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本书通过探讨在香港动作片中,具有形式美感的动作本身及其种种电影化动作的呈现方式,从视听风格、情境设置、文化逻辑、接受心理、风格流变等多个角度予以考察,试图对东方暴力美学这样一种电影美学风格做一次比较全面考察。香港动作片作为东方风格特征明显的商业电影,体现出和美国动作片完全不同的美学特性及文化情趣。
对一种风格的把握,在于无数知觉感受之上的理性升华。而相比之下,本书对香港动作片和东方暴力美学的探讨,更多知觉的描摹,而欠缺理论的深入,更多共时意义上的现象列举,而欠缺历时意义上的源流梳理,更多“量”的积累,而欠缺“质”的提升。另外,电影学一些课题的研究在国内还出于空白状态,比如民族电影视听语言模式的系统探讨,香港电影史的全景式专著,东西方观众在大众通俗文化接受心理意义上的比较研究(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传统美学和雅文化范畴),也使本书在一些课题的写作上也缺乏基本的理论参考。
关于东方暴力美学,还有一些有意义也颇为有趣的课题,因为学识积累有限也未能涉及,比如东方暴力美学的系统源流考证,对西方诸多国家各类型影片具体风格技巧的借鉴,动作/暴力和性爱之间关系上东西方的不同观念,香港动作片进入内地的改变以及由此折射的香港本土独特文化品味和身份等等。这些也是笔者渴望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每一个历史时期,流传给后代的,都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与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会被视为缺乏艺术品位或无足轻重。象先秦民间歌谣、汉画像砖、宋挂枝儿山歌、元杂剧、宋评话、明清小说,在当时都被视为俚俗之物,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创作者本身也多为纯粹的匠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创作是可以流芳百世的艺术作品。而后世之人却从历史的沉淀中,找到它们所具有的时代意义、艺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无疑是电影这一新兴的“第七艺术”。而香港动作片的独特“东方暴力美学”风格,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在形式上的努力开掘深深(或许不自觉地)指向电影的本体。但即使有学者进行研究,也将其视为准艺术品、视为通俗艺术、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到他们可能具有的传诸后世的艺术品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偏差会逐渐得到意识和纠正。在文学研究领域金庸武侠小说的遭遇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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