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

　　 摘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 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 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 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 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凸现；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 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 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 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这就需要发挥政治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道德|刑罚|财富|权贵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 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 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 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富在古代被看做"五福"之一，"听 聪而致富"，"听聪则谋当所求而会，故致富"(注：见《尚书·洪范》孔颖达疏。五 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说明富可以靠经营和 智慧得到。贵在古代被看做"王命之官"。按照古代刑法中的议贵的范围，在汉代是县 令以上的官，以后则规范到三品以上职事官。富与贵相比较，富者未必贵，致富有多种 途径；贵者一定富，致贵则只有为官一途。

　　 研究道德自律、法律强制、致富之道、为贵之途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就必须了解它所 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倡行道德，严明法律，鼓励致富，多途选官，当然是顺 应社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古代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和官僚政治体制下，很难看到具 体效果。有人说是靠命运，也有人说靠人为；有人说靠机缘，也有人说靠努力，为什么 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同样的结果?如果纳入政治范围来解释，或许会可以解明其中一 些疑惑。

　　 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 政》)。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就用刑罚来制裁，民众为 了避免刑罚而服从，但无廉耻之心而规避；政府用道德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用 礼来督促，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遵从。根据这个道理，自汉代制定礼刑相辅与以礼入 刑的原则以来，就成为古代立法的中心思想。在法制上，虽然代有因革损益，但这种中 心思想未变。可以说《唐律疏义·名例》中提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与孔子所讲的意旨同归。

　　 道德的存在范围原本极为广泛，并没有什么界限，但在古代政治的作用下，政治规范 着道德；把它局限在"五伦"之中。

　　 儒家伦理的"五伦"结构，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逐渐演变而成的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弟子凡37问，孔子给予不同的回答，但总的 可以归结为"仁"，所以有人称孔学为仁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孔子在《论语》中仅提到亲子关系的孝与兄弟关系 的悌。在《礼记·内则》中提到男主外、女主内。在《礼记·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 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等记载，疏 引郑玄："中庸者，以其记载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 以昭明圣祖之德"。依郑玄见解，五伦关系是孔子之孙孔伋概括出来的，递衍至 孟子，才完全建立起五伦的理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 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梁启超认为："君如何始得为君，以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是则君不君 。臣如何始得为臣，以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臣，反是则臣不臣。父子、兄弟、 夫妇、朋友，莫不皆然。若是者，谓之五伦。五伦完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则 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梁启 超强调对等关系，却忽略了制约着"五伦"的上下有别的政治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 等的关系不仅在伦理道德中反映明显，而且是用法律加以规范。

　　 众所周知，五伦是在古代社会和君主政治体系中导引出来的，内涵着严格的尊卑意识 。尊卑上下的等级分明，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差异，而这种阶级差异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基 础上，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以《唐律》而言，虽然朋友一伦中关于借贷、交易的信 ，可以属于相互平等，但在违约负债上还是偏颇于债权人；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 弟，都是依照尊卑上下而分出等级差别。这样，在法律上，官吏、地主所受的法律制裁 就有别于平民百姓；在日常礼仪上，士绅就是不同于普通百姓；在道德规范上，官吏与 庶民就是有明显的差别；在行为规范上，君子就是不同于小人。这种不平等正好反映道 德和刑罚的本质，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观。

　　 政治上的尊卑等级在富贵的概念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所谓"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 泽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刀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对；问庶人之富，数 畜而对。"(注：《太平御览》卷471《人事部·富》引《礼记》曰。)这里完全是按照 政治等级而论的，说明富的不平等。对富的追求也有不同的态度，"儒有不保金玉，而 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儒行》)的 观念，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 述而》)的认识，承认富是所有人都希望的。贵的概念则等级观念更为突出，"夫带三 寸之印，拖丈八之组，戴貂曷鸟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跸，叫呼而行 "，(注：《太平御览》卷470《人事部·贵盛》引《苏子》曰。)这是贵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古代的认识中，富者不见得就是贵，而贵者就一定富。"夫贵者必富，而富者 未必贵也，故士之欲贵，乃为官也；然欲富者，非为贵也；从是观之，富，人之所极愿 也"(注：《初学记·富贵》。)。发财致富，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志愿，也是人类的共同 欲望。富是人人可求的，贵则不然，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比富更难求，虽然贵也是人们 的欲望，但毕竟取得要有许多条件，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既然富贵取之必须有"道"，因此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刑罚中，对那种"不道"都有 所谴责与惩治。在道德上，要求"富而有礼"(《礼记·表记》)，"富而无骄"(《论 语·学而》)，"富而能臣"(《左传·定公十三年》)，"贵有常尊"(《左传·襄公十 二年》)，"贵不慊于上"(《礼记·坊记》)，"贵而知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对于那种非道致富，富贵而不知用，无不认为是取祸之渊，称之为三患："富贵而 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 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蹶身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 ，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注：《吕氏春秋·孟春纪·本 生》。)。在刑罚上虽然没有明显规定富贵的界限，也没有如何处治富贵的条文，但有 对那些非法致富和贵而凌上的行为却有惩罚规定。

　　 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整个社会整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如果把礼、刑、富、 贵纳入政治体系中，则礼、刑、富、贵又不得不服从政治。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是代表社会秩序的主体，"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 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爸爸式的"(注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70页。)。这种政治权力形态的本 质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也是绝对的。权力允许，就是德政；权力不允许，也是理 所当然。权力来自最高权力者的意志，权力的分配是恩典，取得者也要看输诚尽忠的程 度。在社会和政权稳定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还可以在制度化共识之下，按部就班 地运作。但是，在充满着危机而混乱的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就不可能有制度化的 共识，制度化的规则也难以产生作用。制度规则的破坏意味着政治的昏暗，向当权者输 诚尽忠则成为保证权力和利益的唯一条件。此时，政治权力成为决定因素，成为结党营 私，瓜分经济利益的手段；反过来，结党营私和经济利益也就成为不可缺的要素，两者 互相作用。

　　 可以说"富"与"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推动个人进取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礼 "与"刑"是社会的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然而，在政治权力的作 用下，道德的原则被破坏，刑罚的公正被扭曲，权力所有者对富贵的追求也表现出不择 手段，使社会是非颠倒，风气败坏，人心险恶，贪风盛行。因此，有必要对礼、刑、富 、贵四者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二

　　 现代人们把财富和权力当作一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权力，它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稀有资 源，它不但掌握着其他资源的命脉，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成为决定掌握其他资源的主 要条件。权力成为决定的条件，政治的效用就高于一切，"政治权力成为结党营私，瓜 分经济利益与钱财的不二手段。反过来，钱财也成为经营政治势力不可或缺的要件，两 者互相搓揉共生"(注：叶启政：《当前台湾社会重利爱财之价值取向的解析》，载《 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987-1008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用政治权力来谋取财富，用财富来谋取政 治权力，几乎成为惯例。

　　 在中国古代，财富获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性情都有求财的欲望；只要不辱 祖先的行业，每人都应择一业治生；在一个上轨道的国家，贫穷是可耻的。求财致富的 手段不外乎作力、斗智、争时；出奇创新亦多可致富"(注：刘翠溶：《中国人的财富 观念》，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705-720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1992年。)。这是专门就普通人的财富获得而言，说明财富的有无不取决于权力的大 小，但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权力的大小决定财富多少的问题，而取得权力实际上也是 获取财富的最佳途径。记得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注：《史记》卷85 《吕不韦列传》。)以后，把耕田、经营和当官的赢利进行了比较，得出当官利润最大 的结论，将千金全部投入谋取官职。司马迁在叙述致富的各种途径时，也提到："无财 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致富的总脉络，同时特别指出"富者必用奇胜"。在历 数致富的事例之后，司马迁得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 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臣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注：《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的结论。素封：《史记正义》认为是"不仕之人自有园田 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司马迁把富有的程度与王公贵族比较，认为 这些富有者只能与贵进行比拟，但不是实际的贵。这既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的 决定作用，也说明了政治权力对财富的控制能力，更表明政治权力对财富有绝对的优势 。

道德和富贵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念，道德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价值观念，富贵则是现实 的价值观念。理想是高于现实的，也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出现的，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对 富贵的看法，就可以证明。比如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礼记·表记》)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曲礼》)，是基于道德上的认识，因为 社会现实就是：骄淫等于招祸之源，"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 《盐铁论·贫富》)，期望的是道德，却又不得不看到现实。"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 矣"(《孟子·滕文公上》)，"富者不仁，仁者好施"(《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是 对现实批评和感叹，也是基于现实的提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是 基于道德上的劝勉，也是现实生活的提升。从这些道德上的认识来看，可以发现道德观 念上的违道必然会得到相反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则是现实的，更主要的则是基于法律的 违犯和政治上的灾难，因为违反道德规范，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是道德的保护，也是维护道德存在的保证。在传统的立法思想中，"礼者，禁于 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尚 书·大传》)。这是中国古代一成不变的立法原则，也是统治者所标榜的德政，但在传 统的人治社会，这种原则和德政往往会被扭曲。

　　 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按一定规范来制约自己的行为，而法律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由于 法律的制裁结果是以强制为前提的，这样法律的执行者就有权力。固然，法律执行者必 须严格按法律实行，但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却始终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然其律法简古 ，文义深邃，治狱之吏非老于案牍者，则未尽知。苟或法司狱成，定拟之际，先失详明 ，误乖律义，致有轻重出入之非，而况罪诬于人否，则终身之玷，而死者不能复生。" (注：《律解辩疑所载律文·序》，《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第277页 。)虽然国家有律条，官府有律例的集解、疏义等，但执行者仍然有很大的余地，若是 "吹事好求，苛刻是务"，也就难免出现"以深文巧诋为能，以哀矜勿喜为拙。故入夫 罪则旋添情节以合律妄，引夫例则摘去字句以从招，甚至清托徇人，通贿自鬻于以枉， 其是非之实，又有不可胜言者"(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7《听讼·前言》 引毛恺曰。)的现象，那么，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情况就不可避免 。

　　 三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法律、财富、权力不仅是采取接纳的态度，通常还加以赞 扬。如读书人所强调的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注：三不朽典出《左传·襄公二十 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便 是多数中国人向往的崇高理想。"饿死勿做贼，气死勿告状"(注：(明)张鼐：《宝日 堂杂抄》，820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也是社会上的普遍看法。" 崇高莫大乎富贵"(《易·系辞》)；"天下之所尊者，富贵也"(《庄子·至乐》)；" 民之所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史记·项羽本纪》)；不但对于追求财富可以毫不隐讳，而且可以招摇过市。"贪禄 者，见利不顾身"(《淮南子·齐俗训》)；"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血刃，涉血抽肝 以求之"(《吕氏春秋·节丧》)；不但对于追求财富的危险性有清醒的认识，也看到 追求财富的犯罪可能性。"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章句上》)；晏子云："庆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辐焉，为之制度，使 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辐之，使无黜慢，谓之辐利，利过则为败。吾 不敢贪多，所谓辐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对于物极则衰、极贵则败及竞争中 的残忍性的发展规律也有独到的见解。

　　 无论如何，社会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还是相当激烈的，道德规范、法律制裁也不可 能完全制止。在政治主宰社会的时代，财富和权力把人性中的贪婪而邪恶丑陋的一面暴 露无遗。苏秦笑他的嫂子"前倨后恭"，他嫂子说："见小叔子位高金多也"，(注： 《史记》卷69《苏秦列传》：苏秦"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 之甚重，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 ，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 ：'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 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 宗族朋友。")毫不掩饰对富贵的痴迷。主父偃在贫困时，事事不得遂意，父亲也不认 他为子，兄弟们也不收留他，朋友更是弃之而不顾。为了富贵，主父偃倒行逆施，终于 为官，这时兄弟朋友们千里来投奔，主父偃不以为礼，与他们绝交，但也没有阻拦住投 奔依附的人群，宾客竟达千余人。而主父偃被杀，千余宾客，却没有一个肯为其收尸( 注：《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 ，不容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及 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 ，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主 父方贵幸，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 朱买臣担薪贩樵而歌咏于市，其妻嫌其贫贱而离去，故人因其贫穷而羞辱；待朱买臣富 贵，召见其妻，虽然衣食常给，但也不无羞辱，故其妻自杀，而对故人也都恩怨皆报( 注：《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 ，担束薪，行且咏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 ，求去。"及官为太守，"入吴界，见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 ，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见故人 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严助求为会稽太守，是因为"家贫，为友婿富 人所辱"(注：《汉书》卷64上《严助传》。)；这正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山林有 远亲。崇尚富贵，向往富贵，一旦取得财富和权力，就可以用来报恩报怨。类似这样的 事例，在古代可以说比比皆是，把财富和权力的好处和作用描绘得活灵活现，也把人性 中的邪恶丑陋揭示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经济上贵族与 奴隶、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社会上贵族与平民奴隶、士绅与庶民之间的对立，始终 是存在的。这种阶级的对立，使他们上下界限分明，但没有能够堵塞他们的流动。"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在特殊的情况下还可以翻天覆地；而在中国古代长期并存有多种官 吏选拔途径，有考核奖惩制度，这就给阶级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在权力私有，政治 权力决定一切的情况下，追求作官是最便捷也最稳定的发财致富的途径。清代有个布商 ，以其资本捐了一个实缺通判，按例引见，皇帝问他为什么要捐官，该布商回答："窃 以为做官较贩布生涯更好"(注：(清)朱梅叔：《埋忧集》卷8《捐官》。)；这个布商 道出大多数求仕人的心愿，无非是为了追逐权与利。无独有偶，早在战国时期，阳瞿大 贾吕不韦曾经问其父亲："耕田之利几倍?"其父回答："十倍"。不韦又问："珠玉 之赢几倍?"其父说："百倍"。不韦再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其父说："无数" (注：《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苦心经营，为相封侯，富贵达到人臣之极，非一 般商人可比。

　　 追求富贵几乎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有人喜欢贫贱，"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 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知识知义理之乐于利欲 ，乃能"(注：(宋)朱熹：《近思录》卷7引张载语，丛书集成新编22册，第388页，台 北兰香室1978年版。)。崇势利而轻贫贱是一种革而不去的社会风气，人们都想升官发 财，然而官位和财源又不是随处可见，需要争取。当然，自视能力有限，争取不到而自 甘情愿，也算得品质高尚的人，但毕竟是有更多不肯罢休的人要来拼命争夺，甚至有些 不择手段，这就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而且关系到法律。求发财而不惜欺诈、逃税、仿冒 、勒索，甚至抢劫，这就不能不用法律来制裁；求升官而以官为财源，就不免要贪赃枉 法、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收受贿赂，甚至蠹国殃民。

　　 在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欺诈、逃税、仿冒、勒索以及抢劫的行为是严加限制的。如唐 代《户婚律》中有对债务人不履行或违约的处罚，有对逃避赋税的处罚；《杂律》中有 对私铸钱的处罚，有对违反度量衡制度的处罚，有对制造不符合标准而以假充真的处罚 ；而《贼盗律》更是对危害社会尤其是国家安危的贼盗罪犯的严厉处罚。对于贪赃枉法 、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收受贿赂以及蠹国殃民的官吏的惩处，不但在法律中有明文规 定，在行政法规中也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以明代来说，在《吏律》中有33条关于官吏公 务方面的法律，在《大明令·吏令》中还有20条关于官吏在公务方面的限制，在特别时 期还有诏令诰书作为补充，各衙门也有办事的条规。可以说，中国古代对于这些非道德 的违法行为处置是很严格的，但就是不能消除这些违法行为，甚至"朝治而暮犯，暮治 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宵夜不遑宁处，无可奈何"(注：《明大诰续编·罪 除滥设第七十四》。)。不是法不严，也不是令不行，乃是贪官污吏害之，这正是：" 法纪荡然，一部大明律，竟可付之祖龙烈焰火中矣"(注：(明)伍袁萃：《林居漫录· 别集》卷四，第285页，台北伟文出版社影印1976年版。)。贪官污吏不能根除，除了政 治体制的决定因素之外，人为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在古代，任何制度都是围绕君主专制而形成的，而君主专制又是与人治政治紧密相连 的，其本质特点就在于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例如，战国时期，齐威王致力图治， 严惩不法，就在这时，即墨大夫的"毁言日至"，而阿大夫的"誉言日至"。齐威王对 此表示怀疑，便派亲信前往复查，发现毁誉与事实相差甚远。原因是即墨大夫刚正不阿 ，不肯出钱贿赂；而阿大夫则不然，"厚币事左右以求誉"。齐威王核定事实，夸奖了 即墨大夫，并"封之万家"，斥责了阿大夫，并"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使"群臣 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由此"齐国大治，强于天下"(注：《资治通鉴》卷1《 周烈王六年(前370)》。)。这种明察是非而务尽其情的做法，是大多数君主无法做到的 ，因为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君临之术"的基础上，而君统臣以权术，臣事君以权变，尔 虞我诈，就使君臣、上下、左右的政治和人际关系网络变得异常复杂，可以说是到处是 陷阱，步步有危机，无论是君还是臣，略有松懈疏忽，就有罹难致祸的危险。由于君主 和各级官吏的爱憎，各种既定的制度往往难以严格推行，而"大小官员，背公徇私，交 通货贿"(注：(清)蒋良骐：《东华录》卷14《康熙二十七年》。)，"阿旨曲从，则光 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无宗"(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等社会现象 的始终存在，既定的制度又往往成为各级官吏打击报复，勾心斗角，谋取私利的工具。 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制度，往往都由他们率先破坏，而他们也是绝难自我约束的。

皇室和官府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财富，忽视道德，破坏法律，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 巨大的。"自古乱臣贼子，未有不出于好富贵者也"(注：《古今图书集成》第30册《 皇极典·用人》引司马光《迃书·求用》。)。乱臣贼子当然不顾道德，而口言道德而 追求名利的却是普遍现象。按照传统道德，"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 胜。好名则有所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注：(明)顾元庆：《簷曝偶谈》， 《说库》本30册，第8页。)。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 、规律、命令的规定"(注：(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25页。)。在以儒家思 想为准绳的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有一些"生活淡薄，性格思贞，看到百姓的饥寒认为是 自己的过失，以他的皇帝不像尧舜那样为耻辱。一言一动都要说古代如何，先王如何。 作官办事则坚守祖宗朝的成法。不怕挫折，不怕牺牲"(注：吴晗：《论海瑞》，《海 瑞集代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但谁也不能忽略这些饱读经书的人要想实现自己的 价值，就必须为官的事实。"迨得官则又有今时应官之道"(注：《海瑞集》下编《赠 廖锦台膺首荐序》，第389页。)，不管他们怎样崇尚道德，一旦进入官的行列，就变得 势利起来。"一贪利，便只顾自己手底肥，囊中饱，不顾羞耻，因而不顾王法，不顾天 理"(注：(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而 那些"或口谈性命之言，而身冒贪污之行；或外视温厚之貌，而中藏毒忌黯浊之心；或 始而卓越峻洁凛不可犯，终而丧其所守，流于污下而不羞者，则其所学，不过欺世之机 械，钓名之筌蹄耳"(注：(明)杨继盛：《杨忠愍集》卷3《寿韩苑翁尊师老先生七十一 序》。)。这种官僚沽名钓誉，口讲道德却不道德，口云尊法而不遵法，给社会带来的 影响更坏，以至使凡是升官发财者，都是没有良心的人，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

       社会的认识还是来源于现实，中国古代的皇家、官府对财富资源的控制，使人们看到 的是官家才是财富的资源所有者，也是财富的主宰者。有了财富，没有官府的保护，财 富随时都可以被剥夺。有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在明代，云南定远县本来不是一个发达 地区，但也不乏富户，当时一个寡妇得到丈夫的一笔遗产，结果被地方官罗织罪名，" 酷刑拷讯，至以铁钉钉足，滚汤浇乳，于是悉出所有四万金"，破财而未消灾，寡妇还 是含恨而死。官是贪官，而夺是民财，最终结果官没有被惩罚，财依旧归官有，人们也 就只好寄托于因果报应了(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4《戒黩伙·住行·狄知 县》。)。只富不贵，富就没有保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游侠列传》中讲到许 多大富人，虽然这些富人可以比拟王侯，但他们的财产还是在官府的控制之下，如果官 府想制裁他们，派一官即可解决。如汉景帝时，"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 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汉 武帝时，王温舒捕治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注：《史记》卷1 22《酷吏列传》。)。这些所谓的"豪猾"，其?中自然不免有不法者，但官府灭族收赃 ，也就不免有夺人钱财之嫌，更给人以财富没有保障的感觉。司马迁对"富者得执益张 ，失执则客无所之"的看法，是基于执有仁义；"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注：《史记 》卷129《货殖列传》。)，是看到权力对财富的作用。司马迁亲自目睹了在国家迁徙富 豪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许多富豪破产乃至死无葬所，而迁徙富民在中国古代是时时 实行的政策。也不能说官就是富贵的保障，"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势不与富期而富自 至，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贵不与祸期而祸自至"(注：(唐)马总：《意林》卷3节选刘 向《说苑》语。)。这乃官场的发展规律，也是官场的现实写照。

　　 从历史事实上去考察，大凡是能够拉关系、走后门、攀亲戚、行贿赂、奉承拍马的人 ，比较容易升官；而官商勾结、偷税漏税、贩卖伪劣、投机取巧的人容易发财；他们都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所展开的。至于那些贪赃枉法、玩弄权术、狼狈为奸的人，也比 较容易升官；那些打家劫舍、把持市场、走私贩禁的人，也是比较容易发财的；但他们 却是在道德和法律所不容的情况下展开的。无论是在道德和法律边缘上玩火，还是在道 德和法律不容下玩命，人的因素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玩火者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 逃脱不过道德的谴责；玩命者应该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但也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如打 家劫舍可以占山为王甚至夺取政权，把持市场可以用钱打开通途甚至亦官亦商，走私贩 禁可以远避山林甚至逃亡海外等等。不管是玩火还是玩命，似乎都逃不过客观规律或历 史的制裁。

　　 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诸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 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以政治、经济而形成的阶级结构，以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 所形成的社会体系，彼此相互影响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 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特显凸出。当法律的制裁 作用降低，道德的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 的因素。当财富提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 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 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出现上述情况，政治的调节作用就 显得十分重要。当政治不是以社会、经济环境来调整政治结构，而是凸显政治权力，则 难免给社会、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