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因素、竞赛因素和管理因素对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的影响

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动力层是指游泳训练、竞赛、管理的内在动力因素层次,即训练因素、竞赛因素、管理因素。

5.2.3.1　训练因素

影响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训练因素包括竞技游泳训练理念与方法创新、竞技游泳技术创新、竞技游泳训练指导思想。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先进的技术去指导、组织和实施并有效控制运动训练的全过程是科学训练的基本思想,而只有与运动训练活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相符合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称为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指导训练活动获得成功,实现理想的目标。运动训练方法是指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训练实践双边活动中,为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完成训练任务所采取的途径和方法的总称^[25]。

(1)竞技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创新。

1954年4月我国输送第一批游泳运动员赴当时的世界游泳强国——匈牙利,进行为期近2年的学习与访问,成了我国最早学习和引进现代竞技游泳技术、理论及方法的重要标志。我国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的形成与发展是一项完整的系统工程,其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观察与实验、分析与综合、继承与创新的科学理论思想,并从竞技游泳理论、竞技游泳训练、竞技游泳竞赛、训练竞赛的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归纳与综合,对竞技游泳训练、教学和科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训练方法的产生、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训练方法应是人在长期训练实践中对训练科学规律的主观判断与认识。它既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也是人能动干预训练实践的手段,由于训练规律的客观存在和人们追求更高训练水平的方法探索,在训练活动中不断地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认识、归纳、介入、检验、修正、再认识、归纳、介入、检验和修正的不断循环的过程,如图5-38。因此,人们在训练活动中认识训练规律客观存在的同时,运用介入手段提高训练水平的这种关系,决定了科学介入训练实践所具有的对运动训练和竞技能力提高的强大推动力,也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层次向方法操作层次转化的坚实支点。

图5-38　游泳训练规律认识与方法实施逻辑图

回顾和分析我国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发展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与发展主要分成了五个阶段,表5-32是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接轨、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其中经历三次理论发展的快速阶段:第一次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第二次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第三次是21世纪初。在这三个阶段,训练理论的发展和训练方法的创新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创新性特点。

表5-32　不同历史时期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续表

（依许琦改）

①我国游泳理论形成发展阶段——第一次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是我国竞技游泳训练理论快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标志着我国游泳理论的形成发展阶段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游泳训练仍然处于自发状态,从事游泳训练的专业人员屈指可数,因此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研究。当时的游泳训练多采用比较单一的训练方式,量少、强度不高、泳式单一。以长游和练习手、腿配合为主是这一时期训练的特点,针对游泳训练的理论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然而此时的世界游泳训练已进入到技术革新和大运动量训练阶段。为迅速提高我国游泳技术和训练水平,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学习和接受先进国家游泳训练方法与理论。邀请匈牙利和苏联专家先后来华讲学、指导训练,日本、英国、民主德国游泳队相继来华比赛,同时中国游泳队还参加一些国际比赛。除此之外,选派优秀游泳选手到匈牙利、苏联训练,接受外国专家的指导,使得我国游泳队较早地学习并掌握了间歇训练和强度训练等先进训练方法,由于从我国游泳事业的初创期就开始学习当时世界先进游泳训练理论和方法,应该说我国游泳训练理论和方法的着眼点较高、起步较快。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我国游泳理论研究是沿着引进、探索、消化的发展路线不断前行。50年代由于掌握了间歇和强度训练法,提高了训练质量,使得训练水平大幅提高;60年代开始,我国体育界掀起了一个“三从一大”的训练高潮。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大部分运动队都尝试了大运动量训练。其中,游泳训练中开始注重全面的身体训练,认识到加强基础身体素质训练的重要性。同时,特别明确了“陆为水用”的训练原则^[26],提出了“建立在良好的水上耐力和力量基础上的速度和速度耐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快速技术是训练的关键”^[27]的理论观点。在此阶段,我国游泳理论界在训练周期安排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由于不断地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男子短距离项目的成绩提高很快,蛙泳项目曾经3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在男子100m自由泳、100m蝶泳项目上都进入了世界前10名。我国游泳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期,缩短了与世界的差距,此时期的我国游泳训练理论观点也是符合当时世界游泳训练潮流和趋势的。但是由于对世界游泳训练积极开发体能、迅速增大训练负荷量的发展趋向认识不足,再加之随后的“文革”干扰,使得当时的训练观点和思想没能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发展,对我国游泳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较大的损失。

②我国游泳理论学习借鉴与提升赶超阶段—第二次快速发展阶段。

我国竞技游泳理论第二个快速发展阶段包括了两个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我国竞技游泳理论提升赶超时期,21世纪初叶是我国竞技游泳理论形成特色时期。改革开放为我国游泳运动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加强对外交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加速知识更新,逐步深化了对游泳训练规律的认识。

a.我国游泳理论学习借鉴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游泳理论发展潮流已经进入了科学化训练阶段,在注重训练合理负荷结构的训练理念指导下,多周期训练、能量训练、高原训练理论盛行,在训练实践中更注重技术动作的高效性和体能的节省化。这一时期,由于“文革”全面停止训练的10年“空档期”造成了我国游泳与世界游泳的巨大差距,因而,“请进来,走出去”就成了那个时期我国游泳学习和提高理论水平的最佳途径。1983年,民主德国游泳队来华,其中有著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们的身体形态、专项素质和技术水平都给我国游泳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我国游泳队也分赴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训练比赛。1986年民主德国游泳总教练克劳斯·鲁道夫,1988年美国著名游泳专家康希尔曼和丹尼斯及苏联游泳专家费先科相继来华讲学、指导训练。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游泳国家的训练理论,对形成和发展我国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西方游泳训练理论对我国游泳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运用血乳酸指标检测训练、高原训练、训练内容和训练课的安排。通过学习先进训练理论与方法,不仅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还在总结了多年训练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耐力为基础、强度为核心、力量最关键、技术来表现”的训练指导思想。在高原训练方面,我国游泳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在1986—1992年之间一共进行了20次的高原训练,对游泳高原训练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总结了高原训练的基本经验和规律^[28]。在训练安排上则提出:全面安排,有所侧重,因人而异,讲究实效。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的突破,使我国游泳成绩迅速提高,“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战略提到了议事日程,并确定了以短距离和蛙泳作为突破口。

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首次夺得3枚金牌,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全面战胜日本;从1984年中国游泳运动员首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到1992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豪夺4枚金牌的历史性突破,开始了我国游泳运动的第二次腾飞。

b.我国游泳理论提升赶超时期。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竞技游泳理论发展步入可持续化科学训练阶段,其竞技水平日益提高,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优秀运动员科学化训练的水平也日渐提高。原有的能量训练、模拟高原训练、多周期训练等游泳训练理论都出现了适应本国情况的变化,世界高水平游泳运动员的训练经验表明,尽管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遵循着共同的训练理论与方法,具备共同的特征,但世界游泳水平和训练过程的多元化特征也揭示出优秀运动员的训练指导思想、训练内容、方法、负荷安排必定存在许多差异,提示我们对高水平游泳运动员进行个性化训练是完全必要、也是符合游泳训练发展规律的^[29]。

世界游泳训练理论发展的潮流趋势证明,由于各国竞技游泳训练的针对性、灵活性、个性化和创新性,决定了个性化训练是不能简单模仿和重复的。创新是个性化训练的精髓之所在。曾培养出2004年奥运会游泳比赛多项冠军考夫林(Natalie Coughlin)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游泳女队主教练麦克基佛(Terimckeever)说过,要想成为世界上游得最快的人,必须要寻求比其他人更好的、与其他人不同的训练方法^[30]。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游泳理论界总结了我国游泳理论发展两方面的经验:一是不断坚持“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科学化训练,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游泳运动项目在训练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作为指导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三从一大”仍然具有普遍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二是我国高水平教练员对运动员的个性化训练非常重视。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100m蛙泳冠军罗雪娟的蛙泳技术和技术训练具有较高的个性化特征,其教练张亚东在“蛙泳技术训练的个性化特点——罗雪娟的技术训练”中提出,由于蛙泳技术的多样性,在蛙泳技术训练中个性化的体现尤为重要。通过对游泳竞赛规则的分析和对罗雪娟的训练、比赛观察和比赛参数分析,建立罗雪娟的技术训练模式,通过不同时期的技术训练改变其技术风格,形成个性化技术,是罗雪娟训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31]。

由于我国游泳训练理论在借鉴、吸收、消化国外先进训练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不断形成我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使得我国游泳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男子游泳运动员孙杨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了2011年游泳世锦赛男子1500m自由泳金牌,尔后更是在伦敦奥运会上大发异彩,分别夺得400m和1500m两个自由泳项目的金牌,实现我国男子奥运会和世锦赛游泳金牌“零”的两项重大突破。而我国游泳竞技集团在伦敦奥运会游泳赛场上也一鸣惊人,以勇夺5金、2银、3铜的总成绩位列游泳金牌榜次席,全面超越20年前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创造我国游泳运动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

这些都表明了经过几十年摸索和实践,我国游泳训练正走向成熟,形成了一套科学化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为我国游泳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我国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理论与实际脱离、原创性不强、创新力度不大等问题。一方面是我国游泳一线的教练员们在理论实践中,大多注重训练理论的实用性研究^[32],未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开展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是高等院校从事理论研究的教师们往往与游泳实践结合不够紧密,脱离实践,形成了重理论、轻实践的作风。

(2)竞技游泳技术创新。

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长盛不衰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继承的,它既不来自一个国家的人口资源的禀赋,也不来自其运动技能的简单储备,更不来自低水平的训练,它来自于创新,来自于最前沿技术的创新^[33]。技术创新是竞技游泳创新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现代竞技游泳发展的不竭动力。从世界体坛百年强弱更迭规律可以看出,创新则强,固步自封则被淘汰。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竞技游泳运动技术的创新演变史,在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总结和积累了大量而丰富的创新方法和手段。从我国竞技游泳技术创新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演变的轨迹应是沿着学习借鉴→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径不断向前发展。

【案例5-4】中国游泳运动员留学匈牙利学习国外先进蝶泳打腿技术^[34]

1952年,蝶式蛙泳与传统蛙泳在正式比赛中分开,蝶泳才作为一种正式的竞技泳式产生。但在开始时蝶泳仍沿用蛙泳蹬夹水技术,被称为蛙式蝶泳。在50年代游泳技术快速发展变革的时期,谁先提高技术水平,谁就占据了主动,那时我国游泳运动员通过留学匈牙利,学习了匈牙利运动员董贝克的“海豚式”打腿,从而提高了动作效率,成绩也随之快速提高了。

【案例5-5】熟悉蛙泳规则,结合运动员个人特点创新技术,收到奇效^[35]

1986年汉城亚运会后,我国教练员获悉国际泳联将修改规则,即在蛙泳动作中“允许头部有下潜动作,但每次配合后必须露出水面”。我国教练员及时结合黄晓敏的个人特点,创造了“冲潜式”蛙泳技术,大幅度地提高了黄晓敏的比赛速度,使其200m蛙泳成绩在1年内提高了7.22s,并列当年世界第二的好成绩。

【案例5-6】创新游泳出发、接力交接棒及转身技术环节^[36]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我国游泳运动员在科研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出发、接力交接棒和转身技术的训练创新,使我国运动员在出发和转身技术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一技术优势保持至今。

从以上案例中不难看出,我国游泳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较快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我国游泳界适时参悟透了竞赛规则,根据运动员特点而进行了技术革新。由于把握了技术创新这一法宝,使得那一时期的游泳成绩得到了飞速提高。

(3)竞技游泳训练指导思想。

训练指导思想是对运动训练本质及其影响运动训练多维因素的理解,是以训练理论为基础,通过不断积累的训练实践经验,总结形成的提高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的理论导引和思想指南。训练指导思想可以说是教练员进行训练的“世界观”,它贯穿于运动训练过程的始终,在宏观上把握训练的方向,在总体上控制训练的过程。训练理论是训练指导思想的基础,训练指导思想是训练理论在实践中的反映。不同的训练指导思想在训练实践中反映出训练的侧重点,因此考察不同阶段的训练指导思想就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训练理论对竞技游泳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地实践总结出来的。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得当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才会使训练工作行之有效。我国竞技游泳的发展历程表明,竞技游泳训练指导思想的确定必须依托于完善的竞技游泳训练理论及教练员的全面考虑。对于竞技游泳的训练组织而言,指导思想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和作用,它是设计训练方案、确定训练计划的总纲与依据。教练员要建立明确的训练指导思想,才能因材施教,发挥不同运动员的个体优势,激发其更大的潜力,从而在国际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为适应世界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我国游泳训练指导思想的发展是沿着技术改进、低强度训练→身体训练、大强度训练→大运动量训练、中等强度为主→注重力量训练和训练强度→注重训练效率、适合运动员个体特点、寻找最佳控制的个性化训练的发展轨迹。

1983年的全国游泳单项泳式的集训,集中了全国的优秀选手、专家、学者和教练员,共同会诊与研究我国游泳运动员训练问题,开创了我国游泳训练的新模式,发挥了集体攻关的优势。在认真学习国外少年儿童游泳训练的先进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我国少年儿童游泳业余训练的经验,提出了“从小培养、打好基础、系统训练、逐步提高”的十六字方针的业余训练指导思想,对我国游泳训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37]。80年代中期,我国游泳队在总结多年训练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耐力为基础、强度为核心、力量最关键、技术来表现”的训练指导思想,从而为90年代我国游泳运动的腾飞奠定了基础,积蓄了能量。

创新训练理念,提高训练效率,在“走出去,请进来”过程中,大力提倡教练员和运动员要解放思想,加强创新意识。通过外训实践、专家讲课、定期组织教练员研讨会等,继续深入查找过去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问题和误区,大胆否定自我。在个性化训练指导思想基础上,突出技术训练和有效强度训练的重要性,坚持系统高质量的有氧与有效强度训练和高原训练,不断加快游泳项目训练理念更新、创新的步伐,促进训练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5.2.3.2　竞赛因素

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竞赛因素包括竞技游泳规则的演变、世界游泳运动竞争格局与发展态势和我国游泳竞赛制度。

(1)竞技游泳规则的演变。

竞赛规则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要与运动技术、战术的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要有利于促进运动技术、战术的发展变化。运动竞赛的事实表明,竞赛规则是构成运动竞赛的一个必备条件。竞赛规则是使任一特定运动竞赛成其所是的法规或章程。竞赛规则之于运动竞赛带有“法”的特性,它典型地将某种运动竞赛的特定领域、比赛过程、竞赛主体所要取得的特定事态或者先导目标等界定出来,还规定了获取特定目标的指定手段、评分方法以及犯规后的惩罚措施等^[38]。

①竞技游泳规则演变对技术发展的影响。

竞赛规则是竞技体育比赛的规范和法则,是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的导向、运动技术发展的指南以及保证比赛公平竞争、区分高低的准绳。在游泳竞赛活动中,竞赛规程、日程和竞赛规则共同协调和制约着运动竞赛的全过程。规程和日程着重于竞赛的组织管理,规则主要是对技术规范以及确定成绩和有关场地器材条件的规定,见图5-39。

图5-39　游泳竞赛规则限制游泳运动战术与技术的方式和因素关系

竞技游泳规则是竞技游泳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竞技游泳规则的不断完善是游泳比赛顺利进行和竞技水平不断发展的必要保证;竞技游泳规则作为游泳竞赛场上的“法”,保证着竞赛活动的有序进行和持续发展,它不仅在场地器材、行为认定、胜出方式、竞赛特点以及竞赛的时空等方面对游泳竞赛的方方面面给予约束、规定和规范,通过竞赛活动的导引使得竞技游泳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而且其每一次变动都体现着游泳竞赛项目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各国游泳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发挥和排名情况。

从国际泳联实施第一部规则以来,竞技游泳的比赛规则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特别是蛙泳,在现代游泳运动发展的百年间,历经多次规则变化。一方面规则设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技术的不断提高,也催生了新的规则,两者之间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断推动游泳运动向前发展,见表5-33。

表5-33　游泳规则变化对100米蛙泳技术及成绩的影响

续表

作为竞技场上的“法”,规则规定和保障着竞技运动竞赛有条不紊地发展,游泳运动作为奥林匹克竞赛中奖牌设置及项目设置位居第二的项目,它的发展同规则的演变息息相关。从自由式泳姿的出现到1908年国际游泳联合会的成立,直至四个竞技泳姿的最终确立与发展,游泳竞赛规则的演变与竞技游泳的发展在一种“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关系中相互促进着。随着教练员和运动员对竞赛规则的不断领悟和解读,使得竞赛规则逐步成为游泳竞赛场上取胜的法宝。国际游泳联合会对规则的每一次修改都体现着竞技游泳在技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趋势。读懂规则、理解规则、研究规则、运用规则是在当今以百分之一秒定胜负的竞技泳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同时也成为运动员对自身技术做出调整并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保证。

游泳竞赛规则伴随着竞技游泳的发展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竞赛规则的演变保障着竞技游泳朝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竞技游泳技术的发展使得竞赛规则发生演变,但当技术的演变、革新不利于竞技游泳发展之时,竞赛规则必然对此作出限制。游泳竞赛规则的演变与竞技游泳发展间的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关系是促使当今世界泳坛各项世界纪录不断被打破的重要推力之一。游泳竞赛规则的演变趋势将朝着公平化、人性化、科技化、激烈化的方向演变。

②竞技游泳规则的演变对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影响。

竞技游泳规则对竞技游泳的发展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规则的逐步完善促进了游泳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竞技游泳水平的迅速发展。同时,竞技游泳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促进游泳规则的不断演变,形成了一种制约和推动、促进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图5-40　竞技游泳技术和竞技游泳规则的辩证关系(引自李思民,2010年)

从规则的变化对技术发展起导向作用看,每一次新规则的修改,都对竞技游泳的训练和比赛产生一种制约和推动相结合的作用,每次规则的修改都与竞技游泳的创新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规则有了变化,就需要对竞技游泳运动进行创新和改进,从而促进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竞技游泳运动发展了,又会对不合理、不适宜的规则进行修改和更新,在规则的变化和运动发展两个环节之间,技术创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规则的变化、技术创新和游泳运动的发展存在着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如图5-41。

图5-41　游泳规则变化、技术创新和运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图示

(引自李思民,2010年)

规则对竞技游泳技术动作和机会获得的要求,对技术动作环节的限制和松绑,都反映着规则发展的趋向,也直接影响技术的变革并有效地引导技术向它所倡导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竞技游泳规则是游泳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代表了新时期、新阶段游泳运动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正是对国际竞技游泳竞赛规则的深入理解和运用,促进了我国竞技游泳技术的创新,推动了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的发展。

(2)世界游泳运动的竞争格局与发展态势。

①世界游泳运动的竞争格局。

世界游泳运动的竞争格局指在世界范围内由主权国家和地区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所组建的游泳竞技集团,在国际竞技游泳舞台上以竞赛对抗方式和实力竞技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游泳竞技集团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

从第1届现代奥运会游泳比赛开始,百年奥运会(第1～30届)游泳金牌总数共520枚(其中男子284枚、女子236枚)。共有35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奥运会游泳金牌,而荣获金牌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男子134枚,女子95枚,其男、女金牌总数各占奥运会男、女游泳金牌总数的47.18%和40.25%,男女合计229枚,占第1～30届奥运会游泳金牌总数(520枚)的44.04%,接近1/2,可见实力之雄厚,是当今泳坛的头号强国。排在第2、3位的是澳大利亚、德国(含民主德国),排在第4～8位的分别是匈牙利、俄罗斯(含苏联、独联体)、日本、荷兰、英国,见表5-34。

表5-34　第1～30届奥运会游泳金牌榜排名前15位国家

近几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美国虽仍是遥遥领先,一枝独秀,但游泳金牌散布更广,由于各参赛国加大了对游泳项目的投入和支持,泳池内的竞争愈加激烈。不断涌现的泳坛新人和新势力不仅夺得奥运游泳金牌,为国争光,还给当今世界泳坛注入了新鲜活力。

当今世界泳坛数美国为世界超级游泳强国,自第3届现代奥运会开始以来,美国始终稳居奥运会游泳金牌榜的前三。从1920年第7届奥运会开始,在其后长达92年的23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美国17次霸占奥运会游泳金牌榜首位,其霸主地位无人撼动。

随着竞技游泳参与国增多,竞争越加激烈,金牌散布更广,世界竞技游泳竞争格局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由现代奥运会初创发展时期的匈牙利、英国、法国等的相互缠斗到美国超级游泳强国的不断崛起,进入奥运会成熟发展时期的美、澳,美、俄和美、德之间的游泳强国胶着竞争、相互领先的群雄争霸,演变成为奥运会鼎盛发展时期的美国独占鳌头,澳大利亚、德国、匈牙利、俄罗斯、日本、荷兰、英国等西方游泳强国紧跟其后。虽然随着奥运会游泳夺金队伍不断增加,苏里南(第24届)、哥斯达黎加(第26届)和立陶宛(第30届)等小国也能在奥运游泳竞赛中有所斩获,但都未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冲击,反而使得美国的竞争优势不断被强化,各国与之实力差距不断扩大的美国“一超”与欧洲“多强”并存的世界游泳竞争局面。

根据书中对于竞技游泳强国的概念辨析,世界各游泳竞技集团通常根据奥运会游泳金牌榜和奖牌榜来彰显其整体实力,奖牌榜反映各参赛国的总体实力和基础,而金牌榜则集中反映该国顶级竞技游泳人才的数量^[39]。通常将金牌榜前3名称为第一集团,金牌榜第4～8名为第二集团,第9～15名为第三集团。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历届奥运会游泳竞技集团的实力演变趋势,特将历届奥运会的男、女游泳金牌榜前15位国家进行比较,见图5-42。

图5-42　第1～30届奥运会游泳男、女金牌总数分布

从图5-42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历届奥运会男、女游泳金牌共343枚,占历届奥运会游泳金牌总数520枚的65.96%,足以证明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是当今世界游泳强国。从历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的长期实力表现和稳定发挥来看,美国当属世界游泳超级强国;而排在第二集团的匈牙利、俄罗斯、日本、荷兰、英国虽屡夺奥运游泳金牌,但时有起伏,稳定不够,还未能构成对美、澳、德游泳强国的实质威胁,但其大力发展本国竞技游泳的宝贵经验还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位列历届奥运游泳金牌榜第9位的中国和第12～15位的加拿大、南非、意大利、乌克兰是近20年逐渐崛起的世界泳坛新兴势力,但因其竞技游泳发展较晚、起点较低、基础较弱等缘故,未能使其历史排位有所突破;而位列历届奥运游泳金牌榜第10～11位瑞典、法国虽然早在现代奥运会初创时期就确立了优势,金牌有所斩获,但其起伏较大,极不稳定,中间一度从奥运游泳金牌榜中消失,其竞技表现未能确立起竞技游泳大国形象,以上七国就形成了世界竞技游泳第三集团。

世界泳坛格局的发展、演变、形成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今世界游泳竞争格局呈现出以美国“一超”和欧洲、大洋洲“多强”所构成的强势集团和以亚洲为新兴势力代表、由南美洲和非洲所构成的弱势集团的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且在较长时间内这种竞争格局难以打破。在强势集团中,美国竞技游泳实力长期位居首位且更加稳定,优势项目与男、女项目发展均衡,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洋洲和德国呈现出较强的竞技实力,成绩虽偶有起伏,但整体稳定,其优势项目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在历届奥运会游泳竞赛中美、澳、德三强一直占据金牌榜前3的位置,其实力强劲、优势明显,稳定构筑着第一集团;第二集团基本格局变化不大,虽各成员之间竞技成绩和名次排序屡有更迭变动,但以匈、俄、日、荷、英为主要成员的主基调未变,各国均有男、女固有的优势项目。在弱势的第三集团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不断崛起,但是整体竞技实力不够均衡、稳定,形成以女子短距离项目为特色、男子项目不断突破的局面,但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非连续性特征;非洲竞技游泳项目分布较单一,女子较男子项目更加集中,优势项目与潜优势项目不够分明,整体实力也呈非连续性。

②世界竞技游泳运动发展态势。

世界竞技游泳运动发展态势是指一定时期内在世界主要游泳竞技集团的相互对抗与较量的主导作用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世界竞技游泳实力对比状况和总体发展趋势。奥运会是世界竞技体育实力展示的最高平台。奖牌榜清晰、真实、客观地反映着世界各游泳竞技集团和运动员总体水平和实力,最集中、最概括、最准确地记载着各参赛国的竞技游泳成果,也是衡量其对奥林匹克体育项目的贡献标尺。历届奥运会游泳金牌分布情况和均数趋势,分别如表5-35和图5-43所示。

表5-35　历届奥运会游泳金牌分布情况一览表

续表

图5-43　历届奥运会游泳金牌均数趋势图

作为现代竞技体育最高舞台的奥运会,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最高的水平是世界各游泳竞技集团制定的发展战略和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鉴于此,本书将以各国在奥运会游泳比赛表现为依据,选取下列指标对现代竞技游泳的竞争格局进行回顾和分析。

a.金牌榜排名第一的国家金牌数占金牌总数的比例:主要用以显示世界游泳超级强国的实力。

b.获得金牌国家:主要用以显示各游泳竞技集团在历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的实力表现、竞争态势和演变趋势。

c.金牌总数与夺金国家数之比:主要用以显示游泳竞技集团的集中或分散的程度与趋势。通过历届奥运会游泳金牌均数趋势图观察,发现其中金牌平均数越小则夺金国家数越多,即金牌离散程度越大;反之,金牌平均数越大则夺金国家数越少,则金牌集中程度越高。从而显示出各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各竞技集团之间的竞争态势和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3项指标的变化,可将世界竞技游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a.世界竞技游泳运动发展初期,1896—1947年。此阶段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早期,由于刚刚起步,组织机构和制度并不健全。同时,国际泳联(1908年)成立时间晚于国际奥委会(1894年),从而使得现代奥运会与国际泳联的关系未理顺。当时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再加之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现代奥林匹克早期发展十分不顺,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战争原因,第6、12、13届奥运会都未能如期举办,使得现代奥运会出现了两个“断层”,即1916年第6届奥运会“断层”和1940年、1944年第12、13届奥运会“断层”,为世界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一时期,世界竞技游泳运动发展不够稳定,奥运会影响范围小,参赛国少,仅局限于英、美、德、奥、匈等资本主义发达强国。由于当时国际竞技游泳运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运行机制还不顺畅、项目发展十分局限等缘故,使得游泳运动早期竞赛项目设置出现不规范、不科学和不完善的现象。随着竞技游泳运动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竞技游泳运动特征和规律的不断深入的认识,经过百年的不断完善,直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游泳比赛中才形成男、女32个大项的竞技比赛项目,见表5-36。

表5-36　奥运会游泳比赛项目增设情况一览表

①1英里=1609.344m。

续表

因为从第1届至第11届现代奥运会游泳比赛项目设置较少(4～11项),金牌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游泳强国手中。结合以上数据综合考量,从第1届至第5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金牌多集中在当时的游泳强国匈牙利、德国、英国三国,由于金牌仅有4～9枚,所以出现了金牌数与夺金国家数都相对集中的情况。而从第7届至第11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金牌多集中在当时的游泳强国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典六国,尤其以美国和日本最为突出,其中美国连续3届独占奥运会游泳金牌榜首位,日本占据第10、11两届奥运会游泳金牌榜首位,可谓是那个时期当之无愧的竞技游泳强国。在此16年的5届奥运会游泳比赛期间,虽游泳项目设置增加至10～11项,但是夺金国家不断增加,金牌分布进一步分散,其中金牌集中度最高的第7届,共有10枚金牌被美国和瑞典两国瓜分,其中美国独得8枚,占金牌总数的80%;金牌离散度最高的第9届,共有11枚金牌被美国、荷兰、日本、德国、瑞典、阿根廷六国分享,其中美国独得6枚,占金牌总数的54.55%。这些都表明了奥运会游泳参赛国不断增加,金牌不断分散,竞争逐渐激烈的世界竞技游泳发展趋势。

b.“冷战”时期,1947—1991年。“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猛,社会主义阵营快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除直接交战以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的“冷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际局势变化对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冷战”思维延伸到竞技体育领域,表现在各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也不断加大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力度,政治对体育的渗透不断加深,美、苏两国相互抵制各自举办的奥运会,来实现国家政治目的,就是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奥运会游泳比赛规模逐渐扩大,参赛国不断增加,项目设置不断完善;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实力迅速增强,管理架构不断完善,项目推广得当有力;科技水平日新月异,促使各国竞技游泳科学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科研实力不断增强;两个阵营的国家都形成了一整套竞技体育管理和后备人才培养的体制。

这一时期,在竞技游泳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苏联通过重点投入,优势逐渐显示,在一段时间内确立领先地位。民主德国在第19、20、21连续3届奥运会中名列第3位,在第22、24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更是位于金牌榜榜首;而苏联则分别占据第18、21、22这3届奥运会游泳金牌榜的前3位。第22、23、24连续3届奥运会中,民主德国与美国展开激烈角逐,交替领先,并以民主德国两次位列金牌榜榜首为标志,这段历时近10年的时间阶段,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竞技游泳运动的“高潮期”。此后虽时有惊人的表现,但已不能重现昔日的辉煌,见图5-44。

1948—1988年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世界竞技游泳格局经过激烈的竞争、分化、重组,但总体相对稳定。在40年间连续11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美国8次位列金牌榜首位(分别是第14、15、17、18、19、20、21、23届),是当之无愧的超级游泳强国;民主德国分获第22、24届金牌榜首;澳大利亚则仅在第16届奥运会上拔得头筹。而随着游泳项目设置增加至31项,以及夺金国家数量的不断增长,金牌总数的分布进一步分散,体现了更多国家发展游泳运动,参与竞争,使得比赛更具观赏性,竞技水平不断提升,比赛压力越来越大,从而迫使各参赛国不断加大投入和科学研发,以求保持其领先优势地位。在第14～24届奥运会中,金牌集中度最高的是第21届,共有26枚金牌被美国、民主德国、苏联、英国四国瓜分,金牌平均数为6.5枚,其中美国独得13枚,占金牌总数的50%;金牌离散度最高的是第15届,共有11枚金牌被5国分享,金牌平均数为2.2枚,其中美国独得4枚,占金牌总数的36.36%。这些都表明了奥运会各游泳参赛国比拼更为激烈、胶着,也表明了更为紧密的世界竞技游泳竞争态势与发展趋势。

图5-44　世界游泳主要竞争国家金牌数量变化趋势

c.和平与发展时期,从1992年至今。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整体上,国际局势更为稳定,战争威胁降低,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主题,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了全面、快速的发展时期。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加剧,奥运会的影响越发扩大,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日益提高。世界各国都把奥运会当成体现本国综合实力的舞台,因政治原因抵制奥运会的情况极少出现。同一时期,国际游泳联合会举办的世界游泳锦标赛、短池系列赛、世界杯赛等一系列国际赛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用范围越来越广,水平越来越高,这些赛事与奥运会共同把世界竞技游泳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2—2012年,世界竞技游泳竞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经过残酷的角逐,各竞技集团实力更为均衡。在不断地分化、重组、再分化、再重组的过程中,美国更加确立了其无可撼动的世界泳坛霸主地位。随着哥斯达黎加、津巴布韦、立陶宛、苏里南等小国进入夺金国家行列,夺金国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总体趋势还是较为稳定的。在20年间连续6届奥运会游泳比赛中,美国连续6次占据金牌榜首位,所向披靡,无人能及;在游泳项目设置增加至32项的情况下,随着夺金国家数量的不断增加,金牌总数的分布进一步扩散,体现了各国对本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重视程度。一方面是游泳奥运金牌的获得体现了本国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游泳奥运金牌数量仅次于田径,其奥运战略地位尤其突出。从第25～30届奥运会中,金牌集中度最高的是第30届,共有32枚金牌被美国、中国、法国、荷兰、南非、澳大利亚、匈牙利、立陶宛八国瓜分,金牌平均数为4枚,其中美国独得16枚,占金牌总数的50%;金牌离散度最高的是第29届,共有32枚金牌被十三国分享,金牌平均数为2.46枚,其中美国独得12枚,占金牌总数的37.5%。

总而言之,当前国际泳坛呈现出以下几种发展态势:第一,世界游泳运动已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运动成绩迅速提高,破纪录现象屡创新高,使得夺取金牌越发困难;第二,在各竞技游泳集团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竞技表现更加优异的情况下,出现了集中下的分散(例如苏里南、哥斯达黎加等小国参与夺金的国家数不断增加)和分散下的集中(美国长期占据金牌榜榜首,且金牌数量占总数的比例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第三,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竞技游泳新兴势力的崛起,进一步加快了世界游泳的分化、重组的进程,但是未能改变美国的“一超”领导地位和以欧洲及大洋洲为主导力量的“一超多极”世界游泳发展态势。

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同世界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世界竞技游泳运动发展为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带动了我国竞技游泳技术的不断革新,丰富了我国竞技游泳的训练理论与方法。而我国的竞技游泳运动又是世界该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3)我国游泳竞赛制度。

竞赛是检验训练效果的试验场,训练的目的就是在竞赛中获取更好的成绩,完成竞赛目标。因此,竞赛制度对训练过程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竞技游泳项目的竞赛管理受我国竞技体育竞赛管理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竞技游泳运动的训练和竞赛是现代竞技游泳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运动竞赛是现代竞技游泳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没有竞赛检验环节,运动训练将失去动力与创新;没有竞赛激励,运动训练也就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在竞技游泳比赛中争先获胜,就成为各游泳竞技集团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从体育运动竞赛的角度来看,合理的运动竞赛体制是保证竞赛活动的多元功能充分发挥的前提,是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加强运动竞赛体制的研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把握运动竞赛的发展,宏观上引导运动竞赛与运动训练的相互促进和合理协调,为提高运动竞赛的效益、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运动竞赛体制是保证运动竞赛顺利开展的组织体系,以及维护该组织体系运行的竞赛体制、法律法规的总和。运动竞赛体制又可以分为运动竞赛组织管理体制和运动竞赛制度。前者系竞赛的外部结构,后者构成竞赛的内部结构。

体育管理体制是体育管理活动中机构设置、领导关系、权限划分和管理制度所组成的体系的总称。运动竞赛活动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将竞赛作为复杂系统进行思考研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运动竞赛体制则是体育管理体制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发展战略直接影响着体育运动竞赛体制,一个国家的体育管理体制对运动竞赛体制总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①我国运动竞赛组织体制。

有效的管理来自于有效的组织。要获得对运动竞赛活动的有效管理,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实体——运动竞赛的组织体制。我国现行的运动竞赛组织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我国运动竞赛组织体制是政府领导下的一种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其特征是以各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为主,充分发挥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和行业体协等社会体育组织辅助管理作用,实行“分级比赛、分级管理”的结合型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

虽然我国运动竞赛组织机构体系的内部构成关系及系统性能方面有上述优点,但从运动竞赛管理的实践来看,我国现行的运动竞赛的组织领导体系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足和缺陷,如系统内的各层次各部门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充分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作用,系统灵活性和敏锐性较差,而且系统结构关系不够强化,条块间协调关系需要加强。我国运动竞赛组织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系统结构。这个系统的母体组织是国家体育总局,从理论上来讲,它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赋予它充分协调各方面体育工作的角色。通过协调各部委、军区和省市体育的竞赛工作,形成较固定的核心权力机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运动竞赛体制的结构灵活性加大,体育系统内部和外部通过一定的授权可以从事赛事的组织和运作,这些赛事成为我国行政主导型赛事的重要补充,可以起到推动事业发展和放大竞赛本身的社会功能,同时有利于专项竞技水平的提高。

②我国游泳运动竞赛制度的历史沿革。

运动竞赛制度是国家为了协调统一全国的运动竞赛,提高运动竞赛的计划性和有效性而制定的法规性文件。我国现行的运动竞赛制度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和协调下,由各个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制定并颁发的,旨在全面安排和调控各类竞赛,使之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促进训练和竞赛有机结合,调动人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发现和培养运动人才,不断提高竞技运动技术水平,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运动竞赛制度正在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而进行一系列改革,日益完善的竞赛制度对组织训练和科学地安排训练,以及促进运动水平的提高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运动赛事制度自1956年以来发生过以下几次变化。

1956年4月28日,原国家体委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将我国赛事分为以下几类:综合性运动会、单项锦标赛、等级赛、对抗赛和通讯赛以及其他比赛如友谊赛、邀请赛等。游泳锦标赛每年一次;游泳通讯赛每年一次。

1989年6月11日,原国家体委令第1号发布《全国体育运动单项竞赛制度(试行)》,对我国竞赛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界定了赛事的作用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推动群众体育普及的重要手段。单项竞赛制度是制订优秀运动队及其后备队伍的各项目全国体育竞赛计划和规程,是进行竞赛组织管理的准则,并对项目进行了新一轮分类,见表5-37。

表5-37　我国竞赛项目类别一览表

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拉开了我国竞赛制度全面改革的序幕,可以说这一文件是我国竞赛体系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分水岭。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运动竞赛是从1994年开始的^[40]。

1994年9月8日,原国家体委发布《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申办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共11条。《办法》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下称全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运动会(下称城运会)是由国家体委主办,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承办的全国最高层次的综合性运动会”,“制订和实施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申办办法是为适应国际国内竞赛的发展需要,是全面贯彻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全运会和城运会的竞赛周期均为4年,城运会一般在全运会前2年举行”。在第1届全运会和城运会中,游泳都作为重点竞赛项目列入竞赛项目设置中。以上的文件都是标志着我国游泳竞赛制度日渐成熟的代表性文件。

③我国年度游泳竞赛的主要类别。

竞赛类别是运动竞赛的具体形式,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运动会、城市运动会、体育大会、大学生运动会等综合行业运动会的竞赛体系,不同类别的竞赛具有不同的社会内涵和价值,对参赛群体的动员和应激程度不同。全国单项竞赛采取按水平分级比赛、分级管理的办法。竞赛分为正式比赛和辅助性比赛。目前,我国年度竞赛的类别仍然采取的是1989年6月11日原国家体委令第1号发布《全国体育运动单项竞赛制度(试行)》的分类,将赛事类别分为正式比赛和辅助性比赛^[41]。

a.全国正式性游泳比赛。

全国正式性游泳比赛分为锦标赛、冠军赛,见图5-45,现为我国参与单位最多、影响范围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两项游泳赛事。其不仅为各个地区的游泳队提供了锻炼机会,积累了参赛经验,促进了运动员的成长,同时其还担负着选拔人才、参加国际大赛的任务。

图5-45　全国正式性游泳比赛

全国游泳锦标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每年举行1届,按规定报名标准和名额组织的,计算团体总分和单项名次的全国游泳界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

全国游泳冠军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全国各地方省市体育局轮流协办,按规定的报名标准组织的只计名次、不计团体总分的全国最高水平游泳赛事之一。

b.全国辅助性游泳比赛。

全国辅助性游泳比赛分为达标赛、分区赛、邀请赛、调赛、协作区赛、杯赛、通讯赛、集训赛,见图5-46。采取边训练边比赛的办法,练、战结合,用比赛来检查训练的效果。

图5-46　全国辅助性游泳比赛分类

达标赛、分区赛:为参加上一级游泳比赛而组织的选拔性比赛。

邀请赛:根据运动队伍的训练和技术发展需要,由承办单位邀请其他单位参加的多边游泳比赛。

调赛:为了检验训练质量、提高技战术水平,作为奥运重点项目由国家抽调部分单位、部分人员参加的或组织部分游泳重点项目的比赛。

协作区赛:以大区或形成传统的若干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参加单位,共同协商确定并轮流承办的游泳比赛。

杯赛:由厂矿企业等赞助经费,用厂名或产品名称等冠名的各种游泳比赛。

通讯赛:按全国统一的竞赛规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组织的游泳比赛。

集训赛:采取边训练边比赛的办法,练、战结合,检查训练效果的游泳比赛。

5.2.3.3　管理因素

游泳运动发展的管理因素包括我国竞技游泳管理制度、后备力量培养和对外交流。

(1)我国竞技游泳管理制度。

我国竞技游泳管理基本上还是国家管理型,沿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举国体育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为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游泳管理机构是国家游泳管理中心,它是管理全国游泳运动的唯一的全国性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全国比赛规则和政策,计划、组织全国性的游泳比赛,选拔参加国际比赛的运动员。

我国国家游泳管理中心现行人员的配备结构如下: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下辖办公室、奥运保障部、游泳部、跳水部、水球花样游泳部、社会活动部六个部门。游泳管理中心主任根据中心的职责范围,全面主持负责中心各项管理工作,在中心分管项目的副主任领导下,中心所管辖的游泳、花样游泳、跳水、水球四个奥运项目的具体管理,由各项目部门具体负责和指导所管辖运动项目的业务管理,研究和制定所辖运动项目的发展规划、方针政策、项目普及、优秀运动队伍建设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指导项目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建设与发展等相关管理事宜,其中游泳部具体负责游泳项目的各项业务管理。

国家游泳队代表了我国游泳运动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游泳运动在世界的代表。国家队的实力是一个时期国家竞技水平高低的反映,因此,国家队的训练管理对我国游泳运动竞技水平发展至关重要。与一些国家不同,我国国家队训练管理主要采取了集中训练的管理方式,如图5-47所示。在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国家游泳队管理体制是队委会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游泳管理中心的游泳部下设队委会,由队委会对国家队实行统一的管理,队委会下设国家队教练组,教练组在总教练的组织协调下开展日常训练业务管理工作。国家队训练分为蛙泳组,短距离、长距离自由泳组;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教练员就担任相关训练组的负责人,训练组由相关教练员组成,这样更充分体现出集体力量^[42]。由于采取了比较合理的集中管理措施,国家游泳队的训练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运动员的训练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监控。

图5-47　国家游泳队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国家游泳队的训练管理基本是国家体育主管部门领导下的常年集训方式,资金来源完全依靠国家的拨款。这种体制确保了我国奥运会游泳项目取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瞩目成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体育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运动竞赛的水平越来越高,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竞赛活动,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各国都有组织地围绕奥林匹克周期开展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活动,形成了现代体育中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等各级各类竞赛相互联系并具有一定结构的运动竞赛系统^[43]。如图5-48所示。

图5-48　运动竞赛系统的纵向结构目标型图(引自李思民,2010年)

(2)后备力量培养。

一个竞技体育项目能够保持长盛不衰,其后备力量的培养至关重要。游泳运动属于体能主导类速度力量性项群,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以良好体能和技术表现为支撑,在激烈竞争中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均衡游完全程才能获得佳绩。在当前游泳运动飞速发展、运动基础设施和训练条件和水平日益接近的情况下,运动员后备力量培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充足的后备人才数量避免竞技游泳出现人才“断档”,而后备人才的质量是竞技游泳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影响竞技游泳后备力量来源的重要因素。运动训练是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核心,是施加人为影响的主要手段,也是运动员成材的关键环节。运动训练的好坏直接影响竞技游泳后备人才的质量。我国游泳运动主管部门在做好国家集训队训练工作的同时,对训练体系中后备力量的培养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帮助,主要采用重点项目布局的方法调控基层单位的训练,高度重视青少年训练工作,从资金、政策方面进行扶持,组织开展青少年大集训工作。

①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训练培养体系。

任何科学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游泳运动员科学选材也不例外。随着竞技游泳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赛事规则的不断改革,对游泳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呈现出向身材大型化、肌肉力量型、技术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员的训练具有业余体校—体工队—国家队一条龙三级训练、选材培养体系,呈金字塔形。如图5-49所示,幼儿园、中小学锻炼小组、俱乐部代表队都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属于运动员选材和培养的基础阶段;少年体校和重点中学队属于运动员选材和培养的初级阶段,金字塔结构中的基础和初级阶段的运动员选材和培养就构成了我国游泳后备力量培养体系的“塔基”部分;省、市、区体工队,体育运动学校,体院、重点高校队都处于金字塔的中间层,属于运动选材和培养体系的中级阶段,构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塔身”;国家队及国家青年队处于金字塔的最高层,属于运动员选材和培养体系的高级形式,即金字塔结构的“塔尖”部分。

图5-49　我国运动员训练体系和选材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运动训练学导论,2007年)

我国竞技游泳要更好地培养后备力量,需要健全运动员管理制度和完善游泳竞赛体制,建立“体、教、研相结合”的训练培养体系,建立适合竞技游泳特点的科学选材体系,加大对游泳场馆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为游泳运动员的培养提供资金方面的有力保障,提高教练员的理论与训练水平,构建“选材—训练—科研”体系。

②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体制上,如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训练的科学选材度不高、我国游泳运动员的就业与出路状况不理想、后备人才“教体结合”培养结合度不高。制约因素则主要表现在游泳竞赛体制和运动员管理制度尚不健全,训练时间不充足,训练效率不高;从事竞技游泳系统训练的后备人员不足;高水平教练员与基层教练员缺乏;科研水平低、研究成果匮乏,见图5-50。

图5-50　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

③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体系缺陷。

我国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是两个既紧密联系又有原则区别的活动过程。运动训练的目的是参加比赛,而竞赛反过来又促进训练和参赛水平的提高,现代多种竞赛制度成为训练改革的重要促进因素,也是促进运动成绩极值化的动因。因此,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制约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核心内涵。为适应国际比赛的要求,我国形成了以体育系统培养为主、教育系统培养为辅、社会力量不断参与的多元化游泳运动员培养格局,见图5-51。

图5-51　我国游泳运动员培养多元化格局示意图

我国体育系统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如表5-38,由于体育系统的游泳后备人才培养具备举国体制支持和“一条龙”训练资源优化配置,使其拥有先天发展优势,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其训练体系完备、层级分明、竞赛机会多、人才梯队递进有序、训练保障全面得力,这些先天条件都造就了体育系统培养的运动员占据这个群体的主导地位。

表5-38　我国体育系统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的教育系统和社会力量培养途径都是体育系统之外的有益补充。因为两者位于举国体制之外,在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资源配置中处于“底层”,使其先天不足,其系统培养内部存在训练基础条件差、资源配置落后、科学训练水平低、学训矛盾突出、竞赛设置不合理等一系列弊端。以上种种原因阻碍了“教体结合”等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壮大。

教育系统虽然设置了系统内的小、中、大学游泳竞赛活动,但参赛运动员仍以体育系统培养的在校学生为主,由于“资源共享”的缘故,体育系统培养的运动员具备学生兼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其参赛资格随意受到竞赛性质和规格的导向,从而使得教育系统未能形成独具特色的运动员培养体系(表5-39)。又因为两种后备人才培养途径存在资源调配、培养模式、运转机制的系统差异性,使得体育系统游泳人才培养途径和教育系统人才培养途径存在本质区别,未能形成有效合力,导致教育系统的培养途径仅仅只是作为补充形式而存在,教育系统的培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使得缺乏系统发展动力,规模受到制度限制。在这一点上,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途径与组织体系与美国等西方游泳强国存在着制度上的本质区别,也正是因为这些区别导致我国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美国等强国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表5-39　我国教育系统竞技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续表

(3)对外交流。

我国游泳运动的“请进来,走出去”战略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游泳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使我们不走或少走弯路,体育管理部门加强了对外交流活动。这些交流也为我国竞技游泳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运动员的训练水平与世界水平存在20～30年的差距。而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研究解决了运动员全面身体训练与专项身体训练,运动技术训练、意志品质训练和心理训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从少年开始的多年系统训练、训练周期、人体运动负荷与恢复、科学选材等一系列先进的理论方法。1953年,我国第1次派出150人的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途经莫斯科训练半个月,我国运动员迅速提高了成绩,如游泳选手吴传玉的100m仰泳,提高了5.2秒,在这次运动会上获得冠军,为新中国在国际体坛升起了第1面五星红旗。通过交往引进先进技术开始显示积极的成果。苏联政府于1955年年底、1956年年初派游泳等7个项目共12名教练员到我国国家队执教1～2年。紧接着匈牙利游泳教练及以后陆续几批苏联及东欧教练来华,直接传授先进游泳训练理论与经验,大大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先进训练水平的差距^[44]。

1954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我国派出25名青年足球队员和24名年轻游泳选手到匈牙利训练,时间长达1年半左右。这是走出国门接受先进训练理论与经验的重要尝试,实践证明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在匈牙利优秀教练员的热情指导下,这批人才成为国家队的骨干力量,日后不少人担任了游泳项目的全国及地方协会领导人、主教练,为发展游泳事业和攀登世界技术高峰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据许琦研究^[45],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不同阶段的交流人次变化情况分析得出,1972—2010年国家游泳队出访次数的变化,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竞技游泳发展战略决策者寄希望于通过多参与国际游泳竞赛活动,来促使运动水平的尽快恢复。因此,那时的对外交流开始逐渐增加,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对外交流活动已常态化,次数较为频繁,见图5-52。

图5-52　国家游泳队出访次数(依据许琦改制)

从参加比赛的性质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出访交流的主要任务是参加邀请赛。随后,由于国际泳联赛事逐渐增多,国家游泳队参加各国邀请赛的次数明显减少,基本固定在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短池系列赛和亚运会等洲际重大比赛,对外交流活动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对外交流的国家分析,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区域转移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80年代之后交流的重点逐渐向欧美国家转移,一方面是因为我国1979年恢复了在国际泳联的合法席位后,使得能够正常参加国际游泳竞赛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竞技游泳水平的逐渐提高,也需要更高竞赛水平加以检验,而不仅仅满足于参加一般水平或政治色彩较浓的比赛。

从表5-40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交流活动情况。表中数据显示,我国重要的竞技游泳教学交流活动多集中在20世纪50、70、80年代。由于当时我国竞技游泳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落后,促使积极实施“请进来”战略,通过与世界游泳强国游泳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交流,达到通过学习游泳先进理论、借鉴先进训练方法来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目的。那一时期的我国游泳对外交流学习活动,对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产生了深远意义,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应该说我国竞技游泳的发展得益于诸多来华讲学的外国专家。

表5-40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游泳的重要对外交流活动

续表

通过对我国游泳运动对外交流活动的梳理和反思,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在我国竞技游泳水平还十分落后的时候,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外国专家给我们传授了先进训练理论与方法,提高了理论视野,丰富了训练的方法与手段;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丰富了参赛经验,提高了实战水平,达到了以赛促练、赛训结合的目的;同时随着国家游泳队频繁参加国际大赛,展现了国家形象和精神风貌,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沟通和了解,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注释】

[1]吕树庭.从中日竞技体育的兴衰看体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J].体育科学,1990,(3):1-6.

[2]梁晓龙.当代中国体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之四——正确认识和处理体育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J].体育文化导刊,2003,(7):3-5.

[3]民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国家体委文件.关于招收和分配优秀运动员等问题的联合通知.民发〔1980〕26号、(80)劳总计字81号、(80)体政字253号.

[4]国家体育总局.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148.

[5]张晓义.“二战”后国际体育大发展的国际政治学分析[J].体育学刊,2010(3):17-18.

[6]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游泳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6-8.

[7]张彩珍.中国游泳运动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45-48.

[8]陈运鹏,罗京生.绿水风流(三)[J].游泳,1995(1):17.

[9]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74.

[10]张燕.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分析:基于广州市的实证分析[J].现代商业,2010(2):76-77.

[11]张涛.影响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经济学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6,22(5):32-35.

[12]奚红妹,魏农建,左鹏,等.中国城市消费者个体差异对体育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影响[J].体育科学,2010,30(3):30-35.

[13]李敦厚.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Z].北京: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1999:9-10.

[14]陈林祥.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政策选择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7,27(3):75-82.

[15]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6-93.

[16]黄莉.从体育强国内涵探究体育综合实力构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4):15-19.

[17]柏慧敏.体育强国的文化解读[J].体育科研,2009,30(4):28-30.

[18]袁大任.强化中国体育软实力可选方案[J].体育文化导刊,2009(1):1-2.

[19]张莉,南普随.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国际形象分析[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1):44-50.

[20]谢雪峰,唐宏贵,张江南,等.体育生态论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33.

[21]张少云,徐振兵.论体育审美价值及其效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5,(3):22-24.

[22]肖林鹏.中国竞技体育人力资源调控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25(1):19-22.

[23]郝强,康萍.我国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制度创新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1,(6):1-3.

[24]许琦.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规律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6:85.

[25]胡亦海.竞技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51.

[26]张彩珍.中国游泳运动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133.

[27]张彩珍.中国游泳运动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136.

[28]翁庆章,钟伯光.高原训练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215-216.

[29]温宇红.高水平游泳训练的个性化需求与组织方略[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2006:2.

[30]Mckeever T.How They Train Natalie Coughlin[J].Swimming World,2005,(5):38-39.

[31]张亚东.蛙泳技术训练的个性化特点——罗雪娟的技术训练[J].游泳,2003,(1):24-26.

[32]许琦.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规律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2004:115.

[33]梁慈民.论竞技体育前沿技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55.

[34]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游泳教材小组.游泳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101.

[35]谢亚龙,王汝英,等.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344-345.

[36]许琦.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规律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2004:116.

[37]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游泳教材小组.游泳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283-284.

[38]刘卓,任杰.论“运动竞赛规则的内在精神”——伦理学视角[J].体育文化导刊,2006,(1):59-60.

[39]叶加宝,李宗浩,裴立新.第28届奥运会我国竞争实力的目标定位及可持续发展对策[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2,18(4):1-5.

[40]袁守龙.我国竞技体育赛事组合系统结构的优化与应用[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2004:88.

[41]杨桦,李宗浩,池建.运动训练学导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301.

[42]许琦.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规律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71.

[43]李思民.我国竞技体操运动的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规律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10:65-66.

[44]林淑英,杜利军,胥德顺,王彤瑜,叶明.中国与前苏联东欧体育交往及其影响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0,20(6):11-14.

[45]许琦.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规律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