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危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非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很大的差异。市场经济是过剩的危机，实际上就是让穷人能够用很低价格获得产品的机会，也是企业家优胜劣汰的窗口。市场经济的危机是分散的，审慎的企业家能够生存，不审慎的企业家被淘汰。政府如果不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的特点和性质，贸然集中风险，结果不审慎的人会越来越不审慎，导致过剩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集中的过剩，所有企业家都不得不为此背黑锅，生产过剩危机导致生产力浪费，转而转变为物质匮乏的古典经济危机。市场经济需要有限政府，只有在有限政府条件下人们才会培养审慎的美德，这就需要政府治道变革，控制自己想要集中控制危机的冲动。
〔关键词〕经济危机； 治道变革； 审慎
在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危机似乎无处不在。一会儿产能过剩，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 一会儿证券市场一落千丈，投资不足； 一会儿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一会儿流动性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发展劲道不足； 一会儿劳动力不足，企业出现广泛的用工荒，人才短缺严重；一会儿劳动力过剩，企业纷纷解雇员工，人才过剩，低就业，失业率纷纷高企。一旦出现经济危机，人们的分析无一不是市场失灵，政策建议也无非是加大政府干预。真的是如此吗？本文将从政府治理之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危机的性质，以及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一、新的危机，新的角色
经济危机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几乎都表现为物质匮乏的危机。物质匮乏，最严重的情况是食品和药品极端匮乏，饿殍遍野，最严重时还发生人吃人的悲惨事件，《资治通鉴》等历史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这样的危机，才是真正的危机。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斗争和因此而出现的血腥的战争。一个城市被包围，几个月乃至一年下来，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只好吃人，小孩最先会被吃掉，然后是相互吃。这种危机要解决的是物质匮乏，有很多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屯田，也就是军队不再打仗，留出人力去种地。比如说休养生息，政府不再要求老百姓做任何事情，不再大兴土木，不再征兵打仗，而是给老百姓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生产，安居乐业。军队屯田，人民休养生息，政府无为，然后天下就大治，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政治家总是很容易积极作为，而很难无为而治。其结果是一段时间的无为而治之后就是再次好大喜功，工程和战争连连，经济再度陷入危机，民不聊生。再加上帝国本身很不稳定，绝对权力自身不稳定，绝对权力交接班不稳定，权力结构不稳定等，〔1〕这说明，和平只能是暂时的、短暂的，发生匮乏的经济危机势所必然。
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有了很大的变化，物质匮乏的危机基本消失了，转而变为物质过剩的危机。这其实不是什么危机，但很多人认为是危机，我们先姑且称之为危机。现代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市场性危机，它是市场内在的因素决定的。有了市场以后，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危机。生产者没法捕捉别人的有效需求是什么，总是跟不上别人的变化，不是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就是生产的产品有好多没法卖出去。过去物质匮乏时代经济危机时商人往往囤积居奇，现在市场经济危机如果有人囤积居奇，谁就很可能破产，因为市场很容易找到新的产品，或者替代品。生产厂家最喜欢的是供不应求，原料和产品是零库存，周转速度越快越好。市场经济时代生产者不能囤积居奇，而是要根据消费者的偏好生产东西，要有预见性，但是只有少数人有很好的预见性，而预见性不够好，或者运气不好的人，就会面临危机。一旦大量的生产者都预期某个产品将供不应求而拼命生产时，经济就很容易从产能不足到产能过剩，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很容易集中资源和力量到某一个领域。如果生产者都是独立根据自己的信息做出预见，他们的各种预见会相互抵消，生产能力集中的过程同样也是分散的过程，所谓的过剩危机只是暂时危机而已，因为减少过剩的努力一直是存在的。如果政府介入，就会让企业家形成集中的预见，政府鼓励扩大产能，扩大产能的企业家会加倍努力，做退出努力的企业家就会受到政府鼓励的损害而不再推出，一旦过剩势头出现，一发不可收拾。政府削减产能的努力也一样会扩大产能不足的波动幅度。于是经济就会在生产不足和产能过剩之间加大幅度来回摆动。实际上也是，政府喜欢界定产能不足，需要鼓励发展，也喜欢界定产能过剩，实施限制产能的政策。其结果就是周而复始的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如果政府不介入，不去鼓励，也不去限制所谓的产能，实行无为而治，那么生产者就会根据各自掌握的信息来扩大或缩小自己的生产。有些生产者自然会判断失误，有些生产者自然会判断正确。失误的人会亏本，但会吃一堑长一智，正确的人会因此赚钱，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大家都根据政府的风向标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其结果就是大家一起生产不足，或者一起生产过剩，当然如果一起实现均衡那是最好，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有竞争，都需要最先冲过终点，而一旦都冲过了终点，又是冲得越远，越能够获得没有冲到终点的人的好处，其结果显然就是一起过剩，或者一起不足，也就是轮流经济危机。
在市场里，企业家有危机，消费者也是有危机的。过去是消费品匮乏危机，但现在也是过剩危机，吃得太多，衣服太多，房子太多。吃得太多，运动太少，就产生了现代才有的普遍的肥胖病。现代消费者没有时间好好消费，导致很多消费品没有被充分消费，比如匮乏时期一个留声机的音乐，会被反复多次消费，但现在买了CD，买了mp3，网络上有很多音乐可以下载，甚至很多是免费的，却没有多少时间去很好地消费。物质太富裕，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时间有限，有的是钱，却没时间花费。现代人在闲暇和工作之间，依然像物质短缺时期那样，选择更多的时间来工作，而不是选择更多的时间去消费，结果就形成了一部分消费过剩，一部分消费不足。消费不足，比如运动不足，是危机。消费过剩，比如吃得太多，也是危机。对此，政府也喜欢进行干预。比如政府规定，全职工作的人一周要干六天，或者五天，全职工作的人每天要工作八个小时。政府规定每年的节假日，大家一起放假。尤其是规定某个长假，大家一起放假。政府还规定，全职员工一定要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障，到六十岁就一律退休，甚至是延迟退休，或者提前退休。为了鼓励大家出行，规定高速公路必须全部免费。这些政策看起来很好，但是由于不是消费者自己理性比较闲暇和工作之后做出的选择，其对经济的影响也势必是危机性的。最简单的就是长假高速公路全部免费，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得到了实惠，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有呆在家里，因为高速公路早就堵住了。其他政府行为基本与此类似，即使看起来是好的，其结果也是灾难性的。比如政府认为交养老保险是每个人的义务，到60岁就应该获得正常的养老。于是大家到60岁就退休了。如果人口是静态的，经济是静态的，政府的计划很容易成功，但可惜的是人口是动态的，经济也是动态的。人口年轻时交的人多，养的人少，政府不得不让养老人多拿一些，以取得经济平衡，否则会储蓄过多，投资不足。但一旦人口老化，交的人少，而养的人多，养老金又降低不下来，其结果就需要进一步调整，让老年人延迟退休年龄，或者降低养老水平，从而缓解养老危机。经济不稳定，也同样会出现问题，经济不发展时期交的养老保险较少，经济发展时期养老的人需要较高的生活水平。给定经济是稳定发展的，每一代年轻人所交的养老保险是自己年老时无法用来养老的。由于政府的货币政策是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是年轻时所交更不能用来年老时所用。显然，政府介入所有的个人生活，规定一天工作多长时间，一周工作几天，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高速免费，什么时候交多少养老金，什么时候可以一起退休过养老生活，要实现每个人都有工作，每个人都有假期，每个人都能够养老，这显然是无米之炊，画中之饼，不导致危机才怪。
所以，现代经济的过剩不是危机，它是市场经济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自身会有内在的调节机制，只要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做出多样化的选择，经济就会有内在的稳定性。如果政府强制干预，看起来能够缓解或者解决危机，其结果却是放大了市场经济内在的过剩，于是真的成了危机。因为市场是分散的，而政府却是集中的。市场解决危机之道是分散风险，鼓励审慎。而政府解决危机之道是集中风险，鼓励冒险。分散的风险，是个人的风险，集中的风险，才是集体的风险，才是经济危机之源。
二、分散不是危机，集中是危机
古代的危机，都是好大喜功的政府发动战争或者内部政治权力斗争导致的内战导致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剩危机，其实也是政府集中的行为导致的。正是政府的集中性、普遍性和强制性，使得分散的风险集中起来，进而转变为集中的危机。
市场中的风险及其个人的危机之所以没啥大问题，因为它都是很分散的。假定存在生产者张三、李四、王五，他们都要做产品来赚钱。他们要赚钱，就要做好产品，就要提供优质的服务，一定要知道别人需要什么，而且越专业化的服务越好。假定张三是审慎的生产者，而李四是风险偏好的，王五是保守的。在市场里面，保守的王五，显然是做不大的，他从做小商品开始，一直到老，都在做小商品。张三是审慎的，他从小商品做起，逐步发展到做大宗商品，从本地贸易做起，一直到区域贸易，一直到国际贸易。他还会逐步从做产品，到做房地产，到做投资，然后还可能做金融。他是审慎的，逐步发展的，稳扎稳打的。李四是风险偏好的，所以，他觉得做小商品没有风险，也没有暴利，不好。做企业，做投资，做金融，也不好。他最喜欢的是进行风险投资，他喜欢做期货，喜欢做股市短期波段操作，喜欢做头寸，喜欢卖高买低，喜欢炒汇，喜欢做衍生证券。只要有风险的，他都喜欢。扩展的市场显然是有无数张三、无数李四，还有无数王五组成的。无数的王五，没有风险，自然也不会有危机。无数的张三，稳扎稳打，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李四虽然偏好风险，在过去经常被当作投机商，但没有它们，就没有经济的活力，就没有创新，没有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也没有超级便宜甚至低于成本价的产品。
当然实际上的市场不可能只是一般的日用品，还包括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也包括产权市场、证券市场，还有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这些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使得无论审慎的张三、偏好风险的李四、还是保守的王五，都处于风险的状态，即使赵六在某个领域存在产品压倒优势垄断地位，自然的垄断地位，乃至国家垄断地位，都因为市场的充分存在而面临竞争的压力，甚至可能很快失去生意，退出市场。因此，保守的王五，他们稳定没有风险的小本生意会因为大批量低价格超级市场的出现而倒闭。居于垄断地位的赵六们，如诺基亚会因为iphone
的横空出世而失去市场，而互联网的微信则一下子让处于自然垄断加行政垄断地位的通信公司失去了利润丰厚的手机短信市场。
现在为了让保守的王五能够继续经营他们的小本经济，政府介入，成立担保公司支持银行给他们无息无担保贷款，或者给银行补贴给他们无息无担保贷款，王五们可以继续安心经营了，但他们的风险集中到了政府身上。银行没有风险，还有政府担保，何乐而不为呢。审慎的张三，在风险面前很是审慎，但随着风险增加，张三们也会考虑缩小生产规模，或者退出风险加大的项目，为了支持张三们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产业，从而确保经济增长，政府也给予其担保条件很好的低息贷款，审慎的张三们吃了政府的定心丸，开始改变审慎的心态，继续进入很有风险的项目。偏好风险的李四，一见风险增大，也开始举棋不定，毕竟赔大钱，不是偏好风险，偏好风险，也是为了赚大钱。政府也开始给风险项目提供担保或者补贴，甚至给纯粹赔钱的项目，如新能源，提供补贴，让其短期赚钱。其结果是，政府把市场的所有风险，都通过财政补贴和风险担保，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银行虽然转移了风险，但政府兑现担保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存在很多官僚主义和政治角力。其结果是，远离政治的公司开始首先遇到危机，远离政治的银行也首先遇到了违约的压力。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不能随意增税，甚至还要减税，扩大了财政危机。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动印钞机，增发货币，量化宽松。结果是，CPI的上涨虽然比较稳定，但是货币本身开始贬值，人们开始抛弃储蓄，转而购买黄金、资产等进行保值。资产泡沫开始膨胀。政府虽然没有增税，但是因为资产膨胀而扩大了实际的税基而增加了收入。当政府控制土地供应时更因为地价上涨而获得了巨额的收入。政府介入经济，也不纯粹是担保或者补贴，它也会开公司，进入一些垄断领域，因为政府开的公司都有很好的政治背景，能够很方便地获得很便宜的资金和担保，甚至是土地供应，其结果是政府的公司也走出垄断领域，开始进入高风险的领域。政府介入经济，不仅集中了风险，解决了各类企业家的后顾之忧，从而让大家都勇往直前，赚了大钱，而且还让政府自己以及政府的公司，也赚了大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劳动力供不应求，政府因收入大增也开始大笔花钱，国外慷慨援助贫困国家，国内大搞民生福利，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培训，高额养老金，大家似乎都皆大欢喜，一派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气象。当然货币也一天天的贬值，每个人都害怕把现金砸在自己手里，每个人都倾向于信贷消费，每个人都不需要自己有资金，就能够贷款做生意，赚了自己的，赔了，谁知道谁来承担风险。
自然，这个经济体里还有很多不相信政府的，他们依然按照过去的规则行事，但是他们似乎发现过去好使的现在都不好使了。无论是保守的、审慎的，还有风险偏好的，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发现都被时代抛弃了。喜欢储蓄的，储蓄没过多久就折损大半。喜欢安居乐业的，发现贷款买大房子，买好多房子的人一下子发了大财，和自己远远拉开了距离，自己本来还是中产阶级，这下子跌入了社会的基层。喜欢自有资金创业的，稳步发展，不要贷款不申请补贴的，不是规模跟不上同行，就是发现自己虽然是赚钱的，其实是在做亏本买卖，因为过去的利润率其实是赔本的。喜欢风险的企业家们，发现新生的企业家比他们玩得更大，他们是在玩风筝，还拉着根线，这些大鳄居然连线都不要，风筝拉着他们也敢上天。于是传统的美德都失去了任何激励，勤俭节约过时了，储蓄过时了，铺张浪费时髦了，为自己负责成了不道德的要求，一切都由政府来解决，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过去是真理，但现在大家都在吃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谁还去辛苦努力做馅儿饼呢？
当然，这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大家都在击鼓传花，与传统击鼓传花不同的是，花很多，都在传递，很多花还是看不见的，每一次接花都有钱可赚，但花越来越重，只要到接花的人终于接不住、或者接住了不想接的人越来越多而停止这个游戏的时候，危机就集中爆发了。这个花压根就不是花，更不是什么烫不烫手的山芋，而是一个包袱，它会让你一下子破产，名誉扫地，分文不名，而且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同时发生。危机一旦开始，经济就开始衰退，资产泡沫首先应声而落，然后是产生大量的违约，三角债，然后是公司破产，裁员，失业率上升，资金奇缺。政府财政立即陷入危机，收入减少，而支出却开始大增。政府不得不减少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而缓解财政危机时，却遇到了严重的政治阻力，政府就不得不债台高筑。
市场经济总是有风险的，但也正是有风险的存在，才使得每个人的行为是负责任的。在这里，审慎是美德。审慎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知成本和收益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企业家总是做得比市场要求的多，也就是只有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才真正知道市场的边界在哪里，而且也能够用较低的价格来和竞争对手进行竞争。但这有风险，风险就是走过了，就会导致亏损。如果大家都一起走过了，就会导致经济过于繁荣，接着就是实力小的被淘汰，导致经济萎缩和失业增加。所以说每个人都会面临经济危机，关键是会不会发生集中的危机，是不是会一起都走过了头。分散的市场经济，显然不会都走过了头。因为即使在危机时期，很多公司倒闭了，但还有很多很健康的公司加班加点，还要继续扩大生产。分散的危机，让企业家分散地解决危机，而且一旦一个企业出现问题，其他企业也可以并购这些不良企业。一旦一些企业退出市场，其他企业，甚至新生的企业就会成长起来。发生了经济危机，企业家们相互调适，各方面相互补充，各自存在的局限性，需要用别的优势弥补，对个人来说有危机，但整个市场的周期相对讲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就像潮汐，稳定得很。有些企业被卷走了，有些企业被拍死在沙滩上，但都不影响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
所以，经济周期不是危机，只是有风险，风险是分散的，危机也是分散的，它是可以分散得到解决的。但是如果政府集中风险，也等于是集中了危机。由于人是策略性动物，政府集中了风险，实际上也是放大了风险。即使政府开始时有能力解决这些风险，但一旦风险被人们的策略行为放大了，政府终将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危机。计划经济是如此，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集中危机，也是如此。对此，政府的治理之道，不是要集中风险和危机，而是要分散风险和危机。
三、政府集中分散的逻辑与治道变革
政府之所以能够集中风险，然后集中危机，其手段主要是集中资源和加强管制。在古代，最稀缺的资源是人口，因为在那个时代，人是最宝贵的，而土地等却很丰富。政府只要掌握了人，就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其手段则是加强管制，当然集中的结果也是集中了风险。集中的方法是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再加上官僚等级制的组织制度。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政府的资源，政府可以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让他们从事战争掠夺。农业生产有风险，政府集中了人口后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调剂丰缺。人可能会掠夺他人，也需要保护自己，政府集中了人力，就更容易保护自己。农业生产是分散在土地上的，所以户籍制度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让人和土地挂钩，这就控制了人口的流动。分散的农民很难独自保护自己，通过政府集中人力，组织军队，集中了保护能力，但也集中了战争的风险。因为每个人既想保护自己，又想去掠夺他人，政府集中了保护，也就集中了掠夺。其结果是集中人力资源后政府的保护能力变大，但掠夺能力也变大。于是人类就陷入了局部战争，战争有很大的风险，往往导致人口锐减，政府无力打仗，于是政府只好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一旦人口增加，粮食增多，政府就开始野心勃勃，发动新的战争。战争和和平周而复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史。长期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产生一个庞大的帝国，从而让一个地区的人口集中到一个政府手里。庞大的帝国不仅集中了人力，而且也集中了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庞大的帝国集中了人力，集中了土地，同时也集中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东征西讨，统一大洲，甚至全球。当然，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限制，他们即使是庞大的帝国，也只能占据一个地区的土地，而很难一统天下。
政府控制土地，控制农民从事农业，固定在土地之上，这就控制了商业。政府让农民集中起来变成军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就让人口流动起来。流动的人口，就是流动的机会。各地的价格差异就被不断发现，商业的利润就被发现了。商业需要商人，商人需要自由，商人带来的商品给流动和固定的人，甚至政府的官僚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品。政府要得到消费品，就需要保护商人运输途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足额付费给商人。路途中的强盗要抢劫，商人给强盗付费以确保安全。政府打击强盗保护商人，商人给政府付费或者纳税，政府也获得了收入。
商人的存在，使得政府不必控制人和财产，反而可以通过保护人和财产就可以获得收入。帝国的建立，扩大了领土的范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控制了更多的人口和土地，也使其能够给商人提供保护的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商人在帝国的领土之内贩运商品，商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丝绸之路，甚至让商人横跨多个国家，横跨欧亚大陆，是国际贸易的经典。
这说明，政府如果给人以更多的自由，给人以更多的人身和财产保护，同样可以获得收入，为自己提供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古代的政府和社会并不明白这一点。整个社会都认为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他们之所以迅速致富，是因为他们坑蒙拐骗，他们根本不创造财富，却依靠倒买倒卖获得了巨量财富。因此对商人的保护只是偶然的，对商人的打击和控制却是经常性的政策，商人不富裕时，他们还偶然保护一下，一旦商人富裕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对商人下手。因此，历史上的帝国，即使有商业繁荣时期，也仅仅限于小规模的集市。商业化生产也仅限于小作坊。绝大多数都是小农耕作。除了有限的小商品市场，大规模的期货，企业产权交易，甚至金融市场，真是闻所未闻。
因为政府依然主要依靠控制人口和土地来获得资源，并维护庞大的军队和等级化官僚机构的运作。迅速扩张的商业，自由散漫的商人，到处流动的流民，对于政府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是很大的威胁。因此，过去的政府总是限制商业，控制商人，控制人口流动，并且严格土地的国有化，产权仅限于本地社区之间的转移。政府集中一切的结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土地产出率不稳定，帝国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一旦有大规模的灾难，就容易出现内乱。政府集中一切，但任何时候都存在有二心的大臣和有反骨的地区统治者，一旦中央控制失效，就容易出现宫廷政变和地区叛乱。政府集中一切人口和土地，一旦和邻居的力量对比出现不平衡，就容易出现对外扩张，或者导致外敌入侵。即使是重视商业的政府，他们也为了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商业范围而侵略扩张，不仅给自己掠夺人口和土地，而且还通过给商人提供更多的商机而获得收入。所以，古代历史上的战争，是必然的灾祸。而这恰恰是政府集中人口和资源、管制商业的必然结果。
现代社会政府不再控制人口，也不再控制土地。世界上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计划，即使中国也在市场化过程中在户籍制度之外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并且正在谋求取消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像欧洲，已经实行了统一的护照制度，欧盟任何国家的居民，都可以在欧盟各国居住、工作、生活、投资、旅游，没有任何管制。很多国家还允许双重国籍，乃至多重国籍的制度。很多国家相互免签。公共服务相互之间也有很多开放性，在一个国家享受医疗服务，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允许人口流动，让个人拥有自由，这前所未有地解放了人，解放了劳动力，让劳动力真正有了人尽其才的机会，而且人还在广阔的市场天地里，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人力资本的价值，远远超出想象。有人计算，比尔·盖茨每一秒钟的收入，都达到200美元。如果地上有100 美元，相当于人民币600多元，比尔·盖茨去捡一下，都是不值得的。而市场经济国家的很多穷人，即使不认字，他们的工资水平，也高于很多贫穷国家的大学毕业生。
现代社会的政府对土地的控制相对来说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基本上都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即使所谓的女王所有制，或者国有制，土地也进入了商业性开发。农地、商用地、住宅用地、生态用地、保护区、林区等，虽然管制繁多，但依然建立了系统的交易市场。即使在中国，土地依然实行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城市土地开发的住房已经实行了个人所有制，每个人都可以合法地拥有住房。住房市场化，使得中国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资产，创造了很多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随着农用地可以商业化流转、宅基地商品化、小产权房取得合法身份，土地的准私有制替代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以形成更多的资产市场，从而释放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富翁。
不过，现代社会的政府，在市场扩大之后，虽然不再控制人口，放松对土地的控制，但也开始直接控制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市场和社会提供的。比如说，教育。历史上教育都是私人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学位制度。但是现代社会的政府，开始大搞义务教育，大搞高等教育，而且连幼儿园托儿所也是由政府来操办。在中国，这导致了应试教育，出现了考试泡沫。在美国，导致了学位教育，出现了学位泡沫。人们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学位而学习。政府操办教育的结果是，教育供给过剩，出现了高学历但低就业的问题。比如医疗，历史上医疗都是自己负担，穷人则有社会慈善帮助。现在，很多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或者普遍的强制医疗保险第三方付款。这导致了医疗系统垄断低效率却高成本的问题，还导致了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问题。美国的医疗费用已经高达GDP的17%以上。〔2〕中国的医疗水平不高，但成本高效率低，也是医疗改革很难解决的难题。比如养老保障，几乎成了一个庞氏骗局。交得少，拿得多。社保基金看起来有很多钱，但实际上都借贷给了政府，不是通过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就是通过政府债务借给了政府财政。即使这些钱，也不够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繁荣时代快速上升的老人福利的支出。养老政府化，不鼓励人们养儿防老，反而专心当前的享受，导致人口规模缩小，更加剧了人口老化，从而出现了生产人口减少、需供养人口大幅增加的局面。教育危机、医疗危机、社保危机，其实都是政府集中控制教育、医疗和社保的结果。这些危机，虽然不是经济危机，但和经济危机息息相关，因为它直接导致了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其内在的基因也是一样的，都是过剩危机，而且都是政府集中的结果。
英国谷物法废除的经验表明，只要废除了政府管制，分散贸易的风险，就不会出现危机。〔3〕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表明，政府只要放松了价格管制，只要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只要放松了对贸易的管制，只要放松了对房地产的管制，所有的市场都能够慢慢地起作用，不仅解决匮乏的危机，而且还可以内在地调整危机。现代政府集中就业管制，集中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保，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危机。这表明，政府应该实行治道变革，变集中为无为而治，建设有限政府，因为“有限政府是人类文明的最伟大成果之一”。〔4〕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政府充分发挥应该起到的作用，建立政府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这个意思。托克维尔写道：“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5〕托克维尔说的民主是平等的意思。平等，意味着所有治理参与者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权力去强迫他人做这做那，也不能强迫别人为自己做这做那，更不能规定别人之间如何相互合作和自由贸易。〔6〕
总之，人类每时每刻都在面临风险，面对危机。每个人最大的风险是安全的风险，最大的危机也是安全的危机。古代社会，为了安全，人们组织军队，建立政府，政府控制人口和土地，但集中安全风险的结果是战争和和平周而复始，直接导致物质匮乏的经济危机。对人口的局部失控，产生了流动人口带来的市场利益。当这一经验为人们所认识到的时候，产生了重商主义和亲市场的政府，当市场扩张到全世界的时候，物质匮乏就成了过去的危机。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人们开始面对过剩的危机。政府虽然不再控制人口，已经放松对土地的控制，但是政府开始控制传统上由市场和社会提供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服务，而且对个人生活，包括就业、假期、退休等进行严格的管制。这不仅导致了个人的生活危机，还导致了财政和货币的危机，并进而加剧了过剩的危机。实施政府治道变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建设有限政府，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
注释：
〔1〕毛寿龙： 《大国之道： 中国私人与公共选择的宪则分析》序言二，冯兴元著，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4 － 8 页。
〔2〕彼得·希夫： 《国家为什么会崩溃》，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219 页。
〔3〕Milton ＆ Ｒ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San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0，p． 35．
〔4〕加图研究所： 《加图决策者手册： 美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5〕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1 页。
〔6〕穆雷·罗斯巴德： 《权力与市场》，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3、4、5 章。
来源：《学术界》201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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