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以外的劳动力使用

和农业部门一样，南亚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也深深地受到殖民主义时代的影响。欧洲人随同他们的侵入带进了他们自己拥有的各类轻工业的生产，以及数量很大的农业加工工业。这些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很大，但其趋势却对传统的城市手工业带来了压力。这不仅体现在机器制造产品带来的新的竞争力上，而且前殖民主义统治者所维持的对民族手工业的支持也同时减弱了。虽然手工业因上述原因而衰退，但传统的制造工业却没有消失。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传统的制造工业仍然是制造工业的主导形式，特别是从雇用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来看更是如此。

这些手工业有吸收许多当地农业现代特点的趋势。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当代的手艺人工作的绝大部分使用原始的工具，依靠手工完成。与农民一样，许多为销售产品而生产的手艺人都控制在借贷者、原材料供应者以及收购并推销其产品的中间商的手中。许多南亚手工业作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他们经常雇用劳动力来弥补家庭人员的不足，但雇用的工人经常来自少数民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受雇人员生活在雇主家中，他们的地位十分类似于仆人，他们不仅参加生产，还要从事家务劳动。

在南亚，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组织得十分好的企业，这些企业一开始就是由欧洲人、亚洲人（如中国人和印度商人）创建、筹资和管理的。近来，许多这样的企业都被当地人或者政府接管了。一些例子表明，南亚人自己也开始了一些十分复杂的商务活动。但是，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甚至在旧殖民主义飞地的部分孤岛上建立的），也不能完全不受到本地社会和制度的环境影响。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策略传到南亚后，都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对南亚劳动力使用的影响常常完全不同于在西方的正常条件下所出现的那样。

首先，在殖民主义时期，欧洲人在招募和雇用地方劳动力上的困难促使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方法。一些伪装下的强制方法经常被用来招聘、雇用劳动力。过去的低工资常常迫使人们离乡背井。这种方法可能节约了受雇人员的工资，但同时也造就了一支不稳定的劳动队伍。在那些年代，工作时间漫长，工作条件也十分恶劣。独立以后，许多南亚国家通过制定法律以改善这些环境。但是，整个南亚依然存在着法规中描述的情况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差异。仅仅有一些随机选择的、对工业企业中雇用的少数民族雇员生活状况的临时检查，这些检查是为了发现企业中不利于实现最大效益的住房、卫生和营养状况的。政府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似乎也没有有效地执行。

广而言之，南亚的管理状况也没有能够创立一个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环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大型企业的企业家，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都倾向于采取大的不在地主的态度。虽然这些人也有意识地比典型的不在地主更多地控制企业里的投资，但他们在日常的管理中还是可能不进行直接管理。大量的职能工作直接由西方经济学称为有广泛自由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去完成。

除开这种管理的形式对经济中现代部门的增长和扩展的可能性的影响，它也对劳动效率产生了一些，虽然不是十分明显的影响。在现代的西方环境中，工会运动作为增进工作条件的标准化的潜在工具，已经出现。在南亚，弱点就是现代制造部门的工会运动的统治特点。虽然许多相互依赖的因素以此为基础——在这些因素中，工人由于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要依靠其雇主，而且失业现象又很严重对，工人讨价还价的困难很大——这必须部分地归因于本地包工头的管理问题。作为包工头的权力，他们对较多的工作流动率负有重大的责任。包工头的重要地位也会阻挠统一劳工组织的形成，这是因为工头自己——他们在不同环境中可用他们不可怀疑的才能去组织工会——享受现状的既得利益。

显然，甚至在“现代”或者“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中，支配劳动力的使用和影响劳动成果的力量与当今典型的先进经济以及西方分析模型中所预料的力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甚至许多组织形式已大大地超过了本地经济机构的状况，但现代的部门也不能避免其外部的广泛影响。许多现代化的企业，尽管是飞地，也不能完全地与南亚社会和经济的生活分开。

许多南亚国家在农业之外还有基本上在城区工作的经济活动的第三团体，它有时被称为“非正规组织的团体”。这包括广泛的不同种类的活动，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一套既区别于十分正规的西方化的生产单位，又区别于传统乡村手工业的制度特征。然而，绝大多数都趋向于保持传统的风格，即强调家庭作为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南亚的这些服务业中从业的城区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地超过了城区生产行业中所有各类人员的比例。拥挤的零售行业、包括叫卖的小贩，组成另外一大部分，虽然这一行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充斥着外国人，它组织得更好。所有职业的特点是，劳动投入低而不充分。

广义地说，传统农业外的经济活动形式缺乏作为现代西方经济特点的持续时间和劳动效率标准的制度控制。虽然，组织得十分好的企业能比雇用了许多城市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或其他缺乏组织的企业有更好的控制和纪律，但依然存在着对它们努力的有效成果的严重抑制作用。例如，在大规模的制造业中，低水平的卫生和营养条件大大地降低了效率，更不必说恶劣的住房条件对体力的有效性和劳动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讲，大农场雇员的身体状况要好一些，但他们的地位与其他在先进组织中的工人有根本的区别，农场中的雇员们没有流动的自由。甚至在他们没有长期合同的束缚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遇到了不相容的环境也不能进入新的就业领域。

在这一点上，应该分清可能影响长期失业问题的南亚力量与西方力量之间的区别。南亚人在有组织的经济部门失去工作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失业”。在没有提供失业救济的社会中，那些不能回到乡村或者由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供养的那些人必须在城市地区临时性的或较长期的大量经济活动中找到一些工作。相当大数量的劳动力从未被有组织的部门雇用的情况同样是真实的。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对非农业就业的可能性的强烈影响是城区过多的人口。如果这一趋势归因于城市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那么工人们就完全可以被安排到这些新的工作中去。但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下降和传统农村手工业的衰退部分地引起了向南亚城市的移民。在其他方面，城市生活的吸引、摆脱单调的农村生活也刺激了移民的倾向。南亚的计划人员认为，向城市的移民倾向还将继续。与西方产业革命时期发生的情况相比，一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比较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失业人数没有令人恐惧地增长，人们认为新的就业机会必定在城市区域内获得时，这一观点部分地被官方思想所接受。许多系统而详细的研究都急迫地要求阐明移民的原因和后果。不幸的是，预先认定农村向城市移民是工业扩张的正常而健康的副产品的官方态度没有为这种研究创造理想的气候。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工作持续时间——劳动力利用的总体分析，在传统农业之外比在其内部更为直截了当。严重地影响农业现行工作方式的季节性对经济中工作时间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农业之外，制度的环境具有更多的意义。在现代和城市经济中，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的工作日和周时间的长短正越来越标准化或列入了法律。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反，在南亚的制造业中，在要求缩短和规范工作时间方面，工人们自己有组织的主张只起到很小的作用。自发的劳动组织十分弱小和缺乏影响。改进和规范工作条件的意见主要是由政府提出。虽然官方规则增加很快，但执行情况却十分不一致。

在一些非组织部门的企业中，不工作的时间不容置疑是很长的。在许多手工业活动中更是如此。众所周知，经常负债累累，并被经济困境所驱使的手工艺人工作时间极长，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基本的真像是简单明了的：空闲时间多，而上班时总的劳动强度、技能和勤奋程度一般都很低，而且没有多大的改进。这一事实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对此南亚人自己也直言不讳。

从南亚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来看。甚至在组织起来的部门中不但存在而且长期存在效率低下现象的基本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大量的劳动力不习惯于有节奏的、持续的、勤奋的工作，管理纪律也极为松弛。实际上，人们普遍地感到。能提高效率的、严格的工作标准会减少工作的机会，因此必然是反社会的。雇主们往往容忍懒散的工作表现，其理由是：这种方式为在别处不能受到保护和支持的工人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形式。只要支付的工资维持低水平，雇主也没有强烈的愿望去经济地使用劳动力或坚持较高的工作标准。不是十分有效地就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的工会在防止已确立的惯例发生任何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态度形成了表明这些国家为“软国家”的特点。

在西方，雇主对提高完成工作的效率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高度的机械化经营要求确定的节拍和速度，这些同样的工作过程却不能在南亚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相关的比较中，结果显示南亚工人的人均产出大大地低于西方的正常水平。经常的情况是，同样的机器在南亚各国中的转速要低一些，但这种差别随着实践中技能和技术的提高，而日趋微小。这种状况是不足为怪的。一个南亚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身体素质低于一般水平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处于严重的劣势。

在南亚一些国家，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敏感问题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印度，政府采用一些方法使高技术和低技术之间竞争带来的劳动力置换减少到了最低水平。计划中在机械方面预算的大量投资分配给了新的产业，在已建立的产业中采用绕过抵制生产率提高措施的方法。西方的工业经验从来没有因像南亚大多数国家如此禁止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这些特殊因素而弄得复杂化。种姓等级、宗教以及种族差异把人为的僵化强加于城市地区的职业流动，这种状况与传统的乡村情况相似。为了适应偏见，雇主时常被迫放弃工作中的合理组织形式。其影响之一是，雇主没有提升一个生产效益很好的工人或者用其他的方法鼓励这个工人的行动自由。除非雇主想冒严重的劳工骚乱的风险，否则他不能授予雇员一个超出此人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身份。同样，工作分配也可能必须迁就对劳动力的歧视。

另一个因素，工人的职业分配，有助于解释那些有经济活动力的人取得较低效益水平的原因。从事服务业与商业的人数大大地多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暴满的服务业和商品交易业的效率一般很低。城市中过多的工人多是由新进入城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由暂时失去工业性工作、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引起的。还有一个对效率不利的因素是政府过多地雇用人员，特别是雇用那些仍然属于受教育阶层失业人员的持续需求。

本章所提出的考虑使我们有可能再一次认识到南亚与那些典型的西方状况的悬殊差别。甚至在南亚经济结构中的现代化部门也大量揭示出与先进的经济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这一地区影响劳动力使用的力量完全超出了处于现代化时代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态度造成的差别以及制度和态度本身的差别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建立在就业方面的合理方法同制度结构以及自动地产生高标准工作定额下勤奋工作的假设基础上的西方计划概念和基本规定相脱离。这些制度和态度的不同又同样地必须根据劳动未能充分地给予报酬的南亚经济环境，以及空闲和浪费产生的背景加以理解。

敢冒言过简之嫌，可以说，该地区的劳动力使用以“缓解”和僵化的奇异结合为基本特征。一方面，各种制度压力相结合已导致了工作负担的分散；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化都起了限制可视为合法求职人员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对正常上班人的勤奋努力归于无效的经营手段是可以容忍的。这些力量的基本影响都抑制了人均产出的增长。

莫里斯·津肯在他的著作《自由亚洲的发展》中指出：“若这些社会希望富裕起来，那么他们必须更加强调工作，更少的懒惰。必须更少的为回家收割和结婚而长时间离开所导致的工厂旷工。必须更多地除草和耕地，更少地坐在树的帆布床上；要更少地坐在咖啡厅闲谈和更多地学习；要更少的理论和更多地实地工作。”

另一位西方的观察家沃伊廷斯基在其著作《印度：觉醒的巨人》中写到：“印度的弱点的主要根源是人这个因素：人们不是缺乏天才能力或技术技巧，但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力的重视。……如果我们可能将密西根、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所有生产要素一个晚上移植到印度，而不去改变人民的经济态度，20年后，这个国家还是和现在一样的贫穷。从另一个方面讲，若构成印度劳动力大军的150万雇主、自营者以及雇员的哲学观在现代化工业国模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20年后的印度必将遍布现代的矿山、发电站和高速公路，尽管国内资本短缺，人均收入必将增长许多倍。”

再说一遍，必须认识到，态度不会在真空中存在，而是受社会制度的羁绊，由社会制度提供营养。

受过教育的集团成员在劳动市场中保持着独特的地位，并成为市场中分离的和不同的部分。他们在失业条件下具有支撑自己的非凡能力，大部分依靠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在受过教育的人们表现出在城区之间具有较高的地区流动能力时，他们的职业流动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寻求非体力劳动和不准备接受“会弄脏他们的双手”的工作。还应该记住，连一些只念了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称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也希望免除体力劳动。在独立之后，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情况已稳定上升。在印度，60年代初期，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数字估计在100万以上。

根据合理制定计划的观点，这些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明显地影响着发展。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希望被缺乏技能、而仅会计算和根据操作说明以及图纸工作的工人所阻碍。必须注意到，西方（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般工人受教育的程度不低于，而且高于南亚这种自称“受过教育的”人的程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希望坐办公室的工作和不愿干实际的现场工作的倾向，使妨害发展的障碍更加严重。这种不能充分地使用人才的浪费现象是可悲的。

有关南亚教育状况和态度的争论远远地超出了与经济浪费有关的直接问题的范围。至少，同等严重的问题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后果：这一集团同他们的同胞，以及同他们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疏远。他们中的成功者都被政府机构和商业企业所吸收；从严厉的现实存在中出来的另一部分人，加同他们影响庞大的人口一样，降低了他们对发展工作的潜在贡献。每一位访问过南亚国家的人都能证实存在于受过教育阶层的高层次中奇怪的虚假气氛。在受过教育的较低的受雇用或失业的阶层中，缺少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意识。

怎样把正在上升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现象与工作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但在实际的改革中，所推行的方法通常是强调创造更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员愿意接受的工作——即非体力劳动的工作。改变当今盛行的态度的力量必须要求整个教育体系作相应的根本改变。而这一体系应深深地扎根于南亚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现实的改革者必须把他的努力集中在打破极高层人员垄断教育的状况，拓宽和改变正规的学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