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在戴维和阿瑟对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把研究中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首先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是诺斯。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由于制度的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两方面因素。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是选择范围缩小。在制度变迁中,既存在有效的路径,也有非生产性的路径,而现实中的制度变迁往往是二者的混合。总之,将路径依赖引入到制度的分析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Historymatters)。
6.4.2.1 路径依赖的产生原因
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产生原因,戴维(1994)[9]认为,一般说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生根源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①制度是协同博弈(Co-ordination Games)的解,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多重预期(Mutiple Expectations)总是存在的,而这些预期又无一例外地植根于初始条件,于是制度变迁必然是初始条件依赖的;
②组织内部交流体系编码投资的不可逆性;
③组织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彼此之间不可避免的交错性和相关性,新目标的附加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因此它们总倾向于在既定的路径中发展。
诺斯总结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产生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报酬递增;二是由显著的交易成本所决定的不完全市场。他认为,制度变迁如同技术变迁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机制。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一书中他指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制度变迁,因为报酬递增的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拥有这些技术的组织竞争。所不同的是,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制度变迁与现行的制度框架、网络外部性和制度基本网络相关,而非与某个特定的制度相关,制度安排会诱致互补性组织形式,而后者反过来又鼓励新的互补性制度的形成。这里的报酬递增指的是,市场状况的复杂性需要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地与市场实际相吻合,以便保证制度实施的可行性。简言之,一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递增的报酬又会使特定的制度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了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诺斯指出:“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我们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与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10]
然而,报酬递增所决定的制度的长期变迁,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良性轨迹,而很可能恰恰相反。这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完全程度。另一方面,由显著的交易成本所决定的不完全市场,使得非效率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在报酬递增的前提下,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者是大致接近零交易费用,报酬递增造成的低效率路径依赖很容易得到校正。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心智模式的不完备及其信息反馈的不完备和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因此,在一些对生产活动无激励效应的制度初始安排中所具有的报酬递增这个特征,将衍生出一些维系现存制度约束的组织或利益集制度可能长期存在,甚至导致制度路径锁定。因此,在从技术和报酬递增转向具体的制度时,诺斯从心智模式、政治过程两个方面对路径依赖做了解释,并据此断言,由于经济、政治的交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制约,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但是没有存在报酬递增时,制度则是重要的,阿瑟的所有四个自我强化的机制是适用的,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11]
6.4.2.2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
诺斯认为,制度的报酬递增会导致自我强化机制的发生,进一步增强曾经给出的路径的方向。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被诺斯表述为,“当制度的创立如美国1787年的宪法一样是重新开始的时候,初始建立的成本就很高,由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其结果,组织将演进到考虑由此框架所确立的机会。与其他组织的合约会产生直接的协作效应,通过政治团体的互补性活动会间接诱致投资。更为重要的是,正式规则将导致大量非正规制约的创立,它们会被用来修正正规规则,以及将它们延伸到具体的运用。还会产生适应性预期,因为随着基于某一制度的合约不断居支配地位,会诱致关于该规则永久性的不确定性。”[12]
具体来看,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
①制度的初设成本(Set-up Cost)。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设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
②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但变化的方向取决于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行动个体所具有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其对回报率的预期;现有制度框架提供竞争激励,迫使人们和组织进行学习,获得技术和知识以求生存,而这些技术和知识与组织取得这些技术知识的方法将逐渐地改变现有制度。
③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它是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成政治团体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产生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而实现的。意向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他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和协调这项正式规则发挥作用。
④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它的含义是,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
随后,诺斯(1990)、格雷夫(1997)、凯姆普(Kemp,1997)、温德鲁姆(Windnm,1999)和皮尔森(2000)把自我强化机制的分析扩展到法学和经济学、政治学中,给出了其他物种自增强机制,即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人们的主管理解、既得利益约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伍尔德曼(2004)[13]则认为,制度变迁过程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在确定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时,要和技术路径依赖过程进行区别。他分析了转换成本、运行成本、网络外部性、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既得利益约束、人们的主观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10种自我强化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判别自我强化机制的方法,并对各种自我强化机制在制度路径依赖过程中的作用大小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在这10种自我强化机制中,转换成本(伍尔德曼,2004)、运行成本(伍尔德曼,2004)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温德鲁姆,1999)是造成制度锁定的关键因素,而正式的法律约束(诺斯,1990)、非正式文化约束(格雷夫,1997)和既得利益约束(凯姆普,1997)虽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却决定了转换成本的大小,起到强化或者减弱制度锁定效应的作用。同样,网络外部性(阿瑟,1994)和学习效应(阿瑟,1994)也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决定了运行成本的大小。人们的主观理解(凯姆普,1997)和适应性预期(阿瑟,1994)是更次要的机制,它们通过影响其余8种机制起作用。伍尔德曼用图表示了这10种自我强化机制之间的关系,如图6-5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各种自我强化机制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彼此影响,以复杂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推动动态系统走向路径依赖。
总而言之,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的制度的路径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由以上因素决定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结果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图6-5 各种自我强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伍尔德曼,1996)
①多重均衡。它表明事物演化的最终结果即使趋向于定态,但可能趋于的定态也并非唯一,具体达到哪个均衡可能取决于外界随机因素。
②可能的非效率。即事物演化最后趋向的结果可能不是效率最优的,高效率的制度可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而未能被采纳,从而被一些非效率的制度替代。
③锁定。当系统达到一个均衡态后,由于它在一定范围是稳定的,因而很难从中摆脱出来,即被锁定。
④路径依赖。一些小时间或随机环境的结果决定某些结,而这些特定的结一旦形成,就导致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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