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决策信息搜寻过程中的两者关系

（一）启发式在风险决策信息搜寻过程中的地位

根据前景理论，决策应该分为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还包括信息编辑和信息评估两个阶段，但是前景理论中并未描述信息编辑阶段所编辑的信息是如何获取的。根据决策相关理论可知，决策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信念选择行动的行为与过程，决策关键在于备选方案的认知和评估，在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的过程中，个体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持续搜索、判断与评价（庄锦英，2006）。由此可见，信息搜集问题其实也是决策中的重要步骤。前景理论分析了决策过程的信息编辑与评估阶段，但该理论并未对信息搜寻阶段进行分析。因此，以预期为基础的前景理论能够为风险决策的信息编辑与信息评估两个阶段中，管理者乐观主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持，但无法回答在信息搜寻过程中两者是否具有理论联系，针对此情况，本书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启发式在风险决策信息搜寻过程中的地位。

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人类认知有两种主要取向，即信息加工取向与联结主义取向。其中联结主义的研究多与神经计算的历史渊源有密切联系，较多研究是在神经方面展开的；而信息加工取向则“认为人们积极寻找有关世界的信息，所形成的有关世界的计划和目标都是以他们寻找和发现的信息为基础的”。鉴于本书的研究目标，我们选取信息加工取向作为我们分析个体决策系统的范式。认知心理学家一般将人类信息加工系统分为感觉系统、永久性记忆、工作记忆、中枢加工器四部分。信息加工系统第一个部分是感觉系统，环境对个体的感觉系统产生作用，感觉系统就开始产生认知代码，并将代码送到记忆中。个体记忆分为永久性记忆与工作记忆。永久性记忆是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储存库，包括事实知识、运动及语言技能、模式程序。当中枢加工器将注意分配到工作记忆和永久性记忆，永久性记忆相关部分就会被激活，相关认知代码被精致化和修正。工作记忆是认知代码的工作台。个体在这里制定目标，这些目标中包括修正认知代码。如在问题解决中，认知代码由可能的解决方法及产生解决方法的可能操作的表象构成；问题解决时，中枢加工器可以把工作记忆作为系统匹配的可能解决方法和可能操作，看是否能达到匹配和问题解决。中枢加工器的任务是制定目标，并在目标制定后，制定实施目标完成的方案。在处理目标时，需要同时建立目标的优先排列。建立完毕后，需要将注意分配给监测完成进度的认知过程（Best， 1999）。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搜集是由中枢加工器所指挥的，认知系统将环境刺激产生的认知代码及永久性记忆被激活部分输入到工作记忆的过程。

随着认知心理关于信息加工研究的不断深入，“双加工”理论成为决策启发式与偏差的新视角（Sloman，1996；Stanovich＆West，2000；Evans，2003）。该理论认为，个体存在分析和启发式系统两个相互独立的认知系统。启发式系统的基础是内隐记忆，其运行需要较少意识参与和认知努力，主要依赖情景因素；分析系统的基础是认知能力的获得与运用，是规范推理和决策的心理基础，更关注问题的内在结构并与情境因素独立。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同时对决策过程起作用，当两者作用方向一致时，决策结果合乎理性与直觉；反之，则由占优系统控制决策。研究发现，即使在能以分析能力去解决复杂问题的个体中，人们也往往以启发式系统来解决问题，启发式系统是判断与决策的默认加工系统（Evans＆Over，1996；Klaezynski，2001；Amsel et al．，2009）。启发式系统在竞争中往往占优势，正是很多非理性偏差的根源（Kahneman，2002；Sloman，2002），我国学者，如孙彦等（2007）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认知繁忙、锚定与调整不足、直觉信心等是导致启发式系统占优的主要原因。

综上可见，一般情况下，启发式在风险决策信息搜寻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风险决策中所处理的信息，与启发式密切相关。因此，从启发式的角度审视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是与人们现实世界中的实际决策过程相符合的一种分析方式。据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大多数信息搜寻过程中，个体往往并未能关注问题的内在结构，而情景因素却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自动化的无意识^[9]对信息搜寻过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二）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在信息搜寻阶段的联系

根据前景理论，在信息编辑与评估阶段，个体是在预期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而管理者乐观主义是管理者预期普遍存在的正向偏差性，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由于决策实际上应该是由信息搜集、信息编辑和信息评估三个阶段构成，在这里，本书就信息搜集阶段管理者乐观主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提供进一步证据。

由于启发式在风险决策信息搜寻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风险决策中所处理的信息，与启发式密切相关。根据现有文献来看，乐观偏差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不但会有意识地认为积极事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消极事件更可能发生在他人身上，而且人们还会自动化、无意识出现乐观偏差（陈瑞君，2013），即在以启发式为主导的信息搜寻过程中，也会出现乐观偏差。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们的信息提取有很强的选择性，陈瑞君（2012）指出，出于自我保护及想要维持或提高自尊从而进行自我提高的需要（Chambers＆Windschitl，2004），人们会更多地想起自己更可能经历积极事件或更不可能经历消极事件有关的信息，也可能由于与自己有关信息的不准确或当时判断情境的缘故，导致个体有偏差地提取了相关的信息，从而产生乐观偏差（Klaus，2000）。因此，在以启发式为主的信息搜集阶段，管理者乐观主义使得个体在信息搜集中依旧会出现乐观偏差，即管理者乐观主义不仅会影响信息的编辑与评估阶段，对信息的搜集阶段也有显著影响。

启发式在风险决策信息搜寻过程中的作用如图1－1所示。

图1－1　启发式在风险决策信息搜寻过程中的作用

其实，很多心理学文献都指出，管理者乐观主义会导致管理者偏好于风险行为或降低管理者?取有效措施来控制风险的动力（Seaward＆Kemp，2000；Hablemitoglu＆Yildirim，2008；Coelho，2009）。不少经济学文献也提出，管理者越乐观就越容易选择风险及挑战较高的项目，即管理者乐观主义水平越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Goel＆Thakor，2008；Gervais et al．，2011）。考虑到管理者乐观主义在管理者风险决策的各个阶段都会对管理者的风险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本书认为，管理者乐观主义对银行风险承担能产生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