么，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向操纵政治权力杠杆的地主利益集团和联盟的寡头政治集团提出严重挑战。

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而被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代替。上述变化之所以通常得到宽容那是因为：实行政党制的政治民主，不但腐败无能，而且破坏民族团结。巴基斯坦民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事实：穆斯林联盟不像印度国大党那样，并没有从思想上或以其他方式准备以议会方式处理公共问题。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在试图设计一个议会政治制度时经历的许多困难，也可以追溯到类似的事先无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采取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以随机调整来适应西方民主政治支配的国际形势。由于该国的独裁主义传统，民主深深扎根的机会很小。法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法国被迫离开的方式，几乎没有提供在这些后继政权中实现政治民主的任何希望。

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保留民主政治形式的国家和那些走向独裁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差别比实际存在的更显著。不能说一种政体已证明比另一种更有助于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相反，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

在南亚一些国家，走向独裁主义实际上很少是由外部影响造成的。法国政治不稳定的补救方法是求助于军人戴高乐以恢复政府的作用，这一事实增添了人们对避开选举议会的直接统治体制的敬意。南亚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法国的这种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欢迎。

但是。国外的影响基本上不是颠覆该地区政治民主的决定性因素。南亚民主的一个根本弱点是，它是自上而下的，没有经历大部分人民的斗争。该地区的民主已经动摇或失败时，从来不是因为大众已经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因而迫使贵族也采取自卫行动。换言之。南亚的政治发展格局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几乎毫无一致之处，民众多半依然态度冷淡，而且四分五裂。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对现状感到满意，情形远非如此，特别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民众极端贫困。在乡村穷人中，经常表现出怒形于色的不满。但在政治上，它是失败的，不存在个人进行有效抗议的途径。

鉴于南亚国家在试图建立真正的西方式民主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值得提出疑问的是：他们是否不应该去重复西方发展的早期阶段呢？他们不能努力建立一个牢固的上层阶层政体，诸如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那样的政体吗？可以证明，在受教育、财产和收入条件限制的选举权基础上进行选举的代议制，将更有希望有效地运行并产生借助于稳定给予大量公民自由的政府。只将选举权仅限于有文化人范围之内可能造成一个重要差别。而且，这种制度的发展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选举权的逐渐扩大将自然紧随识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来。

对上述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使该地区的新国家能够经历西方国家的政治演化。南亚还没有任何限制选举权的企图，民主观念也还没有放弃。甚至在这些理想勉强实现时，它们的影响和声望是如此之大，以至能阻止和平与稳定的上层阶级政府的产生。

一旦普选权被接受为道德原则，西欧式的半民主上层阶级政府就不能产生了。从充分民主的退却必须一走到底，必须否定每个人的选举权、或者贬低选举议会，使之变得无关紧要。只剥夺较下层人口的投票权可能会被视为较不“民主”，此举无异于扬恶抑善。整个趋势提供了说明思想力量的例子，即使当这种思想力量被扭曲的时候。用适当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独裁政府可视为这些国家没有而又不能产生的政权的替代物形式——也就是可与工业化之初的西方国家相比的、稳定的上层阶层政体。

像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和前总统苏加诺这样的批评家依靠的是一些殖民时代以前的浪漫的乡村民主观念。他们关于政治重建的思想已带上了关于其人民的相互合作和和谐的特殊天才的黄金时代神话的色彩。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几乎是惟一反对应用西方民主的人，更多地谈论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性，而较少地谈到人民的“天才”。这些思想的结果是：所有的政治体制形式——“指导下的民主”舆论政治、间接选举和直接独裁统治——都建立起来，以代替立足于限制选举权的代议政治。

但是，这种政体的稳定性要以存在稳定的上层阶级社会为前提条件，在这种社会，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满怀信心，并感到内在的安全。在印度，这种社会的基础被独立以后不久实行的反封建改革削弱了。更重要的是，它被政治民主、平等和计划等思想的传播摧毁了。这些思想获得了对上层统治阶层的一定控制作用，至少扰乱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独裁统治代替议会民主的所有情况下，武装力量都是这种代替得以实现的工具。可以证明，这有一些优点。武装力量至少必须按照合理的计划行事，他们还有纪律基础。如果这些政府的军事领导人真正致力于减少阻碍进步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那么，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军事独裁或许是可取的。但是，军队领导人往往来自特权阶级或者打算同这些阶级联姻。并且，为了有效地统治，他们总是被迫同企业与土地所有者集团以及较高级的文官联盟。这经常导致上层阶级的控制活动。

因而，军事独裁是否有利于发展是不确定的。也不容易看清南亚各国政治上将飘向何方。所能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拥有的或将要形成的民主或独裁民治（authoritarian popularism）形式极不同于西方国家处于同样历史阶段时的政治制度。我们又一次必须视南亚为第三世界。

西方国家对南亚政治民主命运的反应是克制的和矛盾的，主要因为冷战的考虑。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害怕南亚，甚至害怕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将走向共产主义。人们普遍假定：如果穷国没有经历十分迅速的经济发展，如果发展的果实不是由民众享有，那么。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当独裁出现时，只要它们是反共的，一些西方评论家就不愿批评它们不民主。在更令人尊敬的知识阶层已日益认识到，在南亚的普遍情况下实现民主理想有巨大的困难。西方作家一直试图对政权形式保持更中立的态度，对从计划角度看的效率更感兴趣，虽然他们不断表明偏好民主。不过，最经常讨论的政治问题仍然是，这些国家是否正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想表示的是，我们对关于南亚未来政治发展的任何预测之有效性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建立在关于民众行为的圆滑看法基础之上的预测的怀疑态度。我们强调，设想既不符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又不符合它在“提高预期的革命”理论中发展的革命事件或没有这种事件，是容易的。例如，即使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印度乡村中的下层阶层完全可能仍然苟安于不平等的枷锁之中。如果由于某些外部影响，他们深受干扰，阶级利益也可能取代现在复杂的利益结构，并导致民众起义，反对特权阶层。在某种情况下，当经济停滞或正在恶化时，外部力量将更有效地鼓动民众。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可能为这种来自外部的革命影响提供更好的温床。

如果“知识型”失业人数增加，这种特殊的“中间阶层”集团可能为组织民众抗议运动提供动力。这类失业的挫折也可能只在表面上找到发泄处：无组织的示威、罢工和骚乱。“受过教育者”和大众之间的差距在这类国家是巨大的，那里，轻视什役工作，尊重教育，因为教育可以免于体力辛劳。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热情可能被纳入革命事业的范畴，在另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口号可能被用来平息刚出现的反抗，特别是如果反抗充满了宗教色彩。对这些无法估量的事件之变化的反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是不同的。

当共产主义被描绘成“绝望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据说那些很穷而且几乎没有改善命运前景的人比那些处境稍微好一些、对未来乐观的人更容易接受它——时，这是一个没有得到经验和仔细分析支持的概括，从长远看，几个南亚国家将很可能更倾向于共产主义。西方国家通过慷慨的援助政策也可能成功地巩固反共政权，虽然有时对民众的经济状况没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

无论出现什么形势，原因都将是复杂的，并且几个国家可能都十分不同。贫困、不平等和缺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预定的或明确的作用。本当对被蹂躏的南亚民众有更多的了解并寄予同情的西方作家，却认为自己必须迎合国内的反共情绪，以便有机会大谈其建立世界各民族间更道义的团结的主张——可悲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