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与“就业不足”

“失业”与“就业不足”_亚洲的戏剧

据一般的理解，劳动力的极端利用不足构成了南亚国家的特征。劳动力的平均产量非常低。产量低的部分原因是许多劳动力闲置，不是完全闲置，就是每日、每周、每月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闲置。但是，即使在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其生产率通常也是低的。这是许多条件的结果，其中有低劳动效率。

劳动力的这种浪费通常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角度来讨论。南亚的“失业”或“就业不足”一起被假定为构成了未开发的生产潜力库。按常规，这一般用缺乏对工资雇员的需求来解释，或者在自雇（the selfemployed）和农民的情况下，用缺乏生产性工作机会来解释。据假定，一旦给予这些人以工作机会，他们就将抓住这些机会。“失业”和“就业不足”都被认为是非自愿的，而对低劳动效率未予以注意。

在经济理论主流中，巨大规模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被视为南亚各国贫困的基本原因。同时，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大量未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劳动力被认为具有生产潜力，能够创造资本和增加生产，因而使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成为可能——简言之，是一种能够用以消除贫困的潜力。因此，计划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把“失业”和“就业不足”输入生产性工作来抽干这个劳动力库（labor reservoir）。

将兴趣集中于“失业”与“就业不足”，集中于工作和工作机会的创造，基本上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于南亚的早期文献中，最关心的问题通常是殖民政府和私人企业家遇到的劳动力持久短缺。或许只有在这个方面，南亚经济问题的现代讨论已更剧烈地走向殖民时代所讨论的问题的反面。劳动力使用的基本问题现在被视为向“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民众提供需求和工作机会的问题，而在不久前则被视为吸引足够数量的工资劳动者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

这种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开始为发展计划而努力的时候。计划者自然把闲置的或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一方面看做是贫困与低生活水平的祸根和原因，另一方面又看做是发展的潜在资源。实际问题就是要想出能够更充分地使用劳动力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曾受到西方国家思想趋势的有力支持，在这些西方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充分就业也被宣布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政府的责任。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南亚的同行——由于他们对西方概念有透彻的了解——把最新的失业观点不折不扣地应用到南亚。

共产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这里面并不包含着劳动力的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另一种观点。他们的影响只意味着，战后的方法在南亚加强了。因此，对于仔细考察支撑西方“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的主要假定在南亚的适用性没有给予鼓励：超过固定工作标准的劳动力闲置，是非自愿的，因而，存在一个劳动力库，可以通过增加需求和扩大工作机会予以开发。对劳动效率不加考虑。

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关于殖民时代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思想从起源上看是重商主义类型的。根据16和17世纪从雇主角度来看的劳动观点，廉价、驯服和有纪律的劳动力供给充足被假定为符合公共利益。重商主义者并不是赤裸的道德败坏的犬儒主义者，而是像殖民时代在南亚掌握权力的殖民主义者和商业人士那样，是作出论证和行动以促进他们视之为公益的事业的人。总的来说，现有证据表明，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无论是种植园、采矿，还是城镇工业——都经常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困扰。无论如何，新工业一般没有遇到大量的、要求就业的劳动力过剩。因为从这个角度看，农村本身也没有产生大量现成的、等待开发的劳动力供给。

补充劳动力方面所经历的困难——以及雇主和政府所持的看法：新企业为落后经济提供了进步——使我们描绘为重商主义分支的政策得到力量和认可。政府和雇主的思想有“事实”背景；对他们来说，这大概看来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且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各种思想对那些持有这些思想的人来说，看来总是从明显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简单的无可争议的结论。

在殖民时代的农业部门，停滞的传统经济中当然有很多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者和乡村工匠中间。人民凭传统爱好办事，受贫困本身的制约，从西方观点看，往往在正常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内空闲无事。即使工作时，他们也工作得没有效率。虽然人民大众很穷，但他们显然并不迫切希望通过增加农业中的劳动投入，且更不用说向工资就业提供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同时，在新的动态经济部门中，曾有过严重感觉到的劳动力短缺。

曾有一种殖民理论为这种现象作解释，其主题是，本地人倾向于空闲无事和无效率，他们不愿意寻找工资职业，是他们没有欲望、经济视野十分有限、关心活命、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性情和偏好闲暇生活的表现。据认为他们对提高其生活水平不感兴趣。在这些各个方面，他们被假定在气质上不同于欧洲人。这往往牵涉到土著与欧洲白人之间的种族差别。

其他一些事实也构成了这种解释。人们普遍看到，炎热而常常潮湿的气候使持久的艰苦劳动令人厌恶，并引起惰性，工作态度也常常与社会制度中各种值得注意的因素有关。对社会和宗教习惯与禁忌强加给体力劳动的许多限制，在殖民时代就曾有过许多评论。人们也常常观察到，营养不足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一般降低了紧张工作的耐力和能力。

尽管除了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流露之外，一般总是秘而不宣，但是，这种态度，特别是种族劣等论仍广泛地为那些在南亚各国工作的欧洲人所持有，许多本地血统的上层人物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后来在政治部门里升居高位或成功地当上了现代大规模企业家的极少数本地人也往往持有这种态度和理论。这提出了一个供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关于土著与欧洲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差别的常规理论现在已得到国内外强大的政治与外交利益的承认，而在这种常规理论的下面还残存着反映了我们称之为“殖民理论”

的一整套畸形态度。这种理论与美国数年以前对待妇女和对待新近的移民或黑人的流行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在殖民时代，这种理论为殖民权力结构提供了合理保护。它帮助证明“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burden）的流行思想，以支配那些理论上不能支配自己的人。它还支持了这种思想：对提高土著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没有多少办法可想，因为他们的境况是气候和不可改变的社会与生物学上的事实的结果。这个结论由于殖民理论的另一个要素而可以更问心无愧地接受：土著人懒惰，无所求而乐在其中，或许比其雄心勃勃驱使自己进行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的不遗余力的拚搏的欧洲人更快乐。众所周知，散布被剥削者特别快乐的观点是特权集团为了将不平等合理化而惯用的手法；快乐而无忧无虑的黑人、幸福而心甘情愿的妇女以及心满意足的奴仆等等的幻想，无不历历展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的知识，像所有的无知一样，往往恰逢其时，并提出了特殊利益的原因。我们的观察经常向无知大开方便之门。承认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观察和推理都是错误的，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在考察它们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

我们已经概括、并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的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战后方法，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殖民时期理论的抗议。实际上，战后方法打下了很多抗议的烙印这个事实使理解早期的主要观点对研究当今的南亚很重要。

殖民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南亚的情况，并用西方标准衡量那里的态度和行为，因而它就得出了南亚人谦卑、屈辱和无礼的特征。但是，从所运用的观点和标准看，没有什么东西从根本上把旧方法和现代法区别开来。不仅那些拥护西方世界的南亚知识分子，而且那些积极反对西方的更有进取心的民族主义者，在从“失业”与“就业不足”角度来讨论劳动力的使用时，都必须应用西方标准。殖民理论之提出旨在既解释南亚缺乏进步，又解释那里的贫困。那些现在希望推动进步的南亚知识分子因而藐视强调进步的障碍的殖民理论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的偶然，失业问题在与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自己发展计划的大致同一时间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和计划的中心。在对该地区不发达、发展和发展计划问题的兴趣爆发中，西方作家几乎机械地倾向于用他们熟悉的词汇来思考问题。南亚的经济学家也受到非常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是用西方词汇进行思考的教育。而且，西方国家的战后方法所具有的感情负担，通过它与激进主义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的密切联系，无疑增加了它对南亚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新的西方方法驳斥了殖民理论中所有有异议的成分。当然，它对种族问题不置一词。或许，模糊的怀疑确实存在，这对种族和生物学的低劣论的殖民假设可能有些意义，但是，这种态度不再是理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科学层次上还是在普及层次上，这种态度旨在解释南亚人民的才能和能力。各类人之间遗传的精神特质上的平等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现代方法中从未受到挑战。这无疑是走向更大合理性的一个进步。

但是在同时，已被强调为不同于西方的环境上的论据也被摈弃了。例如，气候的差别在温带从未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今天，在考虑不发达与发展时，几乎完全忽视了气候。虽然气候在殖民理论中具有很突出的作用。实际上，无论在南亚还是在西方，对劳动力的使用中气候的影响或控制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没作过任何研究。战后方法在其增长模型中对营养、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与劳动投入和效率的关系也没有给予很多注意。甚至当这些因素在南亚的背景中被考虑时，它们也只是从人民福利的观点来考虑的，而没有从其工作的能力与准备或工作时的努力与效率来考虑。

在西方国家，失业被理解成这样一种状况：一个人没有工作，但正在寻找工作。有劳动市场存在，当就业机会出现时，工人完全知道。从计划的角度看，失业和伪装失业代表了“劳动力储备”。这种劳动力储备可视为只等待工作机会的“容易获得的供给”。它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总需求来动员。如果我们能把那里的闲置劳动力视为构成容易获得劳动力供给的失业储备，基本上能够通过扩大工作机会的范围予以开发，那末，南亚的计划上的问题就可以大幅度地简化。

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忽视劳动效率，这个问题将进一步简化。在西方，劳动力根据技能划分成几个部分。工作日的长度、一周和一年的工作日数量由集体协议或立法来决定。除了例外的、自私的情形外，在这些标准化的条件下，可能假定那些失业者想找工作。

南亚的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显然不同。这个问题被以下事实弄得更复杂：南亚大量闲置的劳动力的存在本身已逐渐养成了一种抵制那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措施的态度。在一些地区，效率被视为对就业有害。忽视劳动效率，把劳动力浪费的责任归咎于缺乏劳动力需求和工作机会的趋势——它暗含在战后方法中，曲解了制定计划的各个方面——为许多棘手的问题提供了逃路。

关于就业问题思想中的进一步混淆源自殖民时代以后人口加速增长的意识。正如我们后面将表明的，它的就业的含意并不是人口增长的最重要方面。至少在最近几十年的视野内——这正是一切计划的视野——劳动力的规模并不取决于为了降低出生率所能采取的措施。不过，人口部门一般主要被视为能够预示为迅速增长的劳动力提供就业的需要。

战后研究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方法包括大量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实的假设，它们在西方世界可能十分现实，但在南亚并不现实。下面三个一望而知：

（l）劳动投入主要可作为量予以讨论，而不必特别注意其质，即劳动效率；

（2）总体的劳动投入低，即空闲，可视为“非自愿的”；

（3）因此由“失业”和“就业不足”所表示的空闲的劳动力在下列意义上构成了“容易获得的劳动供给”：提供工作机会是消除空闲所必需的主要条件。

战后方法中暗含的这些假设擅自从南亚国家大多数特有的、并密切相联的环境条件中抽象出来——无论是物质的、技术的、制度的、还是广泛的态度的条件——特别是从下面抽象出来：

（a）气候因素；

（b）低营养水平和健康水平；

（c）制度条件；

（d）由制度造成的、反而又会加强制度的态度；

（e）从上述（a）到（d），尤其是从（c）和（d）产生的劳动相对不流动性，和所有市场，特别是劳动市场的巨大不完全性。

在影响理论经济讨论，并反映在模型和计划中的一般思想模式中，进一步假定：

（4）在经济讨论中，政治、行政和组织问题大多能够绕过；

（5）闲置的劳动力未能被工作机会吸收的一般原因在于互补性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

由于不但投资和流动资金，而且土地和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诸如经理、技术员和熟练工人数量有限，增加它们供给则需要投资，所以，大规模非自愿闲置——根据战后方法就是“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原因可归结为：

（6）内部储蓄和国外流入的资本不足。

暗含的补救办法是经济中投入更大量的资本。因此，同各种经济模型建立起了联系，这些模型把资本投入与总产出的增长联系起来。

有了上述诸项假定，现代方法的各大要素就可以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在南亚，简单地根据就业和“失业”建立的西方模型加上一个附属物——经济的就业成员理论——据认为使这一理论与该地区无论在农业或在其他地方的条件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学说和所作的其他假设的一个含意是：

（7）“失业”和“就业不足”一起都可视为不仅构成了劳动储备，而且同时也构成了储蓄储备。在他们能够开始工作而没有增加总消费的情况下，就业产生的成本——诸如工具和其他资本设备成本——能够减少。总投资量能够增加而不需要有组织的资本市场。

这里十分简单生动地概述了战后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适当地考察南亚的现实，在大量文献中，这种现实是作为偶然的限制条件和保留意见而出现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条件，这种明白易懂的方法还是指导了经济讨论、术语的定义、统计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发展计划的建立。

短时间的反映表明，这些基本假设不适合于南亚的环境。南亚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经济进步、一体化、标准化和合理化过程，上述过程使这些假设在西方可用作总体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作为印度统计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p·c·马哈拉诺比斯教授主要负责通过统计研究说明劳动力的使用问题。他注意到，在政府和公共当局或在有组织的私人大型企业中工作的大约只有0.13亿人享有先进国家通常的那种就业。他说，“失业”这一技术性概念严格地说只能用于这0.13亿人的情况（总劳动力1.6亿人中的0.13亿）；它并不适用于其余的在家庭或小型企业中工作的1.4亿人。

即使这样，马哈拉诺比斯还是试图用战后方法估计印度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程度。这暗含着几个不现实的假设：流动的劳动市场，技能和效率的标准化，机会的普遍认识，以及工人的空闲真正是非自愿的，所以，空闲的劳动力供给等待工作机会，并踊跃抓住工作机会。他提出的数字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其他关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统计资料也是如此。

在西方国家，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储备通常大致等于同一个东西：失业的人数加上偶尔位于边缘的伪装失业。这种储备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需要，主要通过扩大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来动员。在南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代表真正浪费的劳动力的根小一部分。大量的劳动力浪费——无论是因为劳动力完全没有使用，还是只有部分时间使用或以近似无效的方式使用——是该地区经济生活的明显事实之一。就此而论，重点是，劳动的这种松弛几乎不能通过打开总需求的阀门使他们紧张起来。劳动力的使用不足大大超过了扩大需求所能够动员的供给。

相反，大部分劳动力都深藏在气候、社会文化和制度母体之中，这种母体不仅往往使现有的劳动力使用的低水平持久化，而且抵制对新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迅速直接适应。在使低生活水平和劳动效率持久化的制度结构内，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从事无生产力工作的劳动力不可视为构成了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库。其就业状况甚至不能根据自愿和流动劳动市场的合理概念来考虑。当人们探究关于这些事实的已知问题时，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不加批判地照搬于对南亚国家的研究的合理假设就完全失败了。现代方法中假定的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因而被严重地夸大了，这里，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性质是不同的，问题是长期的。“充分就业”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保持态度和制度不变的总体措施就能达到的。其中有组织的市场的有限范围使总体措施解决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远为减少。

当我们使用容易获得的劳动供给这一概念时，我们正在提出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问题：工资劳动市场上和自雇为主的部门中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使多少劳动投入出现？那末实际上，我们感兴趣的是确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观察家的准则的行为事实。但是，即使这种明显简单的问题在南亚也不允许作完全直截了当的回答。答案取决于工人本身的反应，而工人本身甚至可能很难想象这种变化了的事态。其中他们会发现从事新的工作有吸引力，或者工作更长时间，或者更紧张地工作。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计划者支配的劳动力储备时，问题在南亚甚至变得更复杂。这里，我们正试图从关心降低这种浪费的旁观者的观点来把握劳动力的浪费。在计划者的观念中，劳动力储备是在调动了各种政策措施——将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各种效果，包括工人态度的某些变化，以及以这些态度为条件的制度上的一些变化的政策措施——之后，他将任意处理的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与投入。他工作的行为准则因而不同于那些在现有劳动力行为中所显示的和可观察到的准则。

因此，劳动力储备概念变成了一个高度假设性的数量，取决于所有有计划的政策措施的方向和强度。对成千上万的人必须加以诱导，改变他们对待就业与工作的传统态度，直接地——通过教育、宣传、领导、管制或强迫——和间接地通过增加资本投资、改进生产技术，以及改革有关土地所有制度结构这种方法来改变工作条件。依照这些动态的政策，现有的劳动力供给、工作的时间长短和效率本身成为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函数。

把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不足看作劳动储备的一切尝试都暗含着一个政策假定。劳动力储备的大小是所应用的政策措施的函数。它不能以“客观的”方式定义为——因而以经验方式肯定和测量——仅仅与事实有关和独立于政策假定之外。一般地说，有计划的政策措施越是影响深远和有效，它们越是明显地集中注意特定的、增加现有劳动力供给、投入和效率的目标，我们就应该预期有更大的劳动力储备。

这里我们阐述的命题是这样的：在南亚的情况下，由于实际的和逻辑的原因，劳动力储备必须以动态和政策决定的方式来陈述。计划者的储备不能仅仅指单个时刻。而必须假定为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政策诱导的变化能够奏效，而且，这段时间内的劳动力自然增长必须纳入分析之中。此外，切合实际的政策不能唯一地指向增加总劳动投入。它也必须瞄准提高劳动效率。作为最终目标，计划者和决策者必须力争通过在较高劳动效率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充分使用劳动力，来吸收总劳动力储备。从这个意义上看，南亚计划者和决策者可得到的劳动力储备显然比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

实际上，人们对政策措施与总劳动力使用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得非常少，我们把这种函数关系叫做经济分析的主要问题。文献中充斥了一些与世无关的说法：在收益增加时，农业中能节省多少劳动；如果生产合理化了，在其他许多职业中能节约多少劳动。这些说法的一般意义并没有什么错误。它们的基本真理的意识是这些国家计划和决策努力背后的智识力量。但是，除非补充一个南亚国家实际情况中所需要的具体政策措施的详细说明，否则，它们就没有明确的意义。

总之，那些赞成战后方法的人试图以静态方式把劳动力储备定义为既定时点上本来存在的，并且与任何政策假定无关。至于那些工资劳动者，通常的做法是把那些闲置而且能够假定为需要就业的工人看成是劳动力储备。但是，主要任务是定义和测量“就业不足”的数量，就业不足又被理解为抑制在农业自雇和其他家庭经营中的剩余劳力，他们完全或部分闲置，或者以很低的生产率水平工作。这无疑是由下列信念引起的：战后方法需要调整以适应南亚迥然不同的情形。用一个西方失业讨论中的比喻来说，这种剩余经常被称为“伪装失业”。

关于这个论题，虽然有很多变种，但是，“就业不足”思路背后的基本观点却是静态的；它假定在资本设备、生产技术和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组织本身只有微小变化，即使“排除”部分劳动力，也能够得到相同数量的总产。这个静态定义必须建立在一套外在准则的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已建立在劳动较密集地使用的农场经营成果的基础上。在另一些情况下，已经假定，每年只工作一定小时数或天数就符合充分就业。有时没有交代清楚使用了什么标准以及是否假定要完全保留静态条件。

这种思维方式与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与经济学中的传统一致，这种传统是“使概念具体化并达到没有价值前提的政治上有意义的结论。就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使用而论，采用这种做法的吸引力是强大的。一方面，在工人闲置以及就业时工作得很无效率的意义上，实际上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浪费。另一方面，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根治对策触及了爆炸性的政策问题。例如，关于税收、土地和租佃改革、强迫劳动制度的讨论，显然高度充满了既得利益和感情。我们所批评的这个学说试图用玩弄逻辑上行不通的伎俩这个由来已久的方式显示其“博大精深”：定义和测量浪费的劳力而仍然没有说明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把对事实的观察置于这种理论的严格规范中，也导致了对现实的严重歪曲——所有立足于战后方法的理论共有的歪曲。近几十年来，设计“就业不足”概念的尝试已经失败。这个概念根据静态比较来定义劳动力储备，所以能够精确地衡量南亚各国浪费的劳力——其情形在较早的时候曾被描述为“人口过剩”。我们能够尝试进行经验研究的是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即使这种劳动力供给不能精确地测量，这个概念也至少是坚实的和清楚的。它涉及人们在不同情形下将或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并不受先验假设的约束。

我们还知道，从计划者和决策者的角度看，南亚各国的劳动力储备不像西方那样，它比这种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大得多——如果拟定计划来诱导激进的改革政策的话。这是南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但是，在战后方法结构内，不能确定或测定它，在这个问题中，战后方法是静态的，并试图抛开价值前提来发挥作用。它必须作为在一个时期内和一具体情形中，一方是政策措施，另一方是劳动投入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现实地予以研究。

我们已经拒绝了战后研究劳动力使用问题的方法，所以也把“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作为不适合于南亚现实的提法而予以抛弃。这样，我们现在求助于另一种方法——我们相信这种方法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且适合于对南亚实际状况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使用“潜在劳动力”或“劳动力”一词，意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这种劳动力的年龄界限必须由与该地区习惯一致的现实假设来决定。在政策讨论中，这个假设也应该根据随后将予说明的价值前提来考虑可能诱使这些习惯发生变化的方式。

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的速度可用潜在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来指示。计划问题就是设计政治上合理和实际可行的政策工具，以诱导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提高平均生产率的变化。劳动力的生产率能够靠更多的总劳动投入来提高，这取决于：

（a）至少在考虑全年时，劳动力参与率或正式完成某种工作的那部分劳动力。劳动参与率低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南亚国家显然更低。

（b）这种参与者（根据上述定义）的工作时间长度，根据每年工作周数或月数、每周工作天数或每天工作的小时数来衡量。

这种定义使我们能够以下列方式测定闲置程度。通过以假定的工作时间长度标准来衡量，劳动力完全参与后所能实现的总劳动投入就能计算出来。然后，可分两步来确定空闲的程度。首先，从实际参与和时间长度中获得的劳动投入与假定条件下能实现的最大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能够确定。其次，这个差额数能够表示为假定可达到的最大劳动投入的比例。

在战后方法中，空闲被假定为不自愿的。这种研究南亚劳动力使用问题的一厢情愿的方法——暗含在“失业”和“就业不足”概念之中——是无益的。人们可能没有找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找不到，这又必然是缺乏有效市场，以及生活在停滞和很孤立的社会中所造成的见识有限的函数。而且，在使一些人完全不愿意工作，另一些人只愿意自雇或工作于家庭企业方面，社会与宗教的制度和态度起了有力作用。即使准备为雇主工作的那些工作年龄人口也可能只供给本地，或只供给特种雇主的服务，或者只供给某些类型的工作。因此。他们的流动性可能受到他可以工作的地点和做什么工作的限制。

一个要点是，合理计划的范围不能仅限于那些对工作机会作出反应的人，假定目前能够说明和确定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供给数量的话。它也必须指向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指向改变制度和态度，以便更多的人将愿意和能够参与劳动，每年工作更多的小时、更多的天数、周数和月数，并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劳动投入量以外，第二个主要变量是每单位劳动投入的平均产量。它取决于大量因素。

（a）一是劳动效率。这代表劳动产出的质的量度。当在下面从（b）到（e）的一切条件确定时，我们将把它定义为工人的生产率。这样定义的劳动效率取决于工人的体力与脑力——他的健康——这又取决于现有的保健设施，此外还取决于营养水平和其他生活水平；取决于他的教育程度和现有技术水平的职业训练；取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生活和工作态度取决于气候、生活水平、习惯和制度。

但是，生产力水平也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人的素质。它们是：

（b）劳动力的职业分布；

（c）自然资源；

（d）资本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

（e）技术。

因此，劳动力的使用程度取决于三个成分：参与率、时间长度和效率。总的来说，战后方法只专注于其中的第一个比率，且以一种片面的和不现实的倾向方式；而所有三者都是理解南亚劳动力的使用所必需的。而且必须意识到这三者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也存在许多空闲劳动力时，更一般地说，当劳动力充足时，劳动效率通常较低。气候可能也降低了工作长度和强度。由于健康差而引起的体力差和脑力差也是如此，健康差又是由低生活水平造成的。健康不足可能阻碍了劳动参与，或使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健康差通常也降低了实际工作时的劳动效率。劳动效率的提高首先可能导致某些部分的劳动力闲置的增加。劳动参与的大幅度增加可能意味着工作长度和效率将减少。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改变，实际上，计划的目的就是以协调的方式达到所需要的变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到的数量都只是行为方面的，应该能够予以观察和记录。但是，由于收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已受到不现实的战后方法的指导，说明劳动使用不足及其几个部分——参与、时间长度和效率——的可能性受到了严重限制。

甚至仅就受雇于诸如表面上与西方劳动力市场相似且能够进行失业工人登记的那些部门的极小部分劳动力而论，整个南亚的统计基础也是很不可靠的。在西方国家，失业数的估计一般根据两个基本信息来源进行——失业补偿名册和劳工介绍所的登记人数。没有任何失业补偿计划就消除了在劳工介绍所登记的许多刺激，劳工介绍所在南亚也太少且非常集中于一些地方。

对大部分劳动力来说，根据“失业”所作的闲置统计毫无用处。根据“就业不足”来衡量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尝试遇到了上面提到的逻辑困难。的确，“消除”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剩余的整个思路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也许剩余的工人有地方可去。这与下列通常的、圆滑的设想是一致的：工业化由于也向离开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即使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也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表明，南亚的工业化即使进行得更为迅速，也不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里有大得多的劳动力需求，甚至可能意味着制造业减少就业。

此外，我们将证明，直到本世纪末为止。无论生育控制的努力如何，劳动力将十分迅速地增长。由于南亚在任何可想象的条件下，工业化都不能提供许多出路，劳动力的这种增长将必须主要在农业中找到自己的就业位置。“排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整个见解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