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

　　提要：本文通过对上海郊区某中产阶层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社区，其政治参与图景有何特点？户籍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有何影响？财富能否突破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限制？研究发现：(1)在城乡结合部，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2)年龄是比户籍更为重要的分野：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居委会参与公共生活，而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影响政府决策；(3)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具有“业主能动主义”的特征，即主要围绕物业管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业主福利”而展开；(4)为维护业主福利，老年业主以社区为基础、采取了回旋余地较小的“依法抗争”，以失败告终；而年轻一代则以网络为平台、采取了更具妥协性的“结盟策略”，政府与网民的对话机制得以建立；(5)青年网民发起“选个邻居当代表”运动，标志着他们的诉求由业主福利向公民权利拓展。

　　关键词：业主福利 公民权利 中产阶层 外来人口 洼地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中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与政治心理抽样调查研究”(批准号10CZZ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刘建军、陈周旺、刘春荣、桂勇、李辉、李挽霞等师友的帮助，以及研究助理范文菁、曹舒怡、彭琳的协助。

　　一、导言：作为“中产阶层”的外来人口

　　最近20年，“流动人口”和“中产阶层”先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这两个领域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农民工子女，他们因为流动而丧失了部分依附于户籍的权利，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蔡禾等，2009；李强，2004；钱文荣、黄祖辉，2007；王春光，2006；王小章，2009；熊易寒，2010)；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社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白领，这些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张翼，2008；周晓虹，2006；李友梅，2005；李路路、李升，2007；李春玲主编，2009)。以往关于外来人口政治参与的研究指出，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人口/新移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机会(李景治、熊光清，2007；苏黛瑞，2009；Solinger，1999)。但这些研究要么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代替流动人口的整体，要么侧重移民与本地居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孙秀林，2010)，但都忽视了流动人口/移民的内部多样性。而关于中产阶层政治倾向的研究，虽对中产阶层进行了分类，但大多关注中产阶层的职业差异及其与体制的关系，譬如将中国的中产阶层分为以个体户为主的老中产阶层和由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以领取薪酬为主的新中产阶层两类，后者又包括以传统体制内职工为主的内源型中产阶层和以私企、外企白领为主的市场化中产阶层(齐杏发，2010)，而鲜有研究者专门探讨户籍或流动对于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影响。

　　事实上，外来人口与中产阶层是存在交集的。在中国的流动人口中，不仅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劳动力移民(农民工)，还有中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由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户籍门槛较高(吴开亚、张力，2010)，导致一部分高学历、高收入群体虽然在当地就业、购房、定居，但无法获得本地户籍。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他们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拥有稳定职业、体面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从社会融入的角度看，他们又受到一定的制度性排斥，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与农民工面临类似的困境。那么，这样一个特殊的中产阶层群体，在政治参与方面会有什么样的独特性？财富能否突破户籍制度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设置的障碍？当这样一个移民群体聚居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集群效应”？(项飚，2000；王春光，1995；魏立华、阎小培，2005；赵晔琴，2007；国云丹，2004)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选取了上海市城乡结合部的J镇A花园小区作为个案。J镇位于上海市的西部，S区的东北部，为三个郊区的交汇处。最近10年来，由于J镇离市区较近，又开通了地铁，交通便利，受到众多房产地开发商的青睐，楼盘开发迅猛，常住人口迅速由2、3万人增至30余万人。截至2012年7月，该镇户籍人口4.06万人，而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多达20.69万人，境外人员0.47万人。据镇人口管理部门估计，J镇的实际人口接近35万。

　　A花园小区是由体育系统某国企开发的，在J镇属于高档小区，第一期于2002年开盘，“运动就在家门口”、“科学运动，健康生活”的中产阶层生活理念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入住，目前房价在1.7万－2万/平方米。A居委会于2005年6月正式成立，管辖范围是A花园小区，规划面积1000亩，分为一期、二期、三期，总户数6000户，现已交房入住5300户，楼栋310个，小区入住居民12000人左右。小区居民一部分来自徐汇、黄埔、长宁、静安等中心城区，以中老年为主，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移居A花园小区，更多的业主则是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大多属于首次购房，看中的是J镇的地理位置、小区的优雅环境以及相对适中的房价。

　　截至2011年年底，A小区有常住人口12409人，5309户居民，其中户籍人口2273人(户籍所在地为J镇)，户籍在上海其他地区的人口3255人，外来人口6535人，境外人员346人。从人口结构来看，小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是一个移民社区；从社会结构来看，小区居民大多属于有房有车的中等收入群体(小区有2000多辆私家车，平均两个家庭拥有一辆小车)。因此，我们将A花园小区界定为一个“中产阶层移民社区”(政府文件称之为“导入人口居委会”)。A小区的案例可以有效地联结“流动人口”与“中产阶层”两个研究领域，弥补以往研究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内部分层的不足之处。在城市外来人口当中，既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他们在市场体系和再分配体系当中都处于不利地位；也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移民，他们是市场体系中的成功者，同时又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再分配体系中处于劣势。而学界对于中产阶层移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缺乏专门细致的研究。

　　2012年3月中旬，笔者开始进入J镇调研，在分管副镇长的协调下，与教育、城市管理、派出所、交警中队、社区管理、人口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或个别访谈，并到A小区和另一个“村改居”居委会进行调研。2012年6月到9月初，笔者的研究团队对A小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助理每周在J镇选举工作办公室实习一天，了解J镇选举工作推进的总体状况；同时根据选举工作进度，笔者和研究助理对A小区选举工作的各个环节(如候选人提名、选举委员会会议等)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对小区的居委会和业委会成员、楼组长、党员积极分子、业主论坛版主、不满现任居委会的上访者以及普通居民进行了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在7月15日选举结束之后，课题组一方面对新一届居委会的工作进行了跟踪调查，另一方面也通过对部分居民的深度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重构A小区近10年来的政治参与图景。在笔者看来，A小区当前的政治参与必须置于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在时间上，它是A小区以往公共生活的延续和发展，社区参与是一种互动、学习的过程，行动者会基于以往的经验不断地调整行动策略；在空间上，它是J镇基层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社区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空间，一方面居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神经末梢，嵌入在基层治理网络之中(桂勇，2007)，另一方面小区居民的消费、出行、就学、就医等需求只有在镇一级的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中才能得到满足。

　　二、静悄悄的选举：中产阶层真的政治冷漠吗？

　　在进入A小区进行田野观察之前，笔者的研究设想是：在这样一座“睡城”(大部分居民都在市区工作，晚上才回到小区)，选举委员会/居委会如何对选民进行动员？外来人口有动力参与选举吗？选举动机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参与？居委会如何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区贯彻组织意图？

　　然而，当笔者真正进入社区，近距离观察选举工作的各个环节时，才发现原先的设想不切实际。与中心城区的高登记率(通常在70%以上)不同(刘春荣，2007；熊易寒，2008)，A小区的选民登记率低得出奇，1.2万人的小区，规模数倍于中心城区的居民区，却仅仅登记了400名选民，也就是说只有3%的居民参与了换届选举，即使只考虑户籍人口，18周岁以上、户籍在小区的居民也多达1848人。况且，根据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政策，对本市“人户分离”的选民，实行以居住地登记为主的原则；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在本居住地连续居住满一年、有稳定居住和稳定工作的来沪人员，如本人提出申请，经居民选举委员会同意，可登记参选。保守估计，A小区具备选民资格的居民至少在4千人以上。

　　2012年7月15日上午，A小区举行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大会，采取选民直接选举的方式，设一个中心会场，两个投票站。中心会场设在居委会二楼的居民活动中心，前来投票的居民几乎清一色是50－80岁的老年人。主任候选人2名，副主任候选人3人，委员候选人6人，11个人竞争8个职位。经过两小时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居委会。登记选民400人，有效选票352张，投票率为88%，其中亲自到中心会场投票的选民134人，投出选票217张。最后，原居委会主任以314票的高票获得连任，同时产生了2名副主任和5名委员，其中3名委员是小区居民。有趣的是，3名属地化的委员均为退休老人，而其余的居委会成员都是“80后”的年轻人。

　　笔者问选举委员会主任、支部书记韦女士：“为什么小区这么大，登记的选民只有400人？”韦书记解释说：“400人已经不少了，这是我们小区第一次直接选举，我们挨家挨户都送达了书面通知。我们小区虽然人多，但参加选举的还是以户籍人口为主，能来这么多人就不错了。”

　　纵观选举过程，A小区的选举完全是一场“静悄悄的选举”，没有发动积极分子进行广泛动员，选民人数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远远少于中心城区的居委会，投票时间也更短。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里的中产阶层居民对政治或者社区公共事务不感兴趣呢？

　　答案是否定的。进入小区调研之后，我们便发现，支书和主任对选举事务高度紧张，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在投票现场，有几位居民见我是新面孔，便询问我的身份，当得知我是受市民政局委托前来观察社区选举时，居民顾先生开始低声地向我反映问题，譬如：A小区已经成了培养后备干部的跳板，10年间换了六任书记，镇政府多名正科级干部都是在小区短暂任职即获升迁，导致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缺乏连续性；小区公共事业收费不透明，上千万的巨额资金被物业管理公司截留；物业服务质量欠佳，业主委员会不能有效监督，等等。

　　顺着顾先生提供的线索，笔者在网上找到了A小区的业主论坛，发现小区业主在网上非常活跃，就如何改善社区管理、妥善使用公共维修资金等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协商。通过业主论坛，笔者进而发现了J镇的志愿者联合会。这是一个由热心业主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也是一个跨社区的网络平台，有自己的博客、微博和QQ群。笔者发现，包括A小区在内的J镇中产阶层并非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相反，他们曾经积极参与居委会换届选举，筹划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基层政府的公共决策。

　　在A小区实际上存在两个政治参与平台。一个是传统的居民委员会，老年居民主要通过居委会参与，社区积极分子在党支部的组织下完成了“静悄悄的选举”(李辉，2008)，但老年居民也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动员对象”，2006年小区首次居委会选举曾出现过一次选举风波，居民强烈要求居委会成员“属地化”，为此到区政府、市政府上访，当时上访的骨干人员都是老年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外来人口也参与到居委会的选举和日常治理。在2012年的换届选举中，有十几名外地户籍的居民登记为选民。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老人，在小区居住时间较长，不少人都是积极分子，担任舞蹈队队长、合唱队教师、楼组长等职务，对小区的认同度较高，选举时就打电话回老家，让亲友代办选举资格转移手续，再用挂号信将相关证明寄来，就可以参加居委会选举了。

　　另一个则是新兴的网络平台，年轻人通过业主论坛和跨社区的网络平台“J镇志愿者联合会”，积极影响基层政府的公共决策与公共服务，并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颇有“网络问政”的味道。在这些版主和网民中，既有上海人，也有外地人，大约各占一半，版主们说：“大家平时也不在意你的户口是哪儿的，志同道合就可以了。不论是哪里来的，作为新J镇人，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年龄是比户籍更为重要的分野：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居委会参与公共生活，而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影响政府决策。

　　三、政治参与：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

　　关于J镇尴尬的地理区位，志愿者联合会的版主们有一个经典的概括：“S区是上海的郊区，J镇是S区的郊区。”J镇虽然隶属于S区，但处于近郊与远郊的结合地带，实际上更加接近市区，而不是区政府所在地S新城。市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成熟、完善的，而S新城作为上海的卫星城，本身就是一座功能完整的中等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这样一来，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来看，J镇就成了市区与郊区之间的一块“洼地”，一方面远远落后于市区，另一方面又超出了S新城公共服务体系的辐射范围。近年来J镇人口的迅猛增长，更加大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难度。

　　首先是公共资源的配置与分配问题。虽然外来人口已经占城乡结合部地区人口的多数，但地方政府对于该地区公共物品的提供，却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譬如，警力的配备、公务员的数量、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公共财政的投入，都是与户籍人口挂钩的。大量人口的涌入导致了公共资源的紧张：一是教育资源短缺。截至2012年3月，J镇只有3所公办幼儿园和6个办学点，可接纳2350名儿童，民办幼儿园11所，在园儿童3000人，无证的学前幼儿教育点多达41所，接纳了4000多名儿童。预计到2012年9月，至少有1100名儿童无法就地入园。面对无证幼儿教学点，教育行政部门陷入两难处境，若贸然取缔，会导致大量儿童无法入园，若听之任之，又存在火灾、食物中毒等安全隐患。中小学的教育资源也同样紧张，当前公办和民办小学各3所，中学各1所，均已人满为患。二是社区医疗资源不足。根据上海市的规定，人口超过10万人的镇，每新增5－10万人口就应增设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人口超过30万人的J镇，虽然实际规模接近一座中等城市，却只有1所二级乙等医院和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是公共交通设施配套滞后。公交站点到居民小区的“最后一公里”交通配套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车辆非法经营问题严重；通往中心城区的道路经常发生交通拥堵，此外还存在大量低等级公路，无证摊贩占道经营，给市民出行造成了极大不便。

　　其次是城市管理问题。一是市容环境脏乱差。由于制造业企业、来沪人口大量聚集，原有的生活废弃物收集、垃圾处理设施难以满足需求。城市管理人员也存在巨大缺口，S区常住人口约35万人，面积32.92平方公里，而城市管理在编执法人员仅有25人，其中队员19人，平均每名执法人员需要负责1.7平方公里的地区。二是违章建筑泛滥。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几乎每家都有违章搭建，少则十几间，多则40、50间，大多用于出租，出租房约占实有房屋的50%左右。

　　最后是公共安全问题。一是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总量往往在所属区名列前茅。J镇平均每天110报警电话约120－130个，其中大多为违法犯罪类案件；仅该镇一年的社会治安案件就相当于某些远郊区县一年的案件。然而，J镇派出所仅有106人，其中社区民警47人，警民比例远远低于中心城区。二是安全隐患较多。城乡结合部的不少农民私房对外群租，天然气、液化气罐违规合用，存在爆炸隐患；违章建筑间距太小，消防车无法进入；无证诊所、“黑车”、地下食品加工厂、无证幼儿园等，都构成了公共安全隐患。三是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仅2011年就发生两起大规模堵路事件：4月13日下午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与同方向行驶的城管执法车上人员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后骑车男子躺在路中央并且拒绝就医，迅速引起人群围堵，导致J镇两条主干道拥堵近6小时。11月13日晚上6点多，J镇一辆电瓶车与小汽车碰撞，由于小车司机的不当处理导致双方产生肢体冲突，有人谣传小车司机为政府工作人员，引发近千人围堵公路，交通瘫痪达两个多小时。[1]这些社会问题都令J镇居民，尤其是中产阶层心生不满，有居民在业主论坛撰文称：

　　J镇地区原本有许多优秀的高档楼盘，均价都在两万左右，各小区入驻的居民也多为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但是这种道路偶发事件为何可以迅速变成群体堵路事件并多次出现，实在值得思考！J镇已经是上海最大的人口流入地，外来人口达到六位数，各种人口的综合素质层次不齐，管理上更可谓现代文明遇到丛林法则。仅仅夜间沿街设摊就已经是顽症难除，每当夜幕降临，各种地摊、排挡将主干道人行道全部挤满，各种商贩无惧各类执法人员，居民无数次呼吁政府职能部门清理乱设摊等具有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但是收效甚微。各类抢夺案件时有发生，小区群租现象更是让人一筹莫展，此类报道多次见诸各大媒体。作为J镇居民，需要的是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可靠的出入安全……[2]

　　另一方面，J镇公共服务的现状也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A小区党支部韦书记过去长期在村委会任职，她认为：“A社区居民自我管理意识强，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强烈，而村改居居民注重个人利益和福利，对公共事务不太关心。由于A社区的居民自身素质高，提的要求也高，不但对环境、卫生、治安有要求，对我们居委会干部素质的要求也高。我们现在有些力不从心，居民对居委会干部素质期望高，拿市区的水平跟这里比，很容易形成落差，产生矛盾。”

　　在城乡结合部，中产阶层的参与热情要高于中心城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为中产阶层提供了跨社区的公共议题，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由于社区公共服务的水平不仅关系到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也影响到他们的房产价值，因此，中产阶层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状况。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与来自市区和外地的中产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J镇“村改居”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较低，这一方面是他们所居住的J镇南部地区属于老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是城市化的显著受益者，也没有为房产支付高昂的价格。

　　四、“属地化”风波：老年业主的依法抗争

　　在J镇，各“导入人口”居委会的主任通常由当地村委会或“村改居”居委会的副职或委员调任，委员则多是当地户籍的大学毕业生。A小区也不例外，第一届(2006－2009年)的居委会全体成员、第二届(2009－2012年)的全职委员(坐班委员)都不是本小区的，“属地化”的程度很低。而根据民政部和上海市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成员应在本居住地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居民中产生。这就引发了居民与居委会的矛盾。A小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是从市区搬迁过来的，他们不自觉地会用市区的标准来衡量居委会的工作。须知，上海市区的不少居委会干部原系纺织系统、冶金系统的政工干部(工会主席、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妇联主任等)，因国企改革而“下岗分流”，他们的文化素养、工作能力远胜老一辈的“婆婆妈妈”，为上海的社区建设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而郊区的J镇，最近10余年才开始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社区干部多是“洗脚上岸”的农民，在文化程度、工作方法上与市区的居委会干部自是存在一定差距。有居民告诉笔者：“我们的居委会干部是‘乡下人’，水平太差，差到不能理解，开会也讲不出个名堂，做事没有方法，但是对上面有一套。”有的居民跟居委会发生矛盾，甚至会说：“你们这帮乡下人凭什么管我们上海人！”矛盾的尖锐性可见一斑。2006年的选举风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居民赵先生退休前是冶金系统某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后因企业倒闭赋闲在家。2004年镇政府向社会招聘居委会干部，他被聘为坐班委员。他回忆说：

　　2006年是我们小区第一次居委会选举，之前的居委会干部都是镇政府聘任的，我当时也是居委会干部，看到选举文件很高兴，因为市里的政策是居委会干部属地化。聘任的干部都住在别的小区，朝九晚五，晚上有事也找不到人。属地化就方便了。我就自告奋勇，做居委会筹备组成员，在会上解释文件，提出属地化的问题。居委会干部感觉(职位)受威胁，与我们针锋相对，就导致了一场风波。小区的一批骨干分子到镇政府上访，到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强烈要求属地化。(2012年7月25日访谈记录)具有法律工作背景的龙先生是要求属地化的核心人物之一。2006年选举期间，以龙先生为首的几位居民先后给S区区长、上海市民政局、市人大法工委写信，并到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围绕属地化问题，龙等人质疑居委会换届选举的程序合法性：

　　1．违法剥夺居民的选举权。本小区选民登记、选民资格认定于法不合，有效选民和有效推选票不符合本次应登记确认选民的实际情况。以采样的77－82号居民小组为例：该小组住户为60户，推选票上打勾同意指定小组长名单的仅4户，自荐的1户；同意指定居民代表名单的仅3户，自荐的3户，对此推选结果尚有90%的居民是自愿放弃还是被剥夺了选举权利？

　　2．违法产生居民代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代表应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产生。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随意更换、取消居民代表。本次选举居民代表采取指定代表名单上门要求打勾签名的方式，从未召开一次居民小组会议选举……在居民代表法定人数经公布未达到法律规定、居民代表名单尚未正式确认并公布的情况下，“选举”产生了居委会班子，严重违法了法律规定和选举程序。

　　3．违法指定居委会成员。上级J镇有关领导指派了3名农村选民任职居委会干部不符合“本居住地区居民”和“自治组织”的法律规定，不具备属地条件又无特殊原因和相关手续，从未被居民认可并推选为居民代表，受到居民代表的质疑。由于镇有关领导的指派人选并违规操纵，选举结果在5人组成的居委会中占据了一正二副的主任要职，居民群众担心的“村委会”终成现实。

　　4．违法选举居委会成员候选人。根据选举程序规定，居民代表选举(注：2006年采用间接选举)，应先由过半数的有选举权的居民代表(3人以上)联合提名候选人。本次选举未按法规程序民主协商和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候选人，而是按照事先制定名单，事先印好简历，事先划分编组，事先认定对象的程序，由支部书记一手指定5名候选人和预先指定陪衬的差额候选人，通过“指定人选，等额提名”的方式产生。[3]

　　信中的四个“违法”表明居民的抗争带有“依法抗争”的性质(O'Brien＆Li，2006)，即以中央政府的政策或国家的法律法规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在写给市人大法工委主任的这封申诉信中，龙先生等人还明确地指出“区民政局对认定选举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敷衍塞责、监督不力，无法实现依法‘推倒重选’的结果”，并呼吁“依法重新选举”。龙先生等人去市政府上访之后，市民政局派了三名处级干部一行六人跟上访居民进行对话。民政局官员解释：属地化是方向，但A小区的条件还不成熟，居民要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

　　经过选举风波之后，龙、赵等人由“呼吁”转向“退出”，不再参与居委会事务，龙先生说：“居委会没啥意思，我现在主要关心业委会。业委会掌握经济资源，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切身利益。当务之急是把业委会工作落到实处，让业委会有效监督物业公司，管理好公共资金。”但多数老年业主选择了“忠诚”，继续参与居委会的各项活动(Hirschman，1970；刘春荣等，2010)。社区积极分子邵女士表示：“居委会的工作是不太令人满意，不过呢，我们都是老年人，如果不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活动，我们上哪儿参加活动去？J镇不比市区，可以上老年大学什么的。再说，在居委会当志愿者，做个楼组长什么的，还可以服务社会，同时也锻炼身体。何乐而不为呢？”2006年的“属地化”诉求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成果。J镇领导开始考虑逐步推进属地化进程。2009年换届选举，各个“导入人口”小区首次有了属地化的兼职委员，A小区有3位居民进入居委会。2012年，依然是3位属地化委员，但由兼职变成了全职。如此一来，属地化委员与非属地化委员的磨合问题便成了社区政治的新焦点。属地化委员之一的郭先生这样描述自己与“80后”同事的区别：

　　他们(指非属地化的委员)做居委会工作，8点半上班，4点半回家，就是上班而已。我们属地化的不一样，我早上5点半在小区跑步，以前每天7000步，现在不行了，因为居民们都拉着你说话，反映情况。晚上也可以来找我。我觉得，他们J镇的小青年不懂得珍惜，大学刚毕业，20几岁的年纪，不是主任就是副主任，每个月好几千的收入，在社区干了两年就是党员。这些都是谁给你的？都是我们“导入人口”捧你出来的。J镇本地居民才2万人啊，现在是2万人领导28万人，所以他们才能这么好啊。(2012年8月18日访谈记录)

　　五、志愿者联合会：青年业主的理性维权

　　2008年初，为解决“出行难”问题，J镇北面多个小区的热心业主(多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自发成立了“镇北联席会议”，不断向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反映问题。2008年4月，“镇北联席会议”的论坛版主和热心业主们联合签名向市政府发了《J镇居民致人民政府的求助信》。2008年7月，一位副市长在信访办会见了联席会议版主强先生、薛先生。2008年秋，薛先生又参加了由市长主持的网民代表见面会，再次反映了J镇城乡结合部的管理问题。

　　2008年底，华女士调到J镇任副镇长，分管社区事务。上任之初，她感觉压力不小，因为2006年A小区的“选举风波”在市里面“挂了号”，成了区里的“典型”，青年业主的“镇北联席会议”更是让她头疼。以省道为界，J镇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镇南”是老城区，公共设施配套较为完善，“镇北”则是新开发的房产区，高层建筑居多，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拥挤，商场、医院、学校等生活服务设施远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如果说J镇是一个公共服务的“洼地”，那么镇北地区就是这个“洼地”的底部。在这种情况下，镇北地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各小区纷纷要求成立业委会。

　　上任之初，华镇长感觉就像一个救火员一样疲于奔命，但群众的意见依然很大。有一天晚上，华镇长和另一位分管信访的镇领导到社区接待群众，来了两百多个居民，你一言我一语，镇长说一句，群众会说十句。两位镇领导有参加批斗会的感觉，十分狼狈。但华镇长同时也很感动：

　　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小区非常关心，但关心他们的人太少了，听他们说话的人太少了……我个人特别不喜欢一个字，就是“被”字，当时他们北面的老百姓都说，我们“被”骗了，“被”代表了，“被”怎么样了。他们始终处在一个间接、被动的位置，不能听到政府的声音，也没办法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老百姓想参与，愿望很强烈，但不知道怎么去参与，该怎么去做，建立什么样的渠道去沟通。我觉得必须改变这种状况。(2012年8月15日访谈记录)

　　华镇长让居委会将各自小区业主论坛的网址和主要的版主信息上报给她，安排社区办两名工作人员每天关注网上动态，并要求居委会成员进入论坛，多与网民接触，提供信息，引导舆论；与此同时，她也开始邀请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2009年，在涉及公建配套等主要事项时，华镇长开始邀请相关的网民、版主，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周以内给予答复。此时这种见面会是不定期的，也没有固定的人员。经过一年的磨合，华镇长和70后、80后的网民代表逐渐打破隔阂，相互信任。

　　2010年，J镇的网民见面会步入正轨，定期举行，讨论的时间、主题和议事规则逐步成型，版主和网民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自发维持会议秩序，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内容不能重复，简明扼要。与此同时，见面会不再由社区办唱独角戏，华镇长只负责召集，根据会议主题邀请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网民见面，现场答复。

　　2011年，镇政府不再被动地听网民讲，而是主动将政府未来的工作计划告知网民。每次开会之前，镇政府都会通过电话、短信和网络发布“召集令”，征集业主网民报名参加会议，每次人数控制在15－20人。“镇北联席会议”的成员是每次会议的主力。沟通会议基本保持每月一次，遇特殊情况就两个月开一次。主题围绕J镇的卫生、治安、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服务。开会之前，社区办先通过居委会的网管员对社区论坛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了解网民关心的话题；而网民也会事先搜集资料，酝酿想法。双方提前做好“功课”，在沟通会上进行讨论。以下是近两年网民见面会的议题：

　　表1：网民见面会的讨论主题(2011年至今)会议时间 会议主题2011年3月 电价暴涨、向市民宣传政府官方微博、业委会、公交线路2011年4月 交通管理、村镇建设、城市管理执法2011年5月 道路交通管理2011年6月 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动拆迁、城市管理执法、交通管理2011年7月 派出所工作、治安2011年8月 交警体验日活动(志愿者当一天交通警察，体验交警的生活)2011年9月 居委会建设2011年10月 公交车与地铁对接问题、社区巴士、地沟油、黑车2011年12月 回顾全年工作、城管与派出所负责人汇报工作2012年3月 村镇道路建设问题、社区管理、城市管理执法、交通管理、治安2012年4月 交通管理、治安管理2012年6月 物业管理及业主大会相关知识的培训交流2012年8月 教育与城市管理

　　2011年华镇长调到邻镇任职，镇里安排党委宣传委员和社区办主任继续负责这一平台的工作。社区办尤主任这样评价网民见面会的效果：

　　虽然很多问题是网民见面会解决不了的，但是，这一机制改变了网民对政府的态度。网民一开始跟政府是对立的，等他们真正参与进来，就认识到，与其指责政府，不如群策群力，出谋划策。现在通过网民见面会，他们开始理解政府的难处、问题的复杂性。(2012年7月26日访谈记录)

　　2012年5月，“镇北联席会议”的版主们富有智慧地将联席会议更名为“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显然是官方更能接受的名称，并打破“镇北”与“镇南”的藩篱，吸收一部分镇南地区的热心业主加入，成立代表性更加广泛的“J镇志愿者联合会”。4年间，志愿者联合会定期召开政府和网民圆桌会议，87条有效建议和意见中有63条得到解决。

　　不难发现，镇政府与青年网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了得益于开明的镇政府领导(尤其是华镇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产阶层的“政治成熟”。志愿者联合会的三位骨干成员强先生(40多岁，民营企业家)、容女士(30多岁，法学硕士，司法系统事业单位干部)和武先生(30来岁，IT从业人员)这样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

　　一是政绩。我们也在推动你们(政府)的政绩；二是守法。我们不做触动法律的事情，有的业主堵马路、砸物业，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三是遇到了开明的领导华镇长。四是老百姓一直在坚持，上面的领导也给了压力，市领导多次接见了我们的代表，我们也同时听两方面的意见，既说出老百姓的心声，也听政府的声音。五是不只提意见，而且提专业的意见，我们强调“理性沟通”的理念。我们跟副市长见面的时候，做了详细的PPT，让市长大吃一惊，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专业”的(上访者)，跟我们详谈了2个小时。(2012年7月29日访谈记录)

　　在笔者看来，志愿者联合会的真正成功之道在于，他们采取了具有妥协性和灵活性的结盟策略。志愿者联合会的版主们与镇政府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结盟关系：一是针对网上的激进言论，版主们坚决进行抵制。在J镇的业主论坛上，曾有一些网民为了物业管理的事情，要组织业主“集体散步”，约定了游行时间和路线。版主主动与华镇长联系，询问如何处理。华镇长让版主删帖，版主答应了，但表示要增加一个说明，解释删帖的原因，以避免网民的误解和谩骂。版主的说明在经过华镇长审核之后发布。武先生说：“我们在网络上与言论过激者进行斗争、辩论，有些ID在我们论坛上挑不起事，就只能跑到别的论坛去了。我们特别反感那些一味抱怨，却从不提建设性意见的人。”华镇长高度评价版主的工作：“版主们很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网上要有规矩，什么话不能说，碰到什么事情怎么处理。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网络才能做到风清气正。”

　　二是共同向上级政府呼吁，争取政策倾斜或资源投放。譬如通往市区的公交线路超出了镇政府的能力范围，需要市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联合会可以发挥整合民意、代表民意的功能，从外部向上级政府施加适当的压力。2012年5月，志愿者联合会发起“一条路，一条线，齐签名，畅J镇”的签名活动，希望可以开辟J镇连接虹桥交通枢纽和地铁9号线的三条公交线。之前志愿者曾与镇政府协商此事，但镇政府感到为难，因为这是跨区的交通规划。当志愿者提出在线下组织签名活动时，镇政府没有表示反对。签名活动得到15个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全力支持，物业公司在显著位置张贴活动海报，居委会周末在小区门口设摊，组织居民现场签名，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征集到5698个居民签名。一个月后，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对居民的建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公布了改善J镇交通状况的具体工作计划。

　　在志愿者联合会的运作中，版主们刻意淡化“组织”色彩，强调大家是一个团队，没有领导人，也没有具体分工，彼此以网名相称；他们在行动中也不针对任何特定组织和个人，“不是向后看，而是往前看”，从建设性的角度探讨如何改变现状。此外，志愿者联合会内部的讨论和决策也力求民主，每一个重大事项的决议，都采用民主投票，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2009年，镇内公交线路设置问题，各小区的业主代表都希望对自己的小区有利，最后以民主投票方式妥善解决了内部分歧。为了维系团队的凝聚力，志愿者联合会还经常在线下组织聚餐、自驾游等活动。

　　笔者问志愿者联合会的负责人：为什么青年网民不愿意参加居委会的选举和治理？他们的答复是：年轻人认为选举结果都是内定的，是“居委会干部和老头老太的游戏”，自己的参与对结果毫无影响，与其关心选举，不如关心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

　　六、“选个邻居当代表”：业主公民意识的发轫

　　不得不承认，虽然网民见面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这种对话平台的非制度化特征也蕴含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譬如，在华镇长调离之后，网民见面会的频率有所下降，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两个月一次。更让网民代表不快的是，由于缺乏镇级领导的直接协调，见面会的沟通效果似乎在下降。今后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变数？如果将来主政的领导对这种沟通方式不认可，见面会很可能会流于形式。有网民代表在沟通会上表示：“假如政府能对民众的合理建议采纳并改进，那么才是良性的互动。如果总是议而不决，那么只能另辟蹊径。”志愿者联合会开始寻求进入体制内来直接参与政策的重大决策。

　　2011年，上海市基层人大换届选举，志愿者联合会积极宣传并参与了区、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以下是志愿者联合会写给居民的选举动员信《选个邻居当代表！登记选民了么？》。

　　各位J镇邻居：想不想有连通9号线和2号线的公交？想不想小又挤的社区巴士优惠换乘？想不想肠梗阻的公路畅通无阻……改善的机会来了！2011年11月16日，我们一起参加S区和J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吧！我们希望：用我们的一张张选票在J镇选区选出代表居民利益的11位S区人大代表和53位J镇人大代表，为我们说话，为我们争取权益！

　　我们是镇北联谊会！我们居住在J镇；我们是60后、70后和80后；我们走路、骑车、搭公交、乘地铁、驾私车；我们在八号桥买菜，我们孩子在J镇上学，我们父母在J镇医院看病……

　　J镇需要改善。我们真正行动：我们和镇政府月月座谈，苦口婆心提建议，直言不讳道不足。或许有些改善，我们期望更多。所以，我们要参选S区和J镇人大代表！我们向大家呼吁：请在10月25日前登记为S区选民！我们将在11月揭晓推荐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请在11月16日投票给我们的候选人！选个邻居当代表！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去登记！去投票！选个邻居当代表！[4]

　　这份热情洋溢的动员信大大激发了J镇居民尤其是中青年业主的参与积极性，“我们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不希望总是被代表”。一部分外地户籍的业主甚至专门回到老家办理选民资格转移手续，以获得J镇人大代表选举资格。当时镇北地区一共有8位代表候选人，其中2位居委会干部，其余的候选人都是自主参选，版主强先生、容小姐和薛先生名列其中。最后，在网民和居委会的全力支持下，曾经被市长接见的版主薛先生(40岁，硕士学历，跨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成功当选J镇人大代表。网民在业主论坛上兴奋地表示，这是“居民担任镇人大代表零的突破”！

　　当选镇人大代表之后，薛先生认真履职，通过网络随时向网民汇报工作进展，并向网民公开了自己的工作手机、电子邮箱和接待时间。薛先生大学毕业之后，曾在上海市委机关报工作多年，后在多家跨国企业任职，负责公共关系事务。他认为：

　　中国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准是有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沟通。政府习惯于单向沟通，老百姓则诉求无门，应该更多地构建与社区民情沟通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老百姓完全不了解政府的运作，还是有拦轿喊冤的想法，希望碰到一个一言九鼎的好领导，毕其功于一役。我觉得，作为老百姓跟政府沟通，或者作为人大代表干好工作，道理都是一样的，关键有三点：一是要提前做好home-work(功课)，诉求要正当、合理、合法；二是要了解政府运作的模式、规则和特点，把我们想要干的事情变成政府要干的事情；三是有全局的观点，不能抱着对抗的心理，有理有据有节，既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也要对政府表示认可、提出建议。(2012年9月4日访谈记录)虽然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薛先生提出的两个涉及市容卫生的提案都不了了之，但他依然对镇政府的工作表示了理解：

　　有些想法想和大家说一下，也许大家觉得政府速度慢等，我沟通接触的感觉是，政府其实一直在推进，而且有很多信息非常让人鼓舞，关键是沟通不够，书记要求下阶段要加强沟通，比如我们的抢救性规划，如果规划部门同意，应该尽快公开。此外，我希望大家不要说风凉话，不要不信任，因为我们除了政府，我们没有任何别的路可以走；此外说风凉话、不信任，在这里发发牢骚，不解决我们的任何问题，真正如果大家觉得有问题，就拿起手中的电话，甚至包括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恳请大家不要在网上发牢骚，没用。此外，政府公务员一直在努力，只是很多事很多困难我们不知道而已，他们也都上网，都在看，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我们提出的，一定是有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而不是谩骂，谩骂和牢骚对我们社区的建设没有直接好处，我们一起努力！[5]

　　2012年7月，薛先生购置了新的房产，搬离了J镇，他的人大代表之路也戛然而止。但是，J镇青年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已经悄然扎根，笔者接触的多名年轻业主都表示未来要参加区镇两级人大代表的竞选。可以预计，在下一届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将会有更多的“邻居”脱颖而出。

　　七、结论与讨论

　　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不同，户籍并没有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造成显著的影响。年龄是比户籍更为重要的分野：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居委会参与公共生活，而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在居委会选举当中，外来人口要获得选民资格需要办理一定的手续，其参与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户籍的制约；而在网络空间中，中产阶层移民完全突破了户籍的限制，他们的参与行为与本地居民并无二致。

　　中产阶层在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其首要的身份是业主，其政治参与具有“业主能动主义”的特征，即主要围绕物业管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业主福利”而展开。只不过老年业主所关心的议题主要是小区的物业管理、居委会属地化程度、业委会运作等，而青年业主除了关心小区事务之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关注交通、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公共设施。正是由于J镇地处城乡结合部，公共服务体系远远落后

　　于市区和郊区中心镇，从而为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跨社区的公共议题，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笔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李骏(2009)认为：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的促进作用目前仅局限于特定的社区情境，即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住房所有者在社区政治事务中所具有的积极性很难外溢出特定的社区边界。而本研究则发现，在Web2.0时代，存在共同利益的相邻社区，借助网络传播工具，是可能实现跨社区联合的。J镇志愿者联合会就是由“线上”交流发展为“线下”的政治参与，并形成长期稳定的跨社区集体行动。由于公共服务的改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为中产阶层的参与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而在中心城区，中产阶层业主的社区参与往往具有“一事一议”的特征，譬如为了保护小区的绿地、为了不在小区附近建造变电站或垃圾站，一旦事情得到解决，集体行动即告终止(石发勇，2005；朱健刚，2011)。

　　有学者提出，当下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中大量的业主集体维权行动事件，不但是基层社会成员自治力的体现，也是其“民主意识”觉醒的征兆(王星，2012)。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从长远来看是成立的，就当下的现实而言则有“拔高”之嫌。至少在现阶段，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业主意识都要强于公民意识，其参与的首要动机是改善城乡结合部的公共服务，是为了争取业主福利而不是行使民主权利。为维护业主福利，老年业主以社区为基础，采取了回旋余地较小的“依法抗争”，就选举中的程序性问题向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问责，以失败告终；而年轻一代则以网络为平台，采取了更具妥协性的“结盟策略”，与政府达成了合作默契，就事论事，提出建设性意见，不针对具体的组织和个人，政府与网民的对话机制得以建立，并取得一定的合作成果。

　　老年业主的参与渠道是传统的，但由于诉诸法律和程序的武器，一定要区分是非曲直，对基层政府而言，其方式显得激进，正如刘子曦(2010)所言：法律在业主维权运动中具有两重属性，它既是“维权的武器”又是“维权的瓶颈”。年轻业主的参与渠道是新潮的，但方式更富策略性和妥协性，避免了直接冲突，政治技巧更加成熟。基层政府出于维护街居体制的需要，不愿让居民的“属地化”诉求影响自己的人事安排和政治权威；而网络参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未直接冲击基层政府的治理架构，因而政府采取了相对开明的策略，通过对话机制将网民吸纳到政府决策过程之中。以往关于虚拟社区的研究，更多是考察“基于互联网的抗争”(桂勇、黄荣贵，2009；张磊，2005；Tomba，2005)，而J镇网民见面会的案例则揭示了“基于互联网的官民合作”。在当代中国，网络不仅仅可以作为一种抗争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发展成为网络公民社会或虚拟公共空间，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需要说明的是，老年业主和青年业主在参与渠道上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两者是存在交叉的，以2012年8月的网民沟通会为例，一共有11名代表出席，年轻人占大多数，但也有4位50岁以上老人出席，其中就有A小区的居委会委员郭先生。

　　青年网民发起“选个邻居当代表”运动，标志着他们的诉求由业主福利向公民权利拓展。他们意识到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直接利益，还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入决策体系。这是值得关注的转变，表明青年业主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同时也给基层人大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青年人的加入给基层人大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如何改善基层人大的议事方式和工作机制，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以往对于业主维权的研究中，沈原为代表的“权利模式”、李静君为代表的“阶级模式”和裴宜理为代表“规则模式”被认为是三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框架(陈鹏，2010)。沈原等人将业主维权视为一种公民运动，是一个从产权走向公民权的实践过程，在维权过程中，业主重建了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从而变成了公民(沈原，2007；陈鹏，2009；郭于华、沈原，2012)；李静君则认为中国民众的维权行动只是在表面上与公民权话语相契合，本质上缘于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Lee，2007)；裴宜理指出，中国以“权利”语言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抗议，往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极少质疑党和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权威，并按照国家的规则采取行动，她将这种倾向称为“规则意识”(rulescon-sciousness)，以区别于西方的“权利意识”(rights consciousness)(Perry，2009)。而实际上，这三种研究取向并非不可调和。马歇尔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公民权与工人运动/阶级斗争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公民权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另一方面，公民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阶级差异的显著性。本文发现中产阶层移民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户籍制度对于外来人口政治参与的限制。这说明阶级的作用要大于有关权利的制度安排(户籍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公民权)。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可能克服基于户籍的制度性歧视；权利意识的增长与中产阶层的形成密不可分。正如沈原(2007)所言，业主维权运动的实质是中产阶级缔造公民权的运动。公民权利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政治的后果。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也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尤其是在年轻的中产阶层网民身上，既有对西方意义上公民权利的追求，又有基于国情的规则意识，他们在规则设定的框架内策略性地争取权利。

　　上述研究发现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即忽视了外来人口内部的分层。结合笔者之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户籍对于中产阶层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底层移民(劳动力移民)的影响是不同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更多地受到户籍制度的抑制(Wu，2010)，根据笔者2011年在上海的抽样调查，大部分农民工未参加过各种形式和层次的选举。95%的受访者未参加过居住地居委会选举，98%的受访者未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86%的受访者未参加过企业内部选举，85%的人未在家乡参加过村委会选举(熊易寒，2012)。而中产阶层可以基于财产权进行政治参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话语权，此外，比较强的行动能力和拥有较丰富的可动员资源(陈映芳，2006；陈鹏，2010)，也使得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影响基层政府的决策和治理。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提供了一幅中产阶层移民政治参与的全景图：居委会与业委会、社区选举与业主维权、现实世界与虚拟社区、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这些主体和过程原本就是高度相关并且互动的，而在以往的学术文献中，由于学科和研究主题的限制，这些主体却被人为地隔离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过本研究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本文仅仅基于一个社区及其所在城镇，户籍和年龄对于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影响还有待定量研究的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