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政党》书评

　　《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首先分析了民主先进国家的政党制度，认为西方民主先进国家的政党政治与代议制的发展、选举权的扩大和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发展同步。　　　　　　

　　西方民主政治的成功，往往使得很多非西方国家起而学习。近现代中国就是一部学习西方的历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随之引进了国会政治，开始了选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政党政治。　　　　　　

　　虽然如作者所言，“中国的政党政治真正开始公开在政治上运作，并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始于民国建立之初”，但当时中国的代议制刚刚开始萌芽，并没有对政府的行政力量构成制约，选举也仅仅刚刚开始出现，不足以制约武力，而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变成支持制度化民主的力量，往往为军阀政客用来支撑其具有现代色彩的专制统治。　　　　　　

　　现代中国政党政治和民主无法齐头并进，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皇权帝国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在意识形态上来自天命，在力量上来自武力的统一和控制，尤其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官僚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以民本的思想和政策为辅助。在这样的体制中，有组织的公开的政党是不可能存在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帝制为共和制所替代，1912年到1913年，试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政党政治就是其中的一环。袁世凯不满政党政治，企图恢复帝制，虽然很快就失败了，共和制已经深入人心，但自此以后，中国很快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状态。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政治也开始发生变化，皇帝被政治军事领袖所取代，其意识形态变成了关心实际问题的党纲，政党政治依然存在，但不再是议会党，而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政党，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支撑下，其本身的组织不是松散的，也不是开放的，而是高度封闭，高度组织化的，这替代了中国皇帝时代与儒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官僚系统。　　　　　　

　　这样的体制相对于皇权体制来说是一种进步，但相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来说，依然有着中国传统帝国体制的特色：最高政治权力的更

　　迭缺乏稳定性的制度基础；高度官僚化的政党往往难以应对普遍的腐败问题；政策虽然有民本思想指导，但往往是官本位的，以人为本很难取代以官为本；法律和公共政策缺乏理性的竞争和辩论机制，人事选择和政策选择往往各行其道，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往往缺乏应有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政策也往往是低质量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照搬民主政治著作中的理论和舶来的西方政治经验，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我们关注中国古代政治、近现代和当代政治的实际经验和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张玉法教授《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系统分析了1911年－1913年民国初年政党发展的思想因素、政党的各个派别、主要大党的内部结构和对外方略、在国会选举和国会议案讨论中的对抗等问题。深入了解这一段政党政治的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逻辑为什么在中国失败的具体原因，也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国民主政治在未来可能成功的机会。　　　　　　

　　比如作者分析到，“国民党谋求于选民，希望能透过国会选举的胜利，在政治上取得优势。但袁（世凯）政府及进步党都不相信选民，恃官僚和军人集团为靠山，与国民党对抗。国民党与官僚和军人集团的渊源，远较袁政府和进步党为浅，国民党虽亦拉拢官僚，且自树些许武力，但与袁政府和进步党相较，自然相形见绌，这是国民党与袁政府争，无法获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这一分析点出了中国民主政治失败的核心原因：如果政治实力派的较量和竞争不靠选票而靠“枪杆子”，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政治要民主化，武力必须靠边站，让选票进入政治核心；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的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发展到相当的水平，由市场来配置社会的主要资源，由社会来评价一个人的成功，武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居于次要的和辅助性的地位，政治也不再是实力人士成功的核心标准，这时候，政治家和政党都自然而然地会转而依靠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以选票替代武力。　　　　　　

　　这时候，民主政治的选票逻辑就会替代专制政治的武力逻辑。据此逻辑，观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走势，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建设相应的政党政治，还是很有希望的。　　

　　《民国初年的政党》，张玉法著，岳麓书社2004年10月第一版）（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