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跃进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指的是以这场运动为典型显现的一种模式化思维。本文分析了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理念根源，并解析了这种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要点。文章指出，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反而有着深厚的遗留，对此需要进行深刻的学理剖析，通过倡导宽容理念，在政治精神上走出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桎梏。
主题词：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 斗争哲学 致思逻辑 宽容理念
一、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理念根源
思维定式指的是认知方式上的模式化。这里说的“模式化”，指的是认识主体的认识逻辑过程和判断标准是固定不变的，不论认识的对象或认识的具体条件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认识主体的思绪仍然沿顺着固有的价值格局和一成不变的致思逻辑完成思维过程，形成认识结论。在这一思维过程中，认识对象及条件的特点或变化要么被认识主体忽略不计，视而不见；要么被固有的致思逻辑强行改变，纳入既定的认识框架之中。这种固定不变的僵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可以称之为“思维定式”。
大跃进是个历史概念。一般认为,1957年9月20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大跃进的开端。这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这即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0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提出“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要求“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论者认为这是“大跃进”运动的正式号召。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规划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三个主要方面。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至1960年冬季运动结束。
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大跃进提出了高指标和高速度，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各种资源严重浪费，政治风气上则是公开的弄虚作假。这不只是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按照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影响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政治文化状况有多种因素，其中之一是重大政治事件。大跃进正是这样。作为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大跃进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对于我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运作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余韵至今。
任何一种思维定式的形成都有其思想文化根源，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得以达成的政治理念之源则是近代中国革命时期的“斗争哲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为实现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需要以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作为手段。于是斗争哲学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精神，具体表现为革命党的基本政治方针和政策原则，对于以革命党为核心的政治群体的政治思想和思维方式有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纵观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实是一个长期而普遍的斗争的过程。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斗争毕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推力。也许，没有战争和政治斗争，人类的历史便会显得毫无生气。然而，冲突、抗争总是要伴随着妥协与平衡，人类社会正是在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损失中明白了调节、协调与均衡的意义,懂得了斗争是一个需要深思和慎重对待的问题。相较而言，我们的斗争思维却很有其特色。
首先表现在这种思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20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革命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然而在党政一体的管理模式下，革命党的“斗争哲学”非但没有得到调整，反而扩展为普遍的治理理念。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国家政治纲领性的口号，并且作为基本政治方略和政策原则得到确认和执行。
其次，“斗争哲学”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其规定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斗争思维的绝对化。这种绝对化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阶级论的覆盖下，社会的结构就是敌友双方，截然分成两个阵营。正如毛泽东的教导：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
既然社会的结构是截然两分的，那么一般社会成员的选择只能是非此即彼：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2]
而且，这种敌我双方的对立是绝对的，没有调和的空间。所以毛泽东认为：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3]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4]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斗争哲学的绝对化并不是领袖个人的认识，而是在执政党的领导层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如刘少奇总结的那样：
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部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这是屡试不爽的。[5]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是毅然决然和你死我活的。
二是斗争延展的无限性：无尽头，无边界。如果说武装、暴力作为革命手段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并且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中得到了验证，那么这种合理性便促成了斗争思维的延展，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政治评估：斗争是长期延续和没有边界的。毛泽东指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6]
这是一个著名的论断。将敌人的类别划分为“拿枪的”和“不拿枪的”，这就在理论上合逻辑地将斗争的范围从革命时期延展到政权建立和政治秩序建构时期，斗争的对象也将从硝烟弥漫战争对垒的双方扩展到了和平时期的全社会层面上。毛泽东指出了形成这一延展的依据：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7]
在执政党的领导层来看，延展以后的斗争范围较之革命战争时期要宽广得多，思想即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如毛泽东所言：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8]
刘少奇也认为：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9]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斗争思维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汇聚成几个著名的口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绝对化的斗争思维将斗争的时空无限扩展，蔓延遍及天地人，没有终结。
三是斗争目的的虚化。依照斗争哲学的思维逻辑，斗争的目的可以分为二层。其一是在敌我双方对垒之际，当然只能是克敌制胜，一斗到底，斗争思维的指向是胜利。其二是如果情况有所变化，或是斗争双方即矛盾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时，斗争思维的指向是团结。至少在理性认识上是这样的。毛泽东在讲述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时候，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0]在他的政治理念中，斗争和团结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作为一种斗争的政策或策略，他讲得十分清楚：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11]
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政权的政治斗争中，这当然是十分高明的手段。
对待不同的敌人，斗争的方式或手段是不一样的。对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肉体上消灭，思想上批判。在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政权建立后，思想批判则成为基本手段。毛泽东说：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12]
“说理”和“有分析”意味着批判的理论性和理性特点；既然要“有说服力”，那么在论据方面，似乎也应该是严谨的。这种斗争的公式被诠释为：“团结——斗争——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斗争的方式，达到团结的目的。也就是说，至少在针对敌人的思想批判和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中，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然而，斗争思维的“真理性验证”只能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体现，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治运动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前的整个革命过程。在50年代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斗争思维的理性内涵在政治运动的惯常运作过程中被弱化，以至于翻转为非理性。关于这方面的依据，“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全方位的社会动员，斗争的方式则是污辱、欺凌、暴力和消灭。斗争的对象不再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而是伴随着斗争的行进而不断推出各种名目的敌人。从“扫四旧”的“黑五类”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军内一小撮”、“批林批孔”等等，层出不穷。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革命”作为理想性的憧憬，既是驱力也是目的。这一憧憬内涵着的则是极力夸张的革命理想价值。正在这样的过程中，斗争的目的被还原成自身，实是“为斗争而斗争”，结果是原本规定的理性目的被虚化。
综上，斗争思维由来已久，经由历史的淘选和积淀，亦经由了政治运动的一再加固和确认，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传统，遍及朝野，覆盖了20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上述三层特点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一种僵固的和绝对化的思维过程，逐渐衍化成“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
二、“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
一般而言，致思逻辑指的是形成思维的逻辑过程。作为一种公式化的僵固性思维，其致思逻辑是我们分析的要点。约略言之，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要点有三。
一是具有明确的政治价值目标，这个目标是当然的真理，无需论证，不容怀疑。
这一思维要点具有典型的价值理性特征。一般是以宏大的政治目标为号召，以“实现”某一理想作为社会政治动员的口号。
建国之初，1951年3月，刘少奇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文件：《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随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13]
这一概括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认可，并且在当时重要的政治文件，如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都有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全社会最高的政治目标，宏大、理性，且无需论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真理，真理内涵的价值理想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于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理想目标的号召下，任何政策和行为选择都是具有合理性的。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义”与以“革命的名义”一样，成为最正当的社会动员手段，人们只有响应，不能怀疑。
此后，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提出相应的理想性口号。典型者如1958年提出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中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4] 这些口号指明了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合情合理，鼓舞人心，具有鲜明的正面激励效应。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具有真理性的价值目标面前，人们的思维停滞了，在真理的绝对权威面前全社会集体失语，不假思索的诚恳的确信取代了疑问与思忖。也就是说，在价值理性无限张扬的态势下，人们只看动机，不计后果，不惜代价，不问是非。行为不再有什么选择性，人们只是一古脑儿地蜂拥而上。价值目标因无限提升和广泛颂扬而变得金光四射，令人眩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们理应具有的理性思维正是在这些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被遮蔽并且被湮没了。
在如此强势的价值理想覆盖下，谎言不再羞耻，荒唐衍化奇迹。为此我们只要看看“大跃进”运动中放的那些亩产数万斤乃至十几万斤的“卫星”，就可以洞然。[15]
二是确信认识主体的绝对化主导地位，思维过程具有极度强势的主观性。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具有简化和跳跃性的特征，本质上排斥严密论证。在思维过程中表现为认识主体的极度张扬。在强势的主观性面前，客观事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执政党基于历史唯物论而相信“人定胜天”，“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又基于革命时期依靠人民群众和一整套政治思想工作而取得的军事及政治成功的经验，于是，在思维的过程中，基于理性认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绝对自信而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主观能动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状况这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大跃进运动提出了很多口号，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强势主观意志的有：“东风压倒西风，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当前学界在反思大跃进的论著中，一般把这种现象归于“浮夸风”。然而，以“浮夸”一词来概括这种现象，多少有些把问题表面化了。
浮夸的基本含义是虚假夸张，不切实际，自吹自擂。而“浮夸风”内涵的批评指向不过是一种态度或方式，似乎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深层症结。事实上，“人定胜天”的认识自古就有，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荀子就不认为天是神灵，而是把天视为可知晓和可操作的对象。他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16]
这种对天道、天命的理性把握伴随着的是先秦时代的人性觉醒和中国先民“群体主体意识”的张扬。与这种认识相关联的则是关于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的反思，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最积极和正面的观点：“天地之性人为贵”。这里涵容着人与自然世界在理念上的剥离而达成的人类群体对于自身的社会政治主体定位的确认。人的主体性的自觉为中华传统文明的创建和延传提供了认识基础与主观推力。
可是，如若将人的主体性极度夸大，认为人的精神和主观能力是无所不能的，这在认识上实际已经溢出了“浮夸”本身，其内涵着的是如同崇拜、迷信天命神灵一样的，对于人自身的迷信。这是精神上的自我崇拜和自我神话。与迷信天命相较，其崇拜的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在思维方式和迷信的实质上别无二致。
因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然是虚假和夸张，但这不只是方式或方法的不当，也不是由于“高指标，瞎指挥”而造成的决策失误——这些无非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事情的表象。我以为，这类口号体现的正是“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引导下的非理性极端狂热，其深层症结则是主观意志的极端化所导致的社会性整体迷信与理直气壮的集体行为失常。
迷信者，盲目信仰、崇拜，深信不疑。迷信的全民化或曰民族化会导致排山倒海般的社会运动，其激发的震荡和冲击力除非亲身经历，否则简直难以想象。人类的社会政治实践证明，任何形式的主观意志的极端化、思维的强势主观性、大众集体性迷信及狂热所付出的社会和政治代价都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人的生命。大跃进亦非例外。众所周知，大跃进之后，中国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简称“节粮度荒”，其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数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7]
三是肯认“行为方式与过程”的绝对一致性，不能容忍例外，不容许任何异样的行为选择。
在价值理想目标的绝对正确和主观认定绝对合理的状况下，一般社会成员形成了典型的“同质化的大众”，“他们压垮并摧毁每一个反对派……他们并不想与那些异己阵营中的人共享生活，他们极度仇视、憎恨非我族类者。”[18]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正是这样。
在这一思维定式的框架里，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能容忍异见和异行。对于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怀疑、异议或是游离、退出的态度与行为，都会被认定是背叛。而对待背叛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和消灭。
我们还是以大跃进为例。在整个运动中，不是没有人试想怀疑和质问，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是有人保持了理性和良心，并且有所表露。兹列举二例。
例一，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据哲远的网文介绍：
安徽省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在1959年就已经普遍存在…… 1959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不断得悉其家乡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来到无为作实地考察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并下令开仓赈粮。这一“张老K大闹无为县”的事件被当作传奇故事在安徽广为流传。……曾希圣这位省委书记做了什么呢？他(省委)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约要报请中央批准？），并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后送淮北煤矿劳动。此后安徽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无为县在三年中饿死的人据说居全省之首。[19]
一般认为“三年自然灾害”始于1960年，但非正常死亡的现象1959年已经出现。张恺帆能正视事实，说真话，结果是政治上被彻底否定。
例二：执政党核心成员朱德。据《朱德与大跃进》一文介绍：
1958 年11 月14 日，朱德视察天津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
1959 年1 月30 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庐山会议上，朱德对周小舟说：“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他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20]
作为开国元勋的朱德，在大跃进的狂热面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此后虽然他也受到了波及，但总的来看，没有被彻底否定，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当属特例。
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在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覆盖下，虽然心理完全清楚，却也三缄其口，不敢言说。无论虚实真假，总要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哪里敢越雷池半步。如若稍有讹错，就是灭顶之灾呀。据山西太谷县档案：
在运动中，个人人身的权益也遭到了侵害，如普遍反映只管生产不管生活；说∶“大跃进以来，对人不值钱了”；“对妇女不关心，起半夜睡五更，一说劳动就跃进，得了许多月经病”；大兵团作战时社员病了，汇报上来乡长说∶“打仗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子洪淹死了两个人，从乡里到县里，反映几次没人答理；大战钢铁时，有人对外来民工随便砍树、偷东西提了意见，就劳改了三个月；某村把有病的人送到水库，没几天就死了；强迫孕妇上地造成流产，不出勤不给饭吃；有的社把不好好劳动的农民组成跃进队（实际是劳改队），有的因劳动过度死了人；深翻地时，公社书记无故把一个走亲戚的妇女的一篮子馍馍没收了，把两个行路人和一个烧五七的妇女强制劳动了半天；还有军阀主义，捆人、吊人，逼小孩劳动等。[21]
这里描述的情况是具有可信度的。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借助着政治运动的形式而形成的强制力，具有难以抗拒的威力。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不能有些许异样，必须与团队和上级保持绝对的一致性。否则就是来自政治体制的重压。这样一来，即便有人心里明白可也不敢说，只能用行为来印证“沉默是金”的合理性了。
三、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流弊与反思
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实际社会政治运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也有明显的差异。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会促成社会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改变，在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的组织与运作形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出现极大的改观。与之相应，在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信仰等政治文化层面上，有时却没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与实际政治运作常常不同步，有时超前，也会滞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流弊正是这样一种状况。
20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意识到了思想滞后的危害。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22]
邓小平对我们吃的这个“大亏”的警惕和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与反省，表明了他对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理论上绝对化简单化的危害是有所觉察的。同时，对于大跃进运动的集体迷信狂热与排斥异见，他也有所认识。1980 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3]
然而，他没有述及有关思维定式的问题。事实上，大跃进作为一场轰然壮烈的政治运动已经成为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在理论上或理性上都已经有所反思与剖析。然而，贯穿这场运动的“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却没有自动消失，反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仍然存留在国人的头脑中，遗留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土壤里，并且时时有所表现和发作。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流弊很多，要之有二。
其一，强化了思想理论及认识上的教条主义。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教条主义思维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毋庸置疑的是，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达成和强化，使得教条主义进一步加固和世俗化，成为一种遍在的思维特点。简言之，由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强势主观性，在公式化致思逻辑的固化作用下，实际形成了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化了的控制力，形成了“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机制”。在这一思维定式的控制下，人的意志和思想被僵固成认识公式，结果是导致教条主义思维的极度泛化。在这样的“强制机制”控制下，凡是在理论上被认定是真理者，就必然和永远是真理，不容思考和再认识，更不许质疑和修改。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就这样被僵固化为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
基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而强化的教条主义不仅表现为“马教条”，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当代西学涌入中土。至少在学术界，为数不少学成归来的“洋博士”们言必称希腊，他们没有什么国学的功底，也不大知晓中国国情，主观上只是将其他发达国家在积累了数百年的文化经济政治土壤上生成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搬到中国来。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就一定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容不得怀疑。这实在是一种“洋教条”，再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以致会出现“门修斯”这样的的学界笑谈。“洋教条”的致思逻辑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如出一辙。
其二，社会性的假话空话泛滥成灾。这里内涵着的关键是社会诚信与政府公信力。当今，在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问题更是焦点。那么实际状况怎样呢？请看一例：
2007年8月3日，温家宝总理的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得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季羡林回答说：“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24]
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际，以季羡林的地位与声望，尚且坚持“真话不全讲”，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又当如何选择呢？
再看一例。有网文《80后都用过的小学作文必杀句》，共22条，摘录典型者如下：
“同学们看着清洁的教室，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了……”（用于描写大扫除之后）
问：“小朋友，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用于扶老人过马路等好人好事之后）
答：“我叫红领巾。”（黄金必杀句）
“买东西的时候阿姨多找了２角钱。低头看到胸前飘扬的红领巾，就退回去了。” 再然后就是：我低下头，发觉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XX（张海迪大姐姐等）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烛光下，看着妈妈布满老茧的手那么灵巧的帮我织毛衣，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流出来。”
举例子：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爱迪生……（让老师吐血的举例四大名人）
今天路上捡了1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老师也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顶级经典）
在灯光下，看着妈妈的白发，我……满面……我一定要……（80后的妈妈们基本30多岁就都长白发了）[25]
谎言培养出来的只能是谎言，教条主义思维养育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真实的谎言”。自我和人性被扭曲，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不只祸害当时，而且遗害子孙！
此外，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迷信与狂热，在近30年来仍然有所表露。例如80年代特异功能和气功狂热，恰恰是在高知界及某些势力的推动下，一时风行全国。至如主观意志的无限夸张、虚报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在政治行为上，人们至今还可以经常看到“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的场景。很多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当代展示。以发动政治运动作为社会动员的方式在决策思路上也仍然是我们的首选。这样的例证甚多，兹不枚举。
改革开放30年了，回顾历程，真的认为中华民族应该集体走出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了。怎么走出来？我以为当以“宽容”取代“斗争”[26]，以多元、共赢、共存、调节、协调、改革与和谐来书写我们的当代史，走出政治激进主义和斗争哲学的缠绕，以宽容理念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我们的现代化向往才会绕开荆棘，步入坦途。
2008-8-25于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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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8、9页。
[2]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人民日报》1950年6月24日，第1版。
[3] 毛泽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
[4]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56页。
[5] 刘少奇：《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1949年3月12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12月第一版， 第423页。
[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28页。
[7]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第一版。
[8]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432页。
[9]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10] 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M]（第二版）（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745页。
[11]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M]（第二版）（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763页。
[1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77。
[13] 张文和等编著：《口号与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14] 张文和等编著：《口号与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5] 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东郊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10月8日、10日，《天津日报》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其高产“卫星”是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因而闻名全国。
[16] 《荀子·天论》
[17] 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976436.htm（2008.08.14.阅读）
[18]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刘训练等译：《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19] 哲远：《安徽“大跃进”时期的狂热者》，来源：http://www.fyjs.cn/bbs/simple/index.php?t73092_1.html（2008年7月30阅读）。
[20] 施亚利：《朱德与大跃进》，原载《党史文苑》2006年第11期。
资料来源：http://wyh169.blog.hexun.com/7532657_d.html
[21] 髙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上） 》征引。
资料来源：http://www.1921.cn/new/wangshi/view.asp?id=415
[22]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41页。
[23] 施亚利：《朱德与大跃进》，原载《党史文苑》2006年第11期。
资料来源：http://wyh169.blog.hexun.com/7532657_d.html
[24] 肖荻：《试解一个禅机》，今晚报，2007年11月30日第21版。
[25] 《超强：80后都用过的小学作文必杀句》
资料来源：http://story.qikoo.com/article/q7795135,7afa39,s5784_40166.html
[26] 关于宽容理念问题，请参阅拙作：《中国化的宽容与和谐——从传统到当代的政治文化整合》，华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原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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