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独立与司法“亲官化”



在中国大陆，司法腐败与裁判不公问题似有积重难返的迹象，并已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司法改革的方向与路径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关注与争论。司法系统为了挽回日渐低落的声誉，开始寄希望于一种或真或假的群众路线的复兴。

　　一些久违了的政治话语开始重返中国的司法领域，司法独立的主张则日趋边缘化，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也显得越发暗淡。本文旨在论证，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司法不独立，不管司法“亲民化”的口号喊得多响亮，得到的都只是司法“亲官化”的结果。

　　司法人员的职责，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处理和裁断各类法律争端，而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裁判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文义与精神。在任何国家，各级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确立的程序与权限所制定的法律，在其适用范围内几乎都被视为代表了最大的公意。法官依法裁判的行为，正是使这种公意得以实现的过程。

　　为了确保裁判的公正，法官必须超脱于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来自政治权势，还是来自社会舆论。否则，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实现，体现在法律中的公意也将被忽视。如果允许法官在法律之外寻找审判的依据，人们甚至无法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因为除了公开施行、措辞严谨且彰显公意的法律，任何其他的评判标准都不可能具有正当性。另外，人们也将无法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形成较为确定的预期，而这本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如果在某个国家，法官迫于社会舆论或某些权势人物的压力，脱离法律所进行的判决，竟然经常比依法裁判的结果更加符合一般的社会正义观念，这无疑是比司法不公更为可怕的悲剧。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出在司法方面，而是出在立法方面：这表明这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并不具备必要的代表性，制定的法律不能体现普遍的公意。

　　在中国，有一些法学专家认为，要扭转司法不公的局面，所需依靠的不是司法独立，而是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如果司法民主（这显然是个极为古怪的用语）要求的是法官在个案审理过程必须考虑法律之外的民意，那么司法不公的问题可能会不再存在，因为人们必须对付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到底还要不要法律？

　　其实，司法独立绝不是说法官可以不受约束，而是说法官在审理个案时，不应受到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而对法官进行的约束，不是为了临时影响个案审理的结果，而是为了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处于免受法律之外因素干扰的地位。

　　例如，公开透明的诉讼程序、严密的法官行为规范及惩戒措施、严格的案件回避制度以及自由的新闻监督，都是对法官的正当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但这些限制和约束都不是为了左右案件的裁判结果，而是防止法官的审判行为脱离法律的轨道。

　　另外，为了进一步防止法官的专断，还可以通过一定的任免程序对法官进行必要的政治控制（但愿这是司法民主的真正含义）。但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左右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或者要求法官在审案是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

　　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尽管得到了不少法学专家的赞同，但其导致的后果却可能是立法与司法功能的严重错位。这种做法无异于允许法院及法官假借民意而任意裁断，同时也是对立法机关的轻视和嘲讽：难道还有比立法更权威的民意？

　　在中国，对法官个案审理的干预，以及对司法独立的抵制，经常是打着司法为民的幌子进行的。但如果个案干预的做法成为常态，或者说司法独立不能真正实现，普通民众必将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救济和伸张正义。因为在人类事务中，最能影响他人的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一旦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司法“亲官化”和“亲商化”的结果就不可避免。

　　人们只要比较一下职务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缓刑、减刑及假释比例，就能判别中国目前的司法到底是亲民还是亲官，更不用说官员违法后屡屡出现的犯罪行为行政处理化、重罪轻诉化等现象了。而司法“亲商化”最露骨的表现，莫过于最近“对企业高管慎用强制措施论”的出台。

　　实现司法独立，不但有利于蕴含在立法中的公意得到实现，而且还能够使立法更为公平、合理。因为如果法官的司法活动，能够独立于立法者除了立法行为以外的控制和影响，立法者考虑到其制定的法律有可能平等地适用到自己身上，就会避免将法律制定得过于暴虐和不公。

　　如果拥有制定法律权力的人，同时又能控制或影响法律的实施与适用，则必将给人性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这些拥有权力的人不但会在立法时使法律适合于满足自己的私利，而且还会动辄利用权力，借以使他们免于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

　　在任何社会，如果制定法律的人自己都不尊重法律，法律必将威信扫地，徒成一具空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不再把司法看作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那些暴力抗法的人，或者利用暴力手段洗刷或真实或假想的冤屈的人，都会得到普遍的同情甚至褒扬。这一切既是社会分裂与动荡的根源，也是政权合法性流失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