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法律图书的演变



 我国目前的法律图书出版,可以用繁荣这个词来形容。走进任何一个大型书店,直观地看,法律图书在整个人文社科图书中所占据的份额都是巨大的。法律图书出版业的这种兴旺景象,是和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紧密相关的。也可以说,法律图书出版业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主要方略的确立,法律图书还会持续地繁荣兴旺。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并不是法律图书的业内人士,但作为一名法学研究者,同时也是法律图书的创作者和消费者,我亲身经历了我国法律图书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见证了我国法律图书业从一片废墟到现在在图书市场上独木成林的发展进程。

　　 自从1979年我国法制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的法律图书业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认为,我国的法律图书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从无到有

　　 2、从少到多

　　 3、从次到好

　　 现在面对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律图书,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法律图书出版业一片废墟的情形。我是1978年2月入学北大法律系学习的,那是一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年代。在入学之前,我在家乡的县公安局工作,从堆在墙角的破麻袋里,我翻到了一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法律图书,这些图书在文革中未被焚毁而能够幸免于难,这已经是一个奇迹。在这些图书中,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本《犯罪对策学》的教科书,此后我才知道,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故教授徐立根翻译的。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图书与我从事的职业有什么关联。到北大以后,才知道北大图书馆是全国高校中最大的,甚至也是亚洲高校藏书量最大的,但法律图书寥寥无几。我们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翻译出版的法律教科书,其中在刑法专业最有学术性的就是《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记得1982年我到人大法律系上刑法专业研究生的时候,刑事诉讼法专业有个研究生,名叫孙飞,他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我们很奇怪,考古专业的怎么考上了刑诉法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是很难考的。他说,在北大图书馆看了《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这本书,被其内容所吸引,就报考了人大的刑法专业研究生,只是因为分数稍差,所以录取到了刑诉法专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法律图书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政治挂帅,没有法律性和学术性。你们看,这里有本书书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写的。

　　 整个本科四年,从1978年2月到1982年2月,我们学了二三十门课,但连一本教科书也没有。我现在研究的刑法,是在1979年7月1日颁布的,到1980年1月1日开始实施。而我们的刑法课程是从1979年9月开始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学习刑法这门课的时候,刑法还没有实施。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关于刚刚颁布的刑法的教科书。当时发给我们的教学参考书是《刑事政策讲义》(讨论稿),编写者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印行的时间是1976年12月。发到我手里的时间是1979年9月15日。只是到了我离开北大以后,刑法教科书才开始出版,刑法的参考书也出版了。

　　 到人大以后购买了高铭暄教授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是法律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我的购买时间是1982年9月20日,价格是0.8元。30年以后,这本书经过增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的书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价格是88元,增加了100倍。当然,图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好几倍。2012年9月29日在北师大展开了高铭暄教授这本书的座谈会,在这次会上,高铭暄教授为我30年前购买的这本旧书签名留念。我的签名时间是1982年9月20日,高铭暄教授的签名时间是2012年9月29日。整整30年,只多出9天。

　　 纷繁多彩的征程

　　 当时,整个法律图书的出版都是百废待兴,出版的图书十分有限,因此,凡是有法律图书出版的,我们都会购买,并且认真学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书太多了,束之高阁,没有时间去读。

　　 例如,我这本《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是群众出版社1981年印刷出版的,我是1981年5月23日购买的,当时还在北大读书。这本书我购买以后5天时间就读完了,在书的扉页,写下了这段读后感:“这是一部法学的‘百科全书’。在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的舞台上,各种观点竞相表演。内容涉及法学理论、政治学、中国法制史和思想史、西方法制史和思想史等等。乃了解当前中国法学界之现状的必读书也。”依法治国的命题,在当时就已经提出来,现在才开始付诸实施,而且还存在种种争议,可见从理想到现实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从1979年到1997年,基本上完成了法律图书的从无到有的转变。我的第一部专著是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硕士论文《正当防卫论》,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共同犯罪论》,以及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刑法哲学》。我也完成了法律图书的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转变。1997年刑法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订,其他法律也纷纷颁布,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目前,我国的法律图书开始从少到多。

　　 少和多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当然,多少本书也是相对的。我认为有两个数字能够反映法律图书的增长状态:一是法律图书的年出版量的增长数字,二是法律图书在整个人文社科图书市场所占份额的增长数字。如果有这两个数字,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描绘出法律图书从少到多的增长过程。

　　 现在,我国的法律图书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包括选题的竞争、作者的竞争和图书制作质量的竞争等。我认为,我国的法律图书已经目前已经开始从多到好的转变,这是从法律图书的数量竞争到质量竞争的转变。选题的多元化,重版率的增加都是这种竞争的结果。可以说,各种类型的法律图书都面临升级换代,唯有如此,才能适应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