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需要科学基础与引领，政治科学则是其中重要部分。
缺乏操作性知识的中国政治科学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科学尚未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认识国家与社会治理规律，为提高国家与社会治理水平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国政治科学要以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践需要为导向，依托中国实践，创立能够服务于治国理政，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实践科学。
当代中国政治学脱离于实际，无法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状况与原因，概况地讲，是因为中国当下的政治学理论大多属于政治哲学层面，其中不少还是直接或间接引自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相对于实践，相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现有的政治学理论更多地是属于普通的政治学知识，甚至是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常识，即是对社会政治实践作出的最一般性的归纳和概括。这类知识与常识具有一定的描述和解释功能，而基本上不具备指导实践和指引发展的能力与作用。
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不能仅仅是原则性与常识性的，而应是具有宏观指引和微观指导的理论，不仅是Knowledge，更应是Know-how，即具有操作性的知识技能体系。目前，中国政治学十分缺乏的正是这类特殊的、专门的知识——“Know-how”。
政治学研究方法亟须改进
为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政治学，并使之为中国现代化服务，必须改进与创新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应当运用“直接观察法”和“比较研究法”取代长期以来的“范式转换法”，立足于中国当代实践，以经验性研究为基础和手段，总结、归纳和概括、提炼中国新的政治科学。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应采取贴近实践、贴近经验的路径，对于政治运行与治理实践进行直接的观察与概括，提炼出操作层面的知识体系——Know-how，即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操作方式与规则。然后，再经过长期的观察、分析与比较，逐步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和系统性的规律性认识——Knowledge。
（一）关于“直接观察法”
社会政治事物有三种存在形态：政治意图、操作体系和理论表述，通俗地说就是：想法、做法与说法。“想法”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政治行为的初始动机，表现为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与主张，本质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核心内容是实现利益诉求以及建构社会的各种方案。“做法”是政治实践与政治体制实际形态，简言之，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比如，在每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这个国家的宪法、法律及正式国家机构）之下，都有一个掌握和操作政治权力的一套“隐形体制”和权力主体，我们将之称为“权力结构”。“说法”是政治体系中的各种公开表述，表现为各种政治宣示以及各种政策、法律、规章等。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称其为“宪政体制”。
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与政治事物有一个特殊现象，即上述三种形态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说法”与“做法”之间差距很大，即文本与事实之间差距很大。这一特点导致了政治科学研究的特殊困难，即“说法”对研究与认识的障碍与误导。“说法”是观察与认识社会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首先的对象，不了解“说法”，认识政治现象与问题就无从入手。但基于“说法”的政治研究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十分不幸的是，这样的“纸上谈兵”式研究恰恰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这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转向对“做法”的研究与认识。应像刑侦学方法那样，研究首先从“现场重现”入手，搞清政策实施、政治行动的实际状况及效果。这类似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还原法”。或者说，这样的研究不再是停留于某种“Knowledge”，即一般性知识的层面，而是更关注政治事物的“Know-how”层面。搞清“做法”应是政治研究的基础与基本功。在搞清“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识“做法”与“说法”乃至“想法”之间的差异，往往是认识政治事物的重要途径，政治问题的内在矛盾及限制性条件往往可以通过这样的研究加以发现和认识。
在政治实践中，“说法”、“做法”与“想法”三者之间总是有距离的。“说法”既反映“做法”，又在修饰或掩盖“做法”，而有些“做法”又是没有“说法”或是与“说法”不符的。“做法”与“说法”背后的“想法”离社会现实最远，但又是社会进程的主观推动力。“想法”实现为“说法”与“做法”，但要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限制，“想法”总是会在社会现实中变形。通过观察，把握政治的三种形态，可以全面地认识社会政治现实，否则就是片面的、肤浅的认识，甚至会导致误解。总之，观察法的重要作用在于发现事实，重现现场。这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方法。
（二）关于“比较研究法”
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还有另一重要特点，就是研究对象稀少。政治现象周期长、进程慢、重复率低，可以直接观察的对象稀缺。所以，在观察法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政治实体选择观察对象进行观察研究，以增加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同时还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现象。而一般来说，观察者只是在观察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现象与问题，而难以感知到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政治现象与问题。根据我们研究工作的体会，比较研究方法主要是关注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和重复性。具体来说，即是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
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是确认研究需求和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范围。人们常说，搞科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要带着问题研究。其实，殊不知这种所谓“问题”本身就是问题！要确认研究的目标，搞清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不是在研究工作开始的时候，开始时候的所谓“问题”往往是笼统的、范围式的，而不是需要解决的具体矛盾。通过相同或近似问题在不同政治体系、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能够引导研究者发现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条件。
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是关注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不同政体中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认识反复出现的政治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深入分析认识政治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以进一步揭示政治活动与发展的规律。规律性认识是政治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它不仅可以解释政治活动的原因，更能够帮助预见政治活动的发展演变，以使人们获得更大的历史主动性。
社会需要是科学发展最大的动力。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呼唤着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对象和条件。现在需要更多地向实践学习，向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学习，关注现实，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改变习惯的以研究已有知识为主的研究方式，改变从观念和价值出发设定逻辑解决方案的研究方法；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时代问题，在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发现规律、归纳与提炼理论；遵循从Know-how 到 Knowledge的研究路径。沿着这样的思路，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大力推进和发展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面貌就会改观，就会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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