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的科学与权力

俞可平：论中国式的科学与权力

一、科学与政治

　　 科学和政治或者说知识和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系。我们可以用很多标准来区分不同的文明，比如说到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区别，我们通常讲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其实如何看待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也应当是区分一种文明的重要特征。

　　 知识与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科学和权力，二者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权力，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肯定离不开科学，肯定影响科学。在中国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是欧洲来的，叫做“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讲的。我们也可以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power”既可以翻译成权力，也可以翻译成力量。因此一点都不奇怪，有些政治的东西科学在影响它，政治离不开科学。反过来讲，更多的科学问题是政治在影响。

　　 我们就说这些天，中国网上争论最热烈的转基因话题。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家最初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人口增长这么快，粮食不够了怎么办呢？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使粮食产量成倍增加，不受自然病虫害的影响。他们的出发点很好，对人类是一个福音。

　　 但是转基因技术有很多不确定性，人吃了以后，今天没有影响，明年没有影响，五年以后呢，十年以后呢？老鼠试验了没有影响，对人呢，没有影响吗？因为有些是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政治的影响就来了，所以转基因现在在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了。像这样重大的科学议程，政治要参与进去，要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解决科学问题，光靠科学解决不了转基因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本来也是科学问题，而在中国又变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就是垃圾场的处理。城市化是中国最明显的发展进程，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成为市民，大家都在城市生活。城市产生垃圾，这么多垃圾要处理。通过科学技术，我们可以把这些垃圾转化为动力，比如垃圾电站、垃圾处理厂或垃圾池，挺好的。我们于是就引进这项技术，寻找地方建立垃圾电站。把垃圾烧掉以后让它发电，多好。但是这时争议就出来了。你建在这儿，旁边的老百姓说这个垃圾厂污染，不能建在这儿。建到那儿，那儿的老百姓造反。这成了引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重要诱因。现在垃圾场建不下去了，可是总要建垃圾场，怎么办？这本来是一个生活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又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要介入。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二、权力离不开科学

　　 政治和科学尤其是科学与权力的关系，始终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我认为，每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科学与权力都有不同的关系。如果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科学对权力的影响，可以有以下几点，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都应当是成立的。

　　 首先，科学为权力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手段。一种权力要控制社会，要控制别人，一定有一些物质的和技术的手段。这个技术手段最主要是由科学来提供的。这个过程当中，科学家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很多当权者把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奉为座上宾，因为他给他们提供统治所需要的、强有力的工具。

　　 其次，科学为权力的运行，或者为执政者、政治家、政府管理社会提供基本的制度设计。这个社会也像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有序的运转要靠合理的制度设计，这套制度设计要靠科学来提供的，当然这个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

　　 再次，权力的运行需要合法性。凭什么我来统治你，不是你来统治我？这叫政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种合法性通常是由学者来制造的，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我们通常认为，合法性是由社会科学家来制造的，但是自然科学家同样可以制造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一个政治运动叫“大跃进”。跃进到什么程度呢？水稻的亩产本来大概几百斤，不到一千斤，结果放卫星，好多地方一亩十万斤，违背常识。这个时候就由科学家站出来提供合法性。当时我们著名的科学家说，根据科学的原理，水稻经过光合作用是可以达到亩产十万斤的。当年毛泽东主席就说，我是听了某个科学家的话才相信有十万斤的。所以你看，统治需要合法性，合法性由学者来制造。

　　 三、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更加紧密

　　 在中国，科学家和政治家从来都是相互需要的，谁也离不开谁。政治家需要从科学家那里得到一些先进的观念、更好的管理技术、更合理的决策，还要得到合法性的主持；而科学家要从政治家那里得到更有利于他的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政策，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还需要从权力里面得到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所以二者相互需要。

　　 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国家很不同，政府对科学的介入是全方位的，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科研经费，钱都在政府手中。你要获得政府的资助，就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西方很多科学基金是私人基金会提供的，这个很不一样。

　　 还有我们的科研政策也是政府制定的，这个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大的科研政策由政府制定。但是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政策都是由政府来制定的。特别是，在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骨干人才都是由党来管理的。我们有一个政策，即“党管人才”。不管是哪个领域的人才，党都要负责管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政治家和科学、科学家的关系尤其紧密，他们之间会出现不同的关系模式。这个可能是中国目前的这种科学研究体制,或者科学与权力的关系很不同于德国的地方。

　　 四、对科学不能迷信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科学不仅是一种信仰，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有一点迷信，认为科学能够解决许多问题，甚至认为社会发展当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

　　 一方面，这种看待中国发展的思路有其合理性，因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进步来讲确实太重要了。邓小平先生当初有一句话叫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有一个基本政策叫做“科教兴国”，特别看重科学技术的作用，特别支持发展科学技术，试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这方面首先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思路或者说这种信仰确实出现很多问题，本来不应该通过简单的科学思路或者方法去解决的问题，都想用这种方法去解决，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科学的特性非常明显，它讲普遍的规律，讲统一的模式和严谨的逻辑。总之，科学讲理性。对人类现代化来讲，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尤其需要科学。但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除了这些理性、规律、模式以外，我们还需要个性化，还需要艺术，还需要多样性。我们从这些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可以看到，科学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这些年中国的城市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很多的高楼大厦都起来了，马路都很宽敞，每个城市都有市民广场，都有宏伟的建筑，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成就，看了很高兴。但是你会发现另一方面有很多严重的缺憾。比如这些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甚至你在北京的五星级宾馆里面，你都不知道是在上海还是纽约还是柏林。这就是科学，什么都是统一模式的，什么都讲规矩，这么做的代价是我们的城市没有个性，特别是有些城市为了符合所谓的科学逻辑，把很多文化都破坏了。

　　 在我印象当中，文化破坏最厉害的应当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是“破四旧”，全部砸掉。但是文物专家告诉我，最严重的破坏还不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只是把文物砸了，但是遗迹没有被破坏。现在我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把所有的遗迹都给破坏了。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科学重要，但是对于人类发展来讲它不是全部。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类一定要考虑到除了科学技术以外，除了经济发展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科学不是万能的。

　　 五、要善待社会科学

　　 不同性质的科学，不能同样对待，比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年，我们用对待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对待社会科学，这又是一大中国特色。例如，自然科学需要搞很多工程，社会科学也搞了很多“工程”，也像科学技术一样来组织“课题攻关”。其实社会科学的创造发现很大意义上要靠个性的发扬，需要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而不是靠组织机构。现在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也由庞大的团队来做，像自然科学一样，组织很多人一起攻关，效果肯定不好。

　　 关于社会科学，我还想再强调几点。

　　 第一，权力或者说执政者必须清楚，自己执政的长治久安是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因为社会科学既可以给你执政提供合法性，也可以给你执政提供不合法性的论证。所以一定要善待社会科学，重视社会科学。第二，社会科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不能把它等同于政治。社会科学有自己的规律，不能像管理政治、经济、自然科学那样去管理社会科学，一定要尊重社会科学自己的研究规律。第三，要相信中国的学者。中国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希望这个国家进步，希望社会向越来越美好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希望这个社会更加乱。因为乱了不光是对老百姓不好，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这些学者本身。最后，社会科学也是追求真理的，特别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要有比较规范的制度，通过制度去规范和管理社会科学。

　　 上个礼拜我在清华大学演讲，我说，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哪怕你的经济最发达，你也是矮小的民族。没有思想和科学的复兴，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没有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做不到的。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特约记者吕贝卡，根据俞可平在墨卡托沙龙发言整理，文稿经俞可平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