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论坛，庆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诞生。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国的邻国阿富汗，在那个不幸成为最近全球媒体关注的地方，一个自称不做大国傀儡的过渡政府宣告成立。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两件事情都不存在关联，但对于在座的诸位而言，这两件事情也许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或理由，来议论我国政治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将要在这里表达的一些观点在其他会议上也零星表达过。但是，今天面对学术界的同人，我仍然觉得有必要重复一些老生常谈，以便和同人们共同关注我们这一学科的命运。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对政治的研究，亦即对政府运作的研究，是所有学问中最重要的学问。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以及最近改革实践的中国人，本应对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断有深刻的理解。但不幸的是，在最近二十年来政治学重建与复兴的过程中，一股强大的庸俗实用主义潮流充斥了这一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阻碍人们对政治学有一个平衡的理解，阻碍了政治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政治学的内涵与作用还有不少误解。

　　为了阐释政治学的功能，我想首先廓清一个概念：什么是政治学？为了理解政治学，有必要对“政治”的概念作一简要剖析。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说法，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就出现了阶级、国家，因而就产生了政治。但是，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是在宽泛意义上讲的。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指的是权力的运作，指的是君主与部长们的活动。如果我们从较狭窄的意义上理解“政治”的话，就会发现，政治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现象。

　　那末，什么是“狭窄意义上的”政治呢？让我们先从中国的传统概念谈起。孔子对“政事”的看法是：“政者，正也。”在孔子看来，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所谓“正”的问题，用古希腊的概念来讲，就是“正义”问题。孙中山对政治的理解是：“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如果将孔夫子与孙中山的说法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出比较接近西方现代意义的“政治”定义。这种“政治”包含几方面的涵义。首先，政治所涉及的问题是“众人之事”。这至少有两层涵义，其一，政治关乎公共事务，而非私人事务。这一点表面上似乎是常识性问题，了无新意，但事实上却相当重要。在传统中国，皇帝视天下为私产。家国不分，没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区分，因此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其二，政治就其本意而言，应该由“众人”关注“众人”的事务。政治不同于以暴力方式或灌输方式强行推行某种观念、某种意识形态，政治是众人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并表达意见的过程。而众人参与的重要目的在于寻求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正”的问题。

　　如果这样来理解“政治”，就会发现，许多管理社会的方式并非“政治”方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到，政治是社会管理的方式，但决非唯一的方式。在僭主政治以及寡头政治下，达致社会管理与秩序的方式是非政治的方式。更为典型的是，专制主义是非政治的统治方式。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法律的制约，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制衡。臣民的唯一任务是服从。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公众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声音。

　　只有在狭窄意义的政治条件下，政治学才会成为需要。如果以非“政治”的方式管理社会，政治学非但不是必需的，有时甚至成为累赘。在西方古代，尤其是在古希腊，由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构成公民生活的主要内容，政治学便成为一门重要的知识。贵族们学习法律、哲学、公共讲演术，以便完成政治使命。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公共事务并未成为大众参与的事务，但管理社会毕竟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事，“士”的阶层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有多种参与方式。这样，春秋战国时期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思想最丰富的时期。

　　不过，尽管古代就有政治学的萌芽，政治学发展为一套完整的学术制度却是近代西方的事。政治学在近代西方的发展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一方面，民主化的发展导致相当广泛的政治社会化，导致大众以不同方式参与、辩论政治问题。这无疑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其二，大学的兴起使政治学的制度化与有了基础。大学起源于十三世纪的欧洲，并逐步发展为知识传承与知识创新的主要机构。大学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专门化。最初，自然科学形成独立的学科，继而，随着社会学的兴起，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与政治问题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学科，自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等相继成为独立的学科。

　　著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将政治学列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他追溯了15世纪以来随着大学的兴起而出现并在1850到1914期间臻于成熟的现代知识的分类，即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并进而对社会科学的内涵作了分析。他认为，从知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言，社会科学包含三个基本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它们分别研究人类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市场、社会与国家。从学科逻辑的角度言，华勒斯坦进一步解释道，历史学可以被看作是对过去发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的研究，人类学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人之外落后部落市场、社会或统治的研究，而东方学则是对那些较发达的非西方国家诸方面的研究。这样，根据华勒斯坦的分析，社会科学的三个基本学科与三个派生学科构成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分类模式。这一模式又随着西方影响向全球的扩展而成为世界性的标准。[1]

　　与西方国家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的出现要晚一些。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深重时刻介绍西学，为政治学发展的奠定了基础。其中重要者为，第一，西学的译介，从较早的《佐治刍言》开始，晚清学者翻译的著作中包含诸多政治学著作。第二，建立现代大学、译书馆、出版社等机构等。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1903年，学堂分八科，其中包括政治学。第三，介绍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运用于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运用于探索中国的救国之道。

　　民国时期，政治学上承旧学传统，外学西方理论与方法，发展到较高水平。其主要成绩包括，第一，大学的发展，政治学的机构化。到1948年，全国100多所大学中有四十几个政治学系。第二，对西方学说的大量译介。第三，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重新评估研究。民国时期涌现出不少相当出色的政治学者，其著作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M. Freedman曾对中国社会学有过如此评论，“可以这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北美与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最为发达的地方，至少就其学术水平而言是如此。”[2]这一评论完全适用于当时的政治学。

　　1952年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大学的学科制度，取消了政治学系，对政治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其后，在反右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政治学者受到了严重冲击，不少学者被打成右派，许多人改行。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逐步凋零。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与开放政策的确立，政治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1979年，邓小平专门就发展社会科学作出明确指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紧补课。”这是1949年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强调政治学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近二十年来政治学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第一是政治学教学与科研机构的重建。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恢复。1982年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综合性大学先后建立政治学专业或系。第二，翻译介绍西方政治学著作。第三，出版了一批政治学的教材和一些专著。第四，不少学者运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对政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客观地说，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与三、四十年代相比，也稍嫌逊色。究其原因，除了人才与学术传统的断层之外，最重要者有以下诸端。第一，权力的干预。政治学尽管以权力作为其研究对象，但它的命运也无法摆脱权力的干预。或者毋宁说，恰恰是由于它以权力作为研究对象，权力对它的重视、警觉及干预超过其它任何学科。这种干预不仅来自宏观政治导向对政治学的期望与规制，而且也来自不同当权者对“政治”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指导与干预。1952年之后政治学的命运是政治家影响政治学的典型事例。今天，在我国几十所高等院校，政治学这一学科以不同名称、不同内涵、不同组合方式出现在各个大学的学科目录上，也体现了各院校掌权者的不同智慧与理解。这种政治权力高高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现象已经而且将会继续使我们的学科支离破碎，光怪陆离。第二，商品经济的冲击。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有一部电影《决裂》。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老农牵着一头生病的耕牛到大学求救，而那位具备专业知识的孙教授却罔顾老农对耕牛的急需，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大讲所谓“马尾巴的功能”。电影的处理手法是颇具匠心的，它以“马尾巴的功能”这样一个似乎荒谬的话题掩盖了这里所包含的实质问题。其实，这位教师完全可能正在讲授牛肺的功能、牛心的功能。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大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处理基础教学科研与应用之间的关系。今天，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可能又一次在这一问题上走弯路。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新一代的孙教授们会将马尾巴、牛肺的功能搁置一边，而去争相给牛、马看病，以取得经济效益。更有甚者，他们或许还会开办一个“马尾巴营养品公司”，以曾经研究马尾巴被批判作为资本，声称制造出一种可以产生神奇记忆效果的营养品，而欺诈社会。

　　今天，政治学面临类似的挑战，由于我国特殊的干部制度及社会结构，政治学在今天处于一种颇具悖论意义的境地。这就是，在许多人日益对政治学的学术内涵不屑一顾的时候，人们对政治学或政治学某些方面的履历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资格趋之若骛。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政治学的非知识化。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形式或形式所能带来的利益，而对形式后面的知识缺乏兴趣。

　　这是十分危险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形下更是如此。我国目前正面临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使命。我国现在的改革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它是几大转型的综合：从内部言，我国的改革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全能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用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型。这两种转型集于一身的情形使中国的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转型又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我国所面临的巨大国际机遇与挑战交错在一起。不管我国是否愿意，我们已经被卷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这种情况要求甚至强迫我国的学者将视野投向世界，关注全球秩序，关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关注我们的生存环境。或者，用我们今天的时间偶合来说的话，在关注政府管理学院的同时关注阿富汗过度政府的命运。

　　如此复杂的使命既给政治学提出挑战，也给它带来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民族的需要、历史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必须研究思考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研究、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总结、挖掘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智慧，为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今天，不少人都在谈论知识经济。我以为，知识经济不仅意味着有电脑、网络，而且意味着有智慧。一个民族能够为自己的内部管理选择较好的方式，能够在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有高度理性的行为能力，能够少走弯路，少犯大的错误。在这些方面有智慧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恐怕不亚于拥有某种技术手段。政治学所探讨的恰恰是着方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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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3-34页。

　　[2] 转引自，Fu Zhengyuan,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