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还是中国的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承认。但谈到中国政治发展时，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由于中国不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制、多党制等民主形式，一些人还断定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经济成功总有政治上的原因。那么，中国经济社会成功发展的政治原因是什么？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涉及民主的标准问题。长久以来，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问题，关于民主有数不清的定义。在人们无法就民主的概念与定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观地观察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2005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里不是从形式上、概念上去定义民主，而是提出了一个衡量民主的客观标准。那么，就让我们根据客观事实来认识和回答中国的民主问题。

　　一、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

　　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到来。支撑中国崛起的是在60年间，主要是在30年里，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堪称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视野中观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认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中国创造了国民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增长的奇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为印度的八分之一。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第10位，人均国民收入190美元，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腾飞。1979 —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这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人均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人均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3亿国民的人口大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的速度，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史上发展的奇迹。

　　第二，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动荡。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阶级对立，以至社会动荡屡见不鲜。西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就是一部血泪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亦十分坎坷，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对立，有的陷入了长期动荡，甚至发生内战，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历程尽管遭受了不少磨难和曲折，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地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成就显著。中国工业化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上，更为难得的是经济发展成果普遍地惠及了广大人民。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农村尚有绝对贫困人口约2.5亿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5%。2007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为1479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2%。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伴随着工业化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6.3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2007年的70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7.2倍。从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看，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6.3%，农村居民家庭由67.7%下降到43.1%。中国人居住条件大幅改善，2006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27.1平方米。中国人预期寿命2005年达到73.0岁。

　　此外，中国的教育、卫生、体育和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教育发展成就显著，9年制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和巩固，接近了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迅速发展，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常常弥漫着战争硝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一部殖民掠夺的历史。以美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崛起和称霸世界的道路一直伴随着战争。从独立至今，美国卷入海外军事行动总共超过250次。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战争和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为美国开疆拓土。两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而当前正在进行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名为“反恐”，实则维持霸权。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部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没有海外军事占领，没有殖民掠夺，主要是依靠自身力量和资源实现经济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与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78 — 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跃居第3位。1979 — 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602亿美元，平均每年262亿美元，2002年以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贸易与合作的方式和世界进行交往，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行销全球，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现国家富强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实现了中国最根本的权利，实现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益。这一历史事实从根本上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的中国模式。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的中国模式，既包含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普遍性因素，又有反映中国历史、国情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因素，是支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二、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民权利，释放社会活力

　　人类历史上的工业化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既有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也有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甚至还有在封建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先例。从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尽管制度条件有所不同，而权利保障，即在法律制度上保证社会平等，解除对人身自由的体制束缚，给人民以追求经济利益的自由空间，是世界历史上实现工业化必备的、共同的制度条件。

　　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是一个典型范例。美国在18世纪末通过独立战争，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得了民族独立。美国对外获得了“国权”，即独立民族的平等权利；对内通过制订宪法，宣布了形式上的人权与自由。19世纪60年代，美国通过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体国民的人身自由。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经济从此崛起。

　　日本是近代历史上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后，东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唯一成功范例。日本的工业化启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日本在封建主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体制改革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1868年3月，日本年轻的明治天皇率领公卿诸侯祭祀天地神祗，宣读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于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于东方。“明治维新”实行不到30年，日本击败了千年来仰视的老大帝国——中国，为其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开辟了道路。日本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和命运，迫使中国人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竟被一个“蕞尔小国”所打败、所欺侮。中国人为“明治维新”及日本的崛起所震撼，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明治维新”纲领“五条誓文”清楚地显示，日本的工业化与国家富强起于政治改革，其改革的核心就是给予人民权利与自由，释放社会活力，即做到“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这句话是“明治维新”纲领中的纲领。后来，一个美国人用一句话进一步概括了日本崛起的奥秘，他说：“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正是这一点变化，给了日本社会以强大的发展动力。

　　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经济平等作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一个以追求事实平等为最终目标的社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就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新进程，并且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成就。1953 — 1978年，中国经济以年平均6.1%的速度增长，为同期世界经济发展所罕见。但是，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充满了艰辛，且不论外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国内部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探索过程。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逐步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纲领，最终因“文化大革命”使社会陷于混乱，使工业化的脚步渐趋停滞。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重新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与外界乃至中国学术界形成的相当普遍的印象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更不是仅仅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此相反，中国改革开放恰恰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崛起的大门。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组织，集中于上层权力中心。以政治方面为例，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了很大削弱，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一大特色和优势的政治协商制度被搁置，国家行政管理以及司法领域存在全面的“以党代政”和党管司法的现象。要改变这种局面，必然要首先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入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为整体改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四化”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组织保障。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至整体改革的最重要的启始点。

　　其次，废止政社合一体制，恢复乡镇设置。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体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战略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人民公社体制日益暴露出其缺陷，政社合一将基层政权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融为一体，亦政亦经，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最终影响和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到70年代末，人民公社体制在全国许多地区已经难以为继。废止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镇设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农民及农村集体的经济活动分开，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制度前提和条件。

　　第三，实行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体制空间。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和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单一化，使来自基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严重束缚，致使体制僵化，经济社会发展片面化，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实行简政放权，使地方和基层的活力得到释放，一扫“文化大革命”后期百业凋敝的衰败景象，地方与基层面貌为之一新。地方政府间竞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源，这一点是现在得到广泛共识的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原因的认识。而政府间竞争和基层活力的形成，正是来自改革之初的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在微观经济层面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四，实行宪法改革，废止“四大自由”，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践踏了法制，使社会失去了基本的规则与秩序。由于法制遭到破坏，导致了“全面内战”，使发动者的初衷彻底走向了反面。“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法制的症结在于实行所谓的“大民主”，而“大民主”的主要做法就是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所谓“四大自由”。这“四大自由”使人们拥有了破坏法制的充分自由。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从切身的体验中深刻感受到恢复法制之必要。在改革之初，他们高度重视恢复和重建社会主义法制，并将在法制框架内实行改革，设计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制度规范。

　　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政治领域进行了重大的、关系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和加速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后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障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给予每一个中国人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自由。正是由于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蕴藏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中间的无穷的创造活力，才得以充分地释放，进而创造出人间奇迹。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权利，造成了社会价值、社会导向及社会竞争系统的改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点。

　　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集中民力，保证跨越式发展

　　通过权利保障焕发社会活力，是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一个基础性因素，也是中国政治模式的要点之一。但中国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成功，绝不仅仅基于这一方面的原因。中国发展与崛起还有另一方面的也许是更为关键的因素，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体制具有的集中资源的功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在现代条件下能够施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国际环境等三大因素。在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主要任务，这是最重要的国情。保障人民权利与自由，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动力与活力，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经验。在这一点上，中国经历尽管与其他国家有区别，有自身的特点，但同时也是符合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经验的。在普遍经验之外，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更具有自身特殊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设定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它需要实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如前所述，中国政治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保障，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动员机制。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国情，尤其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和条件，仅仅具有权利保障功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若要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其政治制度与体制还必须能够在保障人民权利与自由、实行有效社会动员的同时，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样的历史环境和任务决定了保护人民权利和集中人民力量，是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很难适应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美国知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过一个“制度化水平”的概念，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展政治学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实际上要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其制度化特征是比较单一的。这是因为，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富裕而相对稳定的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只要维护现有秩序，经济与社会就会得到“自行”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政治制度仅仅在于秩序维护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制度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权利保障，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活力，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还要制度创新、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能够同时实现这样的双重制度目标，则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

　　中国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事实证明，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一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模式，它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这一模式具有的双重功能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真正奥秘所在。

　　在民主政体之下如何正确地归纳概括人民的意志，如何有效地形成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也就是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民主政治实践的一大问题。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就已经认识到：民主政治往往使人们躲避那些令人不悦的事实和抉择。政策建立在可“销售”的基础上，民主政治就会随波逐流，甚至会使智慧边缘化。特别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一般都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以普选制、议会制和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其主要缺陷是易分不易合。在这种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下，各个政党以夺取政权为根本目标和基本价值，各种利益集团力争通过控制政治权力，扩大自身利益。在政治过程中，各个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相互攻讦，结果不是缩小与弥合社会分歧，反而扩大了矛盾，不利于整合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代富裕、稳定的西方国家当中，这些弊端还是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则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正是造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阶段中国的政治制度保证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维护了处于快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与和谐，其主要功能特点与制度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其执政理念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地把握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努力实现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各国经验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期”，西方民主体制的强化社会利益分歧倾向尤为突出。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不同。中国政治制度，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同时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中各种意见集中综合起来，使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使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协调起来。

　　第三，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在中国政治制度下，国家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国家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明显的优点是可以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文化上追赶发达国家，就必须制定科学周详的发展战略，并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保证了中国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不逾地向着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艰难前行；保证了中国能够尽可能集中一切资源、力量和智慧，用于建设和发展，尽可能地减少纷争与内耗；保证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前瞻性；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得以长期坚持和实施。

　　正是由于上述功能特点与制度优势，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中国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有效而可靠的制度保障。概括起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它为人民提供权利保障，焕发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它能够集中民力、民智，集中资源、合理规划、统筹兼顾，实现国家稳定而有效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机制在于：在这一制度下，能够形成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核心。政治核心受全民族委托，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带来的内耗，使国家整体利益超越各种利益群体的个别利益，实现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保障权利与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