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与成人教育

在战后时代，南亚独立的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把教育改革置于他们政策次序的前位。但在所有的计划人员中存在首先考虑的是“多少”这个术语——多少学生入学，多少课程，多少学校——而不考虑他们学得怎样，向他们传授什么，怎样改进从他们殖民主义主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教育体系去加速发展他们的教育。

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把重点放在提高他们人民的识字率上。为取得这个目标，他们将几乎所有的力量放在增加小学的入学人数上。成人教育，肯定地讲，这是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却放在相对低的位置上。

许多人们，包括我们自己感到，在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中尽可能快地提高实用文化的水平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观点经常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和美国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识字率，这为它们快速发展创造了可行性。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南亚最初期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西方国家相类比。

还缺乏有关从不同国家现实的识字与发展的研究中得出识字在发展中作用的可靠信息。两者的相关程度很高，但现实还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十分明显，识字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增长相互联系着。一般地讲，可以这样假设，起作用的、确凿的一般因素导致两类发展同时进步，它们之间的影响必然是相互的和渐进的。用识字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所表示的国际间的比较不能揭示因果关系的问题。在整体上缺乏识字对发展的价值的细致研究状况下，暂且用一般的常识性术语进行论述。

在战后的时期中经常出现贬低识字重要性的状况。建立在浪漫和传统意识基础上的争论大事宣传未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农民的智慧。这些争论认为这些人不先读书也能获得有用的技能。虽然这种信念没有明显降低推广儿童基础教育的愿望，但在大部分南亚国家中的争论挫伤了作为成人教育一部分的扫盲运动的热情。

我们认为，那些动辄给实践训练以优先权的人过高地估计了不以识字为支柱的教育的有效性，且更为重要的是低估了识字对于南亚基础职业教育的意义。能阅读理解图纸和说明书的人比不会的人能成为更好的产业工人。能完成简单计算和阅读小册子的农场工人将比不会的更胜任耕种工作。南亚所追求的组织地方政府、创建合作、全面地取得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各种努力都需要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民。

一般地讲，启蒙开辟了交流的途径。否则会维持封闭的状态。启蒙也为其他技能的获得和更合理的态度提供了前提条件。的确，启蒙甚至不是初级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由教育完成的复杂变化中所有其他要素与启蒙有关，虽然这种关系不是简单和明确的。

另一思想学派认为，南亚最为需要的是发展中等教育。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最为紧要的是尽可能普及早期教育，以图增加中级和高级教育的候选人数和增加入选人员的能力。这样的目标对于带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带动停滞经济中飞地的发展，也是主要的。在南亚较大和较穷的国家特别不稳定的状况下，依我们的意见，需要极大的努力，尽快地提高全民的文化，边际进展是不足取的。

再强调一次，在试图衡量南亚的教育因素时，我们会受到极端缺乏统计数据的妨碍。这一地区有关启蒙的数据完全不能满足需要。首先，大量有关识字的定义及其应用是不确定的；第二，识字被理解成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具备阅读之理解力并能以简短的书面形式陈述个人日常生活者，即为识字人。”虽然从一般讲可以接受这个定义，但这个定义不是非常具体，而且各个国家的情况又不一样。

即使对识字的标准已经作了详细说明，也不能保证人口调查人员正确地理解它，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地使用这个标准，或者当调查人员询问有关个人识字一般和不够明确的问题时，他们会得到真实的情况。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南亚所有的识字统计数据，如同不发达国家普遍的状况一样，是夸张的，其中的一些甚至是严重夸张的。

就目前的形势而论，九个国家组成三个不同的小组。在第一组有锡兰、菲律宾和泰国，男人的识字率一般在70％以上，妇女为50％以上。中间一组有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性别上的差异很大。男人的识字率超过50％，而妇女仅为25％～40％。最后一组有巴基斯坦、印度和南越，男人的识字率约为40％或者更低，妇女的识字率在8％～13％之间。这些国家依照文化水平的排列顺序大致地与经济水平的排列相同。但是这些数据应有保留地采用。不过，即使这些数据有夸张之嫌，它们可能仍然提供了这一地区相对差别的概括性意见。

在印度尼西亚，识字曲线急剧上升的趋势表明这个国家不同于南亚的其他国家，在执行成人教育计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在50年代开始发展它的教育体系时，较大年龄的人们已超过了人学年龄。但在这里还必须再讲一次，必须谨慎地将事实与满怀希望的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区分开来。

除了在印度尼西亚，识字的进展几乎都在教育体系的框架中进行。在识字方面的绝大部分进步是在30岁以下的人中取得的。这里还存在人们所熟知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差别，识字率较低的国家通常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区的男性是一个特殊的小组，即使印度，他们的识字率也达到了60％。乡村的女性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使在锡兰，乡村妇女的识字率几乎没有超过50％。

在南亚许多国家中，要达到一种语言合格的识字水平至少需要懂得另一种语言或地方土语。另一个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掌握一门或多门西方语言。这种文化能力的形式对于那些希望受到高等教育，或准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过去殖民主义政权的官方语言时常成为混合方言，虽然它仅在极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中流行，但是惟一能被国家各界人士理解的语言。

一个稍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能使他足以把他的技能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所以在文献中，我们常常碰到“实用文化”一词，极难给它一个确定的意义。它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为自己实践所需的阅读、写作以及计算智力方面的能力，但这一定义还不够具体。“算术文化能力”是功能文化能力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它至少是与“词语文化能力”一样的重要。十分明显，这种在农业和整个工业中十分重要的能力不仅仅是理解后的阅读和抄写数据，而且是使用它们计算简单的加、减和乘的能力。文献中忽视了有意义地使用数字的能力，这是有关识字讨论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其中没有收集有关算术技能的信息。

由于直接量度实用文化能力是如此困难，于是分析人员假定正规教育中某特定的最小量产生这种文化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期限为四年的学校教育为最小量的标准。但我们要问，这个期限在南亚是否够长，那里的教学质量往往非常之低，旷课率十分高，而且家庭和村庄又是文盲环境。

考虑到这一地区很高比例的文盲现象，人们希望在这些国家独立后，能及时地在成人中开展强有力的扫盲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若每年仅10％的文盲成人得到机会学习识字课程，那么将会出现把文盲在很短的时期内扫除的良好前景。成人教育不仅对进一步的发展是如此重要，而且也会使儿童教育更有成效。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表明，父母亲是文盲的儿童具有跟不上学习进度和极易成为文盲的趋势。学龄前儿童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文盲家庭的有害影响，早期态度一旦形成，以后将持久难变。

尽管有这些考虑，成人教育在南亚国家的教育改革计划中还是没有给予突出的地位。印度尼西亚某种程度上可属例外。虽然成人教育的组织也在所有的其他国家中存在，但这些组织为了求得预算拨款在与已确立的教育官僚机构的竞争中屡屡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人教育似乎已得到试图帮助南亚教育的国际和政府之间机构的帮助。这些组织很快地转而想到了“基础教育”或“社会教育”，这与印度和绝大多数文献中的所谓“社会发展”汇成一体。

已经说过，为识字而识字是不够的，教育的宗旨应是传授知识、技能和具有实际重要性的态度。这自然同样地与各个层次和各种形式的教学工作有关。然而，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学校的改革和使学校的教育更适应实际需要的工作做得相对太少，与此同时，成人教育或者被完全忽视，或者被变得如此的“实际”，以至于不再提及要人们识字的问题。也是，识字不能与所列举的其他理想的目标等量齐观，因为它主要是其他任何目标赖以实现的工具。实际上，识字是所有其他实际努力取得更为可观胜利的先决条件。

头脑简单但是精明能干的农民的浪漫而传统的眼光落后于这一发展，农民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不需要识字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关于这一点，通常表现在发展初等教育让下一代成为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方面就显得有点荒谬了。农业收益很难提高的现实情况导致改革者目前要求社会发展项目的重点置于旨在提高生产的农业扩张工作上，即使这会导致削减“社会教育”也在所不惜。实际上社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或者重新推广所继承的文化要素、提供乐趣、消遣并推动普遍的道德进步。

幸运的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曾提到过的战后观念形态可能已达到了转折点。识字对一般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工具性的重要作用是在大约十年前被高层的教育计划人员所重新发现的。政府的声明和在国际教育会议达成的协议表明，推行更多成人教育的决定承认了南亚不能等待今天的儿童长大这样的现实。但是，实际上，观念形态的变化并未带来许多结果。

为了使成人教育成为南亚教育体系中有效的一部分，大量内部密切联系的问题已着手处理。在城市与农村中，重点必须放在现代化上，即变化和灵活性上。识字运动的目的在于灌输有用的文化，工作的努力必须使人们热衷于运用新发明的技术。识字不应该被排除在各项就业导向的成人职业训练计划之外，无论如何，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赖以从事开创性工作的那些计划，必须和普通成人教育计划结合成一体。

最为重要的是成人教育不应与初等学校中儿童的教育分开。初等学校的老师应规定从事一部分成人教育工作。实际上，应鼓励他们成为成人教育运动的地方领袖。然而，他们参与的价值取决于在他们的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程度，反过来也依赖于他们的训练、工资和社会地位。

我们已强调指出，南亚国家的成人教育比发达国家更为需要，而且成人教育必须有不同的方向和内容。因此，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是不明智之举，需要进行实验。对在学校里将儿童分开，随后将成人组成“班级”的整个模式应该提出疑问。以家庭或村社为单位进行教育的方案完全可能更为有效。

无论如何，学校应变成国民的中心并参与导致社会变化的更多活动。专科学校和大学也应该这样做。它们的学生干部应为成人教育承担有利于他们家乡制度和社会的部分重任。充满生机的大学附属活动也有助于减少如此多的学生漫无目标的不安，并引导更多的学生从事教育工作。

在成人教育课程的指导和组织上需要专业人员，而且还需要积极性。识字动力必需兼备“运动”和“征战”的特点。著名的农村中“渴求知识”——像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期望不断增长的革命”的论点——基本上是上层阶层的神话，特别把这一论点运用到具有传统自给自足农业乡村区域的时候。教育，即使在针对发展的实际问题时，也不能在人民中引起立即的响应，至少在乡村中是如此。在任何教育活动的开端都必须利用宣传，利用当地的实例创造这种响应。必须引导人民欢迎受教育的机会。

对产生对待教育更为现代化态度的严重障碍是通讯媒介的极端缺乏，以及确实存在的媒介主要影响那些具有功能文化并且思想较为现代化的人这一事实。正如可以预料的，南亚国家依据通讯媒介排列的顺序与根据经济水平排列的顺序十分一致。

有视听媒介的地方，甚至能用来指导文盲。与用于传播信息相比，这些媒介现在多用于娱乐消遣，但即令如此，它们也往往能有助于将态度转到现代化的方向上。晶体管收音机价廉物美的特点可以使它成为教育活动中的工具。即使本国的艺术形式，诸如老挝和泰国的民间艺术表演者，也可用来促进教育。

但是，妨碍教育努力的最严重的缺陷是供写作和印刷书籍的纸张以及其他教育材料的缺乏。为什么极少的识字教育往往未能转变为职业教育？为什么初识文字者又重新变成文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无书可读、无纸可写。尽管从50年代起，所有南亚国家的人均用于文化的纸张消费量已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瑞典——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

对于所有南亚国家来讲，它们还不能保证从根本上增加供阅读和写作的纸张来支持它们在教育上的努力，这是它们的教育计划中一个严重和明显的缺陷。1960年在东京召开的亚洲及远东纸浆和纸张开发会议在其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在这一地区采取积极的行动鼓励造纸工业的发展，否则“将出现当前的教育规划受到损害、创造知识公民的活动被延误、陈旧的分配制度得以维持以及工业进展受阻的严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