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人口的发展趋势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经常指出，将发达国家的概念应用到南亚社会现实定义上的困难性。但在人口问题上不应该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能用相对简单和直接的方法讨论人口的因素。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出生和死亡的数量是生物学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是按照逻辑的可靠理论和充分注意南亚现实的方法定义的。这些资料与正规的人口统计学，尤其是生育、死亡和年龄结构之间的数量联系相关。然而，当我们超出简单的人口统计分析和探索其原理与影响时，我们立即进入了非生物学特征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此，甚至在研究人口的变化时，我们必须抵制运用在发达国家中形成的概念和方法将问题简单化的企图。

但是，模糊南亚人口变化的机制运行的是重要统计的贫乏和不可靠性。人口统计学家试图采用改进数据和提高使用少量数据的技术取得最佳结果的方法来克服这一障碍。然而，人口统计资料不充分依然是个障碍。例如，缅甸和南越有关整个人口规模的可靠数据是不适用的。在每个国家，出生和死亡的注册登记不够完善。一般地讲，从简单的整个人口总数到一个特殊的年龄层和职业的男性与女性数量上的精确程度都缺乏可靠性。但是，整个人口数量在其错误范围内变化的情况，将取决于各个国家和最新的人口普查的数字。

仅在十多年前，是否或就什么意义来讲，亚洲的国家面临过度的人口增长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今天，人们已普遍地认识到，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已进入了人口飞速增长的关键时刻，而且成功的经济发展前景与人口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近年来确切的人口统计的变化表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是没有先例的。

这一变革是专家所未预见到的。直到最近，他们依然从早期的趋势进行简单的推断。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计算已被证明明显地低于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总之，近来的人口调查数字和其他的信息表明：必须对过去估计的增长率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并且增长率已经和正在上升。这种人口统计趋势的机制是简单的。死亡率大大地下降，与此同时出生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出生率水平似乎早在任何可靠的估计存在时就已十分普遍，或者稍后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死亡的大量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生育率——突然而且很快地上升了。

很明显，正在出现的高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与生活水平的任何变化无关，也与大量的人口存在无关。如果不采用强有力的政策手段降低出生率，南亚将继续维持高的甚至持续上升的人口增长率。由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赞同一位人口统计学家的名言，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死亡和生育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出生不能调整到低于新的死亡水平，那么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死亡必然上升。对于南亚，这个设想首先是生活和工作状况必然低于前面各章所描述的状况。现实人口的趋势，如果不予扭转，必然使发展的努力受到挫折。最终必然导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逐渐衰退。这种现象将会在较大的、人口众多和较为贫穷的部分地区很快地发生，在所有的分析中也会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旦收入和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死亡在某些方面将失去它自身的特性并受到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

至于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劳动力规模的可以预见的增长，正在出现的人口危机已成为一个贫穷国家所关注的、非常特殊的亚洲现象。在南亚之外，还有中国、北非（包括埃及）以及拉丁美洲加勒比海部分地区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从可以容纳增长的大量未开发自然资源的绝对意义上看，南亚的部分国家——如小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单独的地区——依然是“人口稀少”，而不是“人口密集”的。

但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发展还是必然出现的，而这取决干国内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的改革，提高教育和训练水平，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还要求，部分富裕的国家，在金融和贸易政策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如果本国和外国没有提供这些条件，人们会继续拥挤的生活着，即使那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仍会维持“人口过剩”的状况。

殖民主义时代就建立了南亚地区人口大量增长的基础。如同我们已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过的，殖民主义政权，在许多年代中，对提高其领地的生活水平毫无作为。不过临近它们的统治结束时，在提供卫生设施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还有，殖民主义政权在南亚的存在，如同在非洲一样，大大地降低了那些国家人民之间战争的死亡率。所有这些影响明显是累积性的。从1800年到1850年南亚人口增长率，年混合比，是9％，从20世纪开始，人口增长率达到10％，从6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20％。

人口预测由于与事实的完全背离而失去了它的权威性。预测与事实之间经常的差异也非常之大，例如，193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上，对世界人口十分密集的海岛——爪哇进行了到本世纪末的人口预测。在1955年，爪哇的实际人口估计已达到500万人，这一数字已超过了预计的到2000年的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相当近期的预测也不能估计出南亚人口增长的准确比例。然而绝大多数的政府发展计划直到最近依然低估（经常是粗略地估计）人口增长率。

作为警告，我们大胆地作出有关南亚国家未来20年中有关出生和死亡估计的结论，这里假设没有政府对生育控制的努力，没有现实人口政策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作用：（1）死亡率将继续地下降，虽然在不同的国会有不同的死亡率。在1975-1980年间，寿命的估计是：a.马来亚和锡兰为65岁左右或稍微高一些；b.泰国和菲律宾为60岁左右；c.印度、印度尼西亚、南越、缅甸和巴基斯坦为50至52岁。（2）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出生状况在这一时期内会保持不变或轻微地上升。（3）国际间的移民对南亚各地的人口趋势将不会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南亚人口近来增长十分迅速——快于欧洲任何有人口统计记录的增长率——以及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国家中增长率显示出进一步加速的迹象。这些的确是事实，在今后十几年中人口严重膨胀过程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政府的行动不管是怎样有力、决心和关注都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有的话，也还要不顾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对此施加的压力。在下一个10年中，即使出生有实质性的下降——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分析表明是不会发生的——也不会在下降开始的今后30年内很大地改变人口规模的趋势。

这些国家年龄分布的现状以及大量年轻人的存在——这本身表明近几十年中高的和上升的出生率——显示出今后30年将发挥巨大作用的增长潜力。在出生本身开始下降的30年之后，处于生育年龄的人数才可能开始下降。

必须注意的重要论点是，甚至在认为人口政策带来的出生下降极端假设的条件下，在令后的20年中，人口增长的惯性必然会保持整个人口高比率增长的势头。对劳动力增长的影响也将推迟许多时间．人口政策的含义是显而易见而且重要的。人口增长的极大惯性需要采用所有的紧急措施，尽快地通过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对此进行紧急刹车。但这种紧迫性只有这些负责的政策是准备从长远的民族利益出发时，才是明显的。从短期的前景来看——甚至15至30年——即使采用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口政策，其变化也将是极其有限的。

出境或入境的移民都不会对南亚所有国家将来的人口规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通过了阻止国外移民入境的政策。这里没有迹象表明，发达国家这样的阻止，特别是针对贫穷、非熟练以及非白色人种的进入，会在可以预料的将来有所放松。我们必须假定，所谈到的任何南亚国家都没有移民出境。即使对移民的障碍有所减少，南亚的领导也不会对移民产生兴趣。还有，即使他们同意移民，南亚许多地方的人民也不会希望背井离乡去面对陌生的外国新生活。但是，如果南亚的人口问题不能通过移民而缓解，那么这一问题也不能通过这个地区内的移民得到解决。今天，也不会再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从印度（和从中国）移民到锡兰和马来亚的情况。

依据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已进入一个时代的末期。穷人的和平移民在调整经济状况中起着越来越微小的作用。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关闭它们的边界；穷国紧随其后；南亚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将它们的政策与世界范围的趋势保持一致。

很明显，当今的南亚国家人口增长率几乎不与它们经济发展的比率发生联系。发展会影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和程度，这是因为发展决定了生活水平，以及可能影响改善卫生条件的政府支出的数量。但是，出生，若让其自由发展，将保持居高不下的传统水平，或者可能轻微地增加，而不管是否存在经济发展。一般地讲，南亚人口快速和加速的增长正在妨碍经济的发展，若没有衰退，也会立即或在今后产生经济停滞的威胁，这将视各国的状况而定。由于移民出境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而且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只选择降低死亡率的方法，这个地区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政府是否希望如期降低不能自发控制的出生率。

我们对人口趋势的经济后果的分析是建立在科尔和胡佛所证明了的事实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在20甚至30年内实质上将不影响劳动力的规模。15年以后的情况是不言而喻的，超出这15年，计算表明，影响是逐渐的、缓慢的。然而，出生率下降对生产者数量的影响几乎要滞后30年。但是，它将立即影响消费者的数量，劳动力以外的有关人数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马上回落。

南亚婴儿出生率下降的积极影响是不难察觉的。整个人口中儿童比例的下降是累进的：较少的人们步入生育的年龄，意味着相对少的婴儿出世。更进一步讲，如果人口出生率稳定在比目前更低的水平，年龄的分布必然趋向“正常”，取代年轻人和儿童高得不正常的比例。

在抚育较少儿童的情况下，每个家长的平均收入，不管我们怎样计算，都必然上升。如果所有的平均收入上升，消费将会增加，如果通常的儿童和成人保持相同的消费相应份额，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普遍地提高生活水平。每个人会吃得更好、住得更为优越，全体国民将享有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政府预算提供的其他利益。

较高消费水平的第二个影响是通过增进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提高生产效率。伴随着较高水平的收入，更多的收入可以进行储蓄或投资，因而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增加。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产生一些更微妙的影响。南亚一些地区的极度贫困应该解释为，或至少部分地解释为，对努力改变态度和制度、推行现代技术以及改进卫生条件等措施的极大冷漠和迟钝。

看来很明显，根据经济学和更广泛的人道观点出生率下降将产生直接而有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但很大而且是累积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势头。这些影响不以人与土地之比为转移：同样的因果机制在人口稀少和人口稠密的国家都照样运行。

影响的第二个方式是劳动力的增加。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目前劳动力的增长比这些国家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得多，是西欧国家增长的2—3倍，直至生育控制的影响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增长还会继续。从现在起再过15—20年将达到工作年龄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出生。不管怎样努力地降低出生率，都不会对这些年龄层的劳动力产生影响。

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只有从长远看，发展的工业化才可能有效地使用增加的劳动力。但从近期看——即近几十年中——南亚制定计划的主要前提必须是由农业来吸收估计增长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农业计划的目标必须是提高劳动力的使用，并且在劳动力快速增长时也是如此。

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暂缓的喘息。如果工业化不能最终发展到对扩大劳动力就业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净影响，那必然给农业的广大群众带来更大的痛苦、停滞，甚至从总体上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妨碍。这样的假设完全是不现实的：相当于当前和预计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和的劳动力的增长，能在任何南亚的国家中被无限地吸收，而不引起灾难。

人口政策，就其本身的特点来讲，应从长计议，而且在南亚由于人口的年轻化而特别需要。南亚人口中大约40％的年龄低于15岁，而在西欧仅为15％—20％，由于在生育年龄层中年龄分布是相对的偏斜，在人口增长，特别是劳动力增长能明显地放慢之前，“刹车的距离”是极端的长。即使对某个南亚国家来讲，劳动力计划增长在将来的一般时期内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也不能认为可以延缓降低出生率的努力。必须记住，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出生率之前，群众性的教育是需要时间的。

虽然我们对问题的论述是一般性的，虽然我们经常地避免使我们的论述比实际所允许的知识更为具体，但我们相信我们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人口趋势之经济影响的考虑应该使南亚国家的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去雷厉风行地制定政策措施，在人民中实行生育控制。

时至今日，所有这些政府，除了罗马天主教的菲律宾，都在探索控制生育的政府政策。但在南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显著地降低出生率。即使在印度，这里的人口政策很早就开始了，但出生率还是没有下降。根据60年代的资料，节育政策所带来的收获被减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大概是抑制生育常规（fertility depressingcustoms）的放松所抵消，人口出生率依然在上升。

还有这一地区的政府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建立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仅有的避孕基础上限制人口的谨慎选择。日本是南亚以外选用这种方法的惟一国家，不过它是在印度采取这一步骤之后才这样做的，而且最初还不甚明确。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西方国家人口出生率戏剧性地下降了，而法国和其他地方这种趋势的早期表现都不是人口限制政策的结果。相反，所有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律师、官员、牧师、教育者、新闻工作者、医务人员——都动员起来防止节育的蔓延。尽管有这些反对力量，节育手段还是蔓延开来，因为人们自己需要节育手段，于是使自己熟悉了这些手段。

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是反对节育的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力量。但即使在这里，反对的牢固性也正在破裂。共产主义国家积极地反对计划生育，一再声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需要计划生育。在1954年的罗马世界人口会议上，来自苏联集团和天主教门徒的代表进行了难以理解的竞争，每个集团都争先恐后地与对方争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人口问题，仅仅需要的是庞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我们现在正目睹“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软化。这可能部分地是否定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它是使政府的政策依照个人信念的需要的反映。这个问题必然会在任何国家的面前出现，而且现在似乎已对罗马教皇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在印度殖民主义时代后期，知识阶层的高级人士和民族主义的领袖开始相信印度次大陆“人口过剩”。他们的担心在欧洲得到响应。认为世界人口的繁殖比资源增加快的马尔萨斯的论点得到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拥护。马尔萨斯是一个把节育作为控制人口增长手段的顽固反对者。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是对西方国家那些坚持节育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激进分子的误称。

印度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口过剩”和贫穷化的幽灵在那里没有消失；大范围极度贫穷的现实难以改变。一些城市中西方化的小集团在实行节育，而广大群众主动地实行节育还不现实。依据印度的实际状况，人口问题不能按不同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进行理性的讨论，因为人口的控制必须看成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印度知识分子在激进的英国友人的推动下所提出的要求，还不足以压倒那些反对普及节育的毫无意义的公共政策；但是为了给出生率来个急刹车，这一要求可以视为促进普及节育的积极的公共政策的开端。一旦有了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的远见，实行节育的迫切要求会变得更加强烈。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时，知识的基础已经奠定。因此，一项合理的政策在独立的时期就能推行了。

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新马尔萨斯运动没有产生很大的作用。在很长的时间内，这里仅有一些国家领袖的论述，他们认为人口政策问题的影响必须纳入议事日程，一些开办诊所或宣传家庭计划的私人努力，以及非经常性有关人口问题的资料出现在计划的文件中。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在60年代中期颁布国家的政策来推行节育。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推广节育的人口政策的意见已经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形成，甚至包括天主教的菲律宾，当然这里不包括最为落后的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充其量不过只存在对这样的政策感到有兴趣的不真实的矛盾的表示。但在泰国，已故首相、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已对他的国家在本世纪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表示担忧——当时计算每年不低于3.6％。

与此同时，在西方时有关注南亚计划生育过度热心的群众活动发生。活动的喧嚷者过去和现在依然主要局限在新教徒的国家中，这些国家是最为富有和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们为活动确立了基调。

然而，西方突然的兴趣对许多南亚的领导人却有相反的影响。这种相反的影响来自过去的殖民者出现在民族主义激情浪潮的同样时刻。白人妄图减少南亚人口数字增长的强烈欲望酷似西方希望削弱亚洲力量的努力。在一些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看来，避孕带有种族灭绝的意味。但不管这些领导人十年前比较愚昧的思想如何，他们现在正开始接受他们必须考虑降低人口增长这个显而易见的前提。

为了对付他们的人口问题和力求制定一个适当的政策，南亚国家受到了一个具有刚性的价值前提的约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结论：任何降低人口增长的企图都局限于对人口出生率因素产生影响。对高死亡率能减慢人口增长而产生的满足或容忍态度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作为价值前提，这一点在南亚的政府政策，如同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基础。所有与疾病作斗争以及防止不应死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尽量做到，而不要顾及人口增长的后果。这个价值，与久已确立的医疗职业的社会精神价值一致，在近来已成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中人口政策的基本原理。价值前提在这里体现的是：道德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南亚人口政策的主要争论是经济问题——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广泛的机会——这个政策集中在人口规模上。它主要的要求是降低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的增加。用这样的观念，南亚的政策是真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归根结底，它变成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因为节育没有自发地推行，这在西方和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是做到了的，还因为这里没有理由去指望在可见的将来将会做到。依据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南亚出现的人口政策与目前在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形成的公共的与个人的道德正趋向一致和节育广泛推行的状况相比，可能有助于看清南亚政策基本原理的复杂需要。

两者的区别是鲜明的。首先，在欧洲的西北部，这里没有理由害怕人口过剩，事实上也没有希望降低出生总数的经济动机。与此相反，这里的公众知道，人口出生率很容易落到人口不能繁衍后代的百分点上。普遍认为人口的下降是不受欢迎的。在价值判断的后面，经济因素起的作用较小，但它们也没有反对这一评价。当然，欧洲西北部没有地方像南亚一样用政府政策的方法去降低人口出生率。

扫除反对节育和推行“家庭计划”的方法不是用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是去创造鼓励社会和经济各阶层人民选择给他们的家庭生活提供最佳条件的家庭规模。在推行节育中，欧洲西北部人们的兴趣集中在人口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集中在改善儿童的成长条件上。广泛地讲，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趋势与上述情况相似。在某些方面，这些国家甚至更快更完整地接受了新情况下的结论。这再一次证实，某些重要思想和政策原理已超越了冷战的争端。

与此相反，南亚各国不得不在人口发展上主要强调数量方面。最为重要的经济利益迫使他们凭借推广节育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不是自发地推广，尤其不是按照所需的速度。它们的人口政策不得不是新马尔萨斯的，而西方和欧洲国家则不是。

然而，结果是非常的相似。由于南亚的国家试图根据现实制定它们的新马尔萨斯人口政策，他们除了这一原理而没有西方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础和在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实行自愿节育的方法。在政策的框架结构中，原则必须充分地结合实际，南亚的国家将必须用各种方式改变人民的思想——在它们的具体情况下，首先是诱导他们少生孩子。在个人的事务中采用强迫命令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试行过的效果也是这样。节育的信息必须广为传播，取得节育最为有效的方法必须适合于广大群众。

的确，南亚国家必须提防有利于多子女家庭的政策，以免他们多生孩子，否则这些家庭将会变得更穷和需要更多的援助。但是，只要给人口多的家庭的援助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家长的，那么这种矛盾就会存在。毫无疑问。为儿童做的各种援助都有一定的形式：从卫生、教育和训练设施的费用，到提供学校的膳食。但是，若这些有利的条件是直接向儿童提供福利，若家长了解到是以实物给孩子，而不是将现金送给他们，那么鼓励生孩子的危险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这种措施往往具有减少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经济利益的相反作用。南亚的儿童福利，甚至超过了西方，通常必须通过社会化的消费，给予孩子们越来越多的直接需要的东西，以及建立社会机构的方式来办理。

在南亚，如果且当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之时，则应实现的自然目标必须是人口质量的改善。一旦节育普遍地实施，人口政策将自然地转向家庭的福利和民族的质量。甚至在追求它们降低人口出生率首要的利益时，南亚国家将以许多方式改进儿童的福利和人口的质量。人口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道德问题，随着人道主义原则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对人口问题是道德问题的认识将进一步加深。关于与人口问题相联系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某种类似普遍的社会思潮的东西正开始在全世界发展。

直到如今，许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因素还在阻碍一些南亚国家正式地宣布节育政策，并且直到最近还阻止所有的国家采用可导致任何降低人口增长机会和影响的政策。但是，产生于宗教制度的在世界其他地区扮演了十分主要角色的禁令和阻力，在南亚地区的作用却小得多。事实上，在南亚主要宗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没有针对节育的明确责难。虽然不能指望这些宗教领袖在此关键时刻成为支持节育的理智先锋，但部分领袖至少宽恕了某些节育的形式和动机。当然，天主教的菲律宾人不在此列。任何支持节育的官方运动直到现在还被禁止或开展得非常困难，即使天主教的地位不再是那么巩固。

但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日常的生活中和人们社会的习惯中担任主要角色的其他国家，仅仅没有反对意见是不够的。然而，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都具有害怕和不喜欢来自认真的思考和使用技术手段的变革的保守本能。在所有国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机器和新的运输工具都出现过本能的忧虑。但是，一旦人口政策在政治阶层被认为是必要的，就不会在南亚的教会中出现顽固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除了一定程度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菲律宾——在西方世界曾有过种种情形。

禁止人口政策的政治根源存在于出现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例如在锡兰。在多数民族这一方面，都有尽可能维持多数人地位的愿望，但少数民族经常希望增加它自己的人数。有报告说，瑞典的家庭计划项目在锡兰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该项目是从僧伽罗人居住的地区开始的。他们害怕这一项目可能降低民族的人口出生率。如果泰米尔人不随之执行这一计划的话。在那里存在着真正的少数民族的二重性，这里面的问题必然要求对同意限制生育的政策提出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马来亚，马来人和华人的态度同样地易受到担心，他们自己社会中的出生率可能下降，而其他的人却没有执行节育政策的影响。然而，由马来人掌权的政府——一直支持家庭计划讲习班。

一个误解实际形势的不同例子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的信念，这个政府认为人口的问题可以通过从爪哇和巴厘迁徙到边远的小岛和苏门答腊而加以解决。他们的错误不是他们从爪哇移民的兴趣，这是一个十分明智和值得花精力的政策，但他们趋向于夸大政策对爪哇人口增长率的潜在影响。苏加诺总统，他在经济生活中的盲目行为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但的确成功地在涣散的印度尼西亚人中灌输了国家整体形象的观念。他对他的国家的潜力怀有强烈的自豪感，印度尼西亚人不能为他们自己的人口发展提供思想准备使苏加诺感到厌恶。

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节育的基本态度在苏加诺与《新闻周刊》的伯恩哈德·克里舍的谈话中体现得十分清楚：“我依然相信我们这里不应该实行节育，我的解决方法是开垦更多的荒地——因为若开垦了印度尼西亚的所有荒地，就可以养活2.5亿人，但现在我国仅仅有1.03亿人。在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在印度尼西亚看到许多小孩后说：“‘苏加诺，当我看见成群的孩子，我就感到忧虑，孩子们制造了麻烦。’‘是的，你的国家太穷了’，我说，‘在我国，多多益善’。”苏加诺拒绝相信他的移民计划彻底失败了，从爪哇和巴厘到苏门答腊的人大大地少于在爪哇一个地方出生的儿童。自苏加诺下台以来，政变后上台统治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至少允许福特基金会在爪哇设立了一些节育讲习班。

在各个地方，包括印度，一种系统的偏见发挥了贬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的作用。为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工作机会的未来经济困难已迫在眉睫，结果转移了对家庭儿童数减少的直接经济救济的可能性的注意力。

于是出现了所谓“数字幻觉”。在一般的语言和思想中，“大”和“很大”之间的区别总是不清楚的，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完全摆脱这种混淆。规模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与权力有关；它与威望的联系是明显的。任何人都很难接受他的民族可能太大了和不能再增长了的论点——这是一个往往被西方对亚洲人口爆炸的警钟进一步增加难度的困难。

在评价这些态度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能直接将它们与欧洲鼓励节育的态度相比较。既然提出了这些保留的看法，那么南亚乡村中的状况似乎非常不利于唤醒限制儿童数的愿望——一种足以导致有效而持久的节育的强烈愿望。在某种程度上，生儿育女甚至可视为一项投资；孩子们为父母提供了生病和年老时的安全措施，他们还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分担父母的工作重担。相对地讲，南亚的生活环境认为孩子们对父母履行的义务要多于父母给孩子们的。另外，不管是自然地还是作为一个家庭，绝大多数南亚人比西方人住得更为密集，许多妇女，母亲、祖母和姐妹共同地负担抚养小孩的重担。

在所有的南亚社会中，特别在印度人之间，另一个态度因素是渴望男性的后代。在儿子出生之前，一个年轻的男人在这些社会中不能获得正式男子的地位。而且印度人相信，一个男人死后，他的头颅必须由儿子揭开。因此引起了要有个儿子的强烈欲望，又由于死亡率较高，最好有2～3个儿子。这个问题，特别在婚后生活的早期，妨碍了节育工作。有希望的是，一旦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有明显地下降，这种现象也会随之下降。

必须记住，这些问题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日常的政治现实有关。从短期的观点看，十分容易发现政府勉强应付人口问题的现象。南亚各国政府担负着各种各样急迫的政治烦恼和正在大胆地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所以，人口问题不过是朦胧地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笼罩国家命运的一片淡淡的阴云。对于全神贯注于经济问题的计划人员，这是特别自然的事，他们通常只为有关制订计划的思考设立一个框架。南亚的政府总是处于重大危机的境地。除了应付近期的种种问题之外，高瞻远瞩并承担沉重的任务必定是更加令人厌烦的，因为人口问题无疑引起不休的争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对节育政策给予重视的倾向并没有向着加强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些南亚国家，我们已经指出，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仅仅选定一个政策是不够的。在向广大群众推行节育的计划中，大量的、处于不同层次的工人干部必须培训、组织并投入到有效的行动中；所有的努力都必须集中到总的管理机构中。如同在其他的领域一样，政府面临的是我们在研究中总结的属于“软国家”的困难，它一般趋向于使政策的有效性和贯彻处于低水平。如果新的节育计划不能达到其目的，任何计划贯彻的缺点将很可能是管理层次的阻碍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广大群众中的态度造成的障碍。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迄今根本没有在主要是文盲构成的基本上生活在停滞的提供非常低下的生活水平的乡村经济的人口中普及节育的历史经验。然而，在初始条件方面存在两个重大差别，这对南亚各国可能非常有利。其一，南亚各国的人口控制可以依靠政策手段审慎地完成。其二，这里存在依靠避孕技术方法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些方法适用之前，在西方推广节育——十有八九，在共产主义国家也是这样——直接产生于态度的变化。在很长的时期内，观念主要受到性交中断的阻碍，这一方法依然是发达的和收入很高的西方国家人民主要的避孕手段。在南亚国家发起的群众运动从一开始就将比西方国家在远为更大的程度上使用技术避孕手段。子宫内避孕器的有效性为快速地推行节育作出了根本性的变革。诸如福特基金会这样的非商业性组织活动的支持是南亚另一个有利的因素。目前，口服避孕药的有效性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女用口服避孕药”已成为另一适用和更简单的节育方法。

总之，我们确信，如果南亚国家不能制订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政策，那么它们不仅会在经济上以很低的速度发展，而且将很快地处于危险状况，或者今后的生活水平还要恶化。不能排除的是，巴基斯坦、印度和爪哇已经进人了这一状况已经出现的历史时期。人口政策必须视为经济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特别在较大又较穷的国家里要想避免灾难的话，在人口计划以及其它计划的制订上，迫切需要顽强的同心协力。

人口出生率水平的经济影响不仅是十分可观，而且是累积和渐进的。作为政策手段不仅特别要逐渐地影响人口出生率，而且必须尽可能地超前。必须引导一般的民众改变他们的行为，上层人物必须克服他们的阻挠行为，并结束他们对推广节育所施加的强有力的阻碍。

在人民中存在着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节育的潜在意识。教育宣传是激发潜在意识的基本力量。宣传在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中成功的希望最大。

印度政府在它的第三个计划中确立了加速计划生育，将出生率在1973年降到25‰的主要目标。依据目前这个过程的状况，很难相信这个计划能顺利地实现。

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强调了的，人口爆炸是战后时期南亚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它远比任何改革或发展更为重要，并且极大地抵消了这些努力。现时存在推行节育的可能性将是今后几十年中最大的变化，会逐渐地使改革和发展更容易地完成。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中，出生率是否将下降并很快地下降，这一点似乎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