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尊敬的卫书记，尊敬的罗省长，各位领导，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到海南参加这个理论研讨会，也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这两天到下面看了一下，我听到下面对省的领导反映还是非常好的。我是一个学者，有什么问题我肯定会很真实地讲。我这几年来海南还是比较多的。海南的中改院是很重要的平台，积聚了很多专家，国家一些重大政策的制订，和海南这个平台提出很多建议是息息相关的。据我所知中央是非常关注海南的。特别昨天看了你们全委会通过的三个决定，包括市管县的，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加快海南又好又快发展的，这三个决定对未来海南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想围绕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谈一点看法。完全是和大家交流。

　　一、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三十年了，我认为是一个坎。我在前两年写的文章和我们学院的省部长班上讲课中,多次讲到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转折期，这个战略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改革的重心正在悄悄发生转移。如果说过去20多年中国改革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话，到后来，大家看到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所以我领会，从2005年中央制订“十一五规划”开始，改革的重心正在发生某些变化。

　　2005年中央在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做这样的判断，指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判断就意味着，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行政改革，将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改革面临战略转折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十七大召开之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开始，一直讲“四个坚定不移”，就是“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为小康目标而奋斗。”我认为这“四个坚定不移”就是中央的大局，而第一个就是强调解放思想。如果说这次思想解放是从广东发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海南现在也加入其中，这是我的整体判断。我下面讲三个观点，我也会解读汪洋在广东搞这场思想解放最终的方向。

　　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现在我们注意到，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通过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我记得非常清楚，1978年当时我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看到《光明日报》发表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感到非常振奋。那个时候，这篇文章虽然是以哲学命题的，但实际上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带革命家发动的。现在看来，这场思想解放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针对十年文革，针对阶级斗争为纲，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否定这三个东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正是通过这场讨论，否定了这些脱离中国实际的理论，我们才顺利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最终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这场思想解放，中国不一定会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思想解放就来之不易。有人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头朝地看西方的”。在西方，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思想解放，不仅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催生了资本主义，同时直接成为1640年英国革命的先导，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整体登上了政治舞台。而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没有出现在科技长期领先的中国，而出现在地中海周边——欧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但是当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用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造出来的先进武器征服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是看不清楚的，魏源、龚自珍这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看到的是先进的武器，说我们什么都好，就是武器不行。我们是大刀长矛，所以打不过人家的船坚炮利，我们学人家造武器就行了。“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在后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人一败涂地。这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逐步明白了起来：认为西方的武器先进是因为人家后面有先进的制度，有先进的科技。学习人家先进的制度更重要，这才有康、梁的变法，改良派的改良。改良派借助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皇帝，最终也失败了。这时候孙中山看到光靠改良是不行的，要靠武力来推翻这个政权才有出路。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权，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直到1919年，先进的中国人才认识到思想解放的重要性，通过新文化运动，开始补思想解放这一课。所以我们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头朝地看西方”的，一直想学西方，师夷技长以治夷，但是一直没有学到真经。到1919年“五四运动”才出现中国第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而西方是先有思想解放，有政体革命，有产业革命，再有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发展是一种常态，而中国的思想解放直到最后才出现。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删删来迟，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1978年这次思想解放对后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我们基本判断是，这场政治风波被平息后，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低潮了。中国三十年平均经济增长9.7%，但是1991年却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当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国内产生另外一种思潮，说中国不能光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还应该坚持反和平演变另外一个中心。以我的亲身经历讲一个例子。就在1991年7月1日纪念党的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这个讨论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召开的，下面坐了大约500多人。开幕式上有一个老干部发言，基本是公开在挑战邓小平。他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中国是坚持“一个中心”好呢，还是坚持“两个中心”或者“多中心”好呢？他认为至少应该坚持“双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样两个中心。他认为，如果我们只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不坚持反和平演变另一个中心，那么，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个观点出来后，当时没有人敢反驳。后来，应该说是邓小平反驳了这种观点，反驳了这种思潮。1992年，当小平看到他提出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有可能被动摇的时候，一个87岁的老人，没有任何领导职位，1992年到南方转了一圈，说了一些话，最后形成大家都很熟悉的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最关键的时候，又把改革的航船拉回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我看来，南方谈话最核心就两句话：第一句话，“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句话“计划和市场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就是后面这句话，奠定了后来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础。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我们要假设的话，我以为，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次思想解放，我们后来会不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可能会打个问号。所以我说，这场思想解放确立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地位。如果过去我们可以叫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通过1992年南巡谈话这场思想解放，这个石头终于摸到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大家想一想，这些重大的判断，如果说没有思想解放，几乎是很难突破的。

　　通过这场思想解放，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似乎都必须借助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我们迈出了关键步伐，冲破了传统的桎梏。举一个例子，当年大家都很清楚，马克思曾经讲，一个企业雇工如果超过8个人，就算剥削了，8个人以内还不算剥削。当时中国人就算这个数，你超过8个人没有，没有超过是可以的，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了。中国人当时就是这种思维，你很难从一个东西跳出来。所以说思想解放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二、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观点，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我一开始就做了判断，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战略转折期。进入战略转折期的标志除了改革的重点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之外，我认为就是我们政府、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在下降。换句话说，有人不支持改革，甚至公开反对改革。也就是说，不管大众层面还是精英层面，都对改革产生了一些争议。第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但是我们付出过多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第三，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我们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我们的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叫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是我们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第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不断被西方发达国家所误解，所误读，以至于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前夕，特别是在今年四月份那段，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情绪上形成一种对立，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这四个特点我不想展开多讲，我就以大家关心的第四个特点为例，谈我的一点看法。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向了世界，融入了世界。中国快速崛起，但是为什么中国频频地被西方国家所误读所误解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胡锦涛总书记就在你们海南参加4月11日那个博鳌论坛讲演，在这个前后在海南接见了几个外国的领导人。那时候我们的奥运火炬受到最严重的干扰。总书记讲过一次“这是一种阴谋”，但是总书记没有解释“阴谋”是什么，而且后来没有重复过，就在海南讲过这一次。我认为这后面多种解读。

　　第一种，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持一种非常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们潜在的逻辑是，中国这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政治上向西方靠拢是迟早的事。结果这些年来，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一直在快速推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在政治上依然是我行我素，独行独立，没有向西方靠拢的迹象。这在某种意义上激怒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说你的制度是要崩溃的，现在说你的制度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前些年中中央一直使用一个概念“和平崛起”，但是中国这种态度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理解，而是反过来招致一片“中国威胁论”是声浪。比如，说你经济的发展消耗大量的能源，对世界能源安全造成危险；你的经济发展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对世界环境安全造成威胁。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从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报告开始，中央文件上几乎很少再出现“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了，又回到了邓小平当年“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判断。包括总理的政府报告到总书记政治报告都用的是“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战略。所以有人说，这后面不排除少数国家想利用中国举办奥运会，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就像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一样。

　　第二种解读，这是一种残酷的经济战、货币战。他们质疑中国，干扰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歪曲报道西藏暴乱，说到底醉翁之意不在酒。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很清楚，西藏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再支持达赖，西藏也不可能从中国独立出去，再干扰奥运火炬，西方领袖一个不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也能办这个奥运会，真正的原因是一种经济战，货币战。大家看，美元大幅度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受到严重的损失。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76万亿美元，70%买的都是美元的资产，美元贬值以后我们的外汇储备自动缩水，美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受惠国。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的人民币快速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破了6.9，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升值大约达到20%多，而人民币对内部是贬值的。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上个月还是7.7%。人民币升值直接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出口。还有高油价，我们在非常痛苦的两难选择中最后果断的选择了涨油价。如果不涨油价，有人说中国用公共财政补贴全世界，亚洲周边国家的航空公司都在我们这儿加油。在香港加一升油20多港币，深圳是5块多人民币，你补得起吗？油价一调高直接影响到我们宏观调控的成效，影响到很多产业的成本上升，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高油价，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直接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出口。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的石油储备，参与期货交易。这方面我们是弱势，我们参与期货交易影响不了国际油价。有人说当中国的企业不能承受高油价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一些企业纷纷倒闭，有可能给西方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机会。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经济战、货币战。我前不久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给他们处级以上干部讲过一次课，他们问了一些金融问题。我说你们这个单位是我们国家最具权威的金融政策制定机构，我是搞公共管理的，你们问的这个问题，我看了一篇文章我感到很吃惊，你们应该认真研究。这篇长篇文章的标题是《防止美元掏空中国的财富》，是质疑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政策的，说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受制于美国，中国应该挺起腰杆向美国说不。我们这次王岐山副总理带队进行中美经济对话，有人说是中国第一次和美国对话中掌握了话语的主导权。我们对美元快速贬值和压迫人民币快速升值都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的高层对这个问题看得是非常清楚的。

　　第三种解读，中国在这十多年快速崛起以后，作为发达国家难以从心理上接受这个事实。过去西方七国主宰世界，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也难以接受。我的看法是，我们自己也要调整心态问题，中国快速崛起不可阻挡，但是我们崛起以后，你也不要希望全世界都为你唱赞歌，不可能的。你主观上不会威胁别人，客观上不可能一点不影响到别人。正像习近平副主席讲的一句话，“我们要以平常心来办这次奥运”。我认为这是中央重要的理智的判断。

　　以上的种种现象足以说明，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外部环境变化对我们领导，对我们的政府，应该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我们的政治智慧的一种挑战，叫斗智斗勇。

　　改革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能不能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化解对改革的争议，重新唤起对改革的热情；第二，直接影响到中国能不能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第三，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第四，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政府转型。

　　以政府转型为例，大家看到十七大以后，中央明确把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我们学界前几年一直在探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当时讲了三个趋势：我说中国政府正在由一个管制型、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由手工作业的政府转向由电子网络、信息网络主导的政府。我以第二个转型的趋势为例，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说中国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呢？这绝不是说中国政府不需要抓经济，中国的经济整个过程中就是政府主导的，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政府不能一门子心思全部抓经济，你还有更重要的责任，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前不久广东省在汪洋的倡导下召开过一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专家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广东省准备搞了一个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长期规划。我昨天来到这儿一看，你们的会议已经做这个决定了，我觉得你们走到广东的前面去了。其实，广东的三个地方如粤东、粤北、粤西都有一些是欠发达地区，他们想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中长期规划，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昨天看你们已经做了决定了，我感到很兴奋。

　　有人说过三句话，说没有2003年的“非典”，我们后来提不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非典”之前，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铆足劲抓经济建设。有的地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GDP为中心。“非典”期间很多人死于“非典”，人们转过来看说，当一个人生命都不存在的时候，GDP还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第二句是说，没有2003年的“非典”，我们不会在全国自上而下地构建应对各种危急事件的应急管理预案。我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谈地震的事情，在总书记在人民网上网以后，后来我还到人民网和网民对话，谈总书记上网。我在这两次做节目的过程中都谈到这个事例。为什么中国在这次地震中会这样的震撼世界，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以他实际行动高度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权，第一时间在地震中做出了反应。据说温家宝总理那天上午还在河南考察。在南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把温总理送上飞机回北京，徐书记自己回郑州。到了郑州以后，发现郑州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才知道有地震了。他马上驱车到了地震局。这时候总理正从家里头往国务院去。总理知道发生地震以后，半个小时就决定要到地震灾区去。我们可以想想，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把地震指挥中心搬到了地震中心？总理和总书记在地震灾区穿梭指挥，不顾余震，他们的言行全世界都历历在目，震撼了世界。第二，信息高度透明，我们这次有关地震灾害的各类信息全部是公开的，据说包括总参调动军队，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宣布。资讯高度透明，让外国记者也可以去采访，这样不仅没有了谣言，而且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第三，政府组织非常有效。大家想，没有我们过去这五年中构建这130多万项应急管理预案，我想组织工作很难做到这样的水平。据英国报章报道，四川地震中倒倒塌的学校，相当与全英国学校的一半，我们调入灾区的3.7万的医护人员，相当于英国全国的家庭保健医生，我们派进去的13万军队，再加上全国各地赴灾区的救援人员、外国救援机构、民间志愿者等，这么大的组织调动过程，如果说没有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全国民众在地震中表现出的空前民族凝聚力和爱心，也极大地震撼了全世界。后来我在人民网做节目的时候说，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民直接交流、对话，不仅说明高层对新兴媒体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在今年多次大的公共事件中，网民的表现，网络上反映出来的主流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这些东西最高领导层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总书记直接到网上和网民进行交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句话说，没有“非典”我们不会把政府职能的侧重点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移。“非典”之前我们更多地是关注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非典”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社会管理不到位，公共服务严重缺位，所以从2003年后，我们感到政府管理很明显地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第二点，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解放思想，也就是说通过大胆地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迎接挑战。有人说胡总书记正在通过汪洋在广东发动改革开放以后第三次思想解放，海内外是非常关注这次思想解放的，我也是很关注的。我的看法是，这场思想解放从表面上看，它是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的，比如，最近广东省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很多媒体说这三个定位标志着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径已清。这三个定位是：第一，广东要成为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力中的主力省；第二，广东要变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试验田；第三，广东要成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先行地。这是最近广东透露出来的信息，把广东省未来的发展定位为三个层面。但是我的看法，就广东的思想解放而言，最终不可能简单的定格在经济层面。在我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善的问题，不存在一个被颠覆的问题，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而我们这种体制我真正受到内外挤压的、质疑的，恐怕更多的表现在我们政治层面以及政府管理层面。对于这一点，我想用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去过很多次欧洲，但没有去过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前年我随我们学院的代表去匈牙利考察交流，接触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我发现他们在和我们交流时，似乎都在重复一句话，即没有1990年的政治变革，匈牙利不会加入欧盟，也不会有现在的经济发展成果。交流中，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很羡慕的，但是言下之意，对中国的政治却不屑一顾，有一种“你们还能坚持多久”的意思。我说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好像两个巨人在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好，在我看来这两个巨人现在都没有笑到最后，至少目前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影响超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如果中国这个巨人在政治上也能笑到最后的话，可能对人类的贡献也许会更大。因为，它说明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不一定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可能还有中国这种模式。问题在于我们这种体制能不能笑到最后。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们的体制不是不能笑到最后，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层面的体制有很大的张力，有很大的弹性，笑到最后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放思想、大刀阔斧的进行变革。回国后我用这个例子，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说，我们这样的体制不是笑不到最后，而是要对现行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就必须要解放思想。我同时认为，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变革时，只要把握住三条底线即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这场思想解放最终定格有可能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最终延伸到政治层面，政府治理层面。我这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深圳市最近出台的《体制改革纲要》。我记得今年4月份我来海南建省20周年高层论坛的时候，我就曾提出海南要成为政治改革的示范区的观点了，当时，深圳还没有这方面的举动。但前不久，深圳出台了一个体制改革纲要，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这个改革纲要出了很多具体改革目标。比如，未来几年深圳市所有的局长，各个单位的行政一把手都要差额选举产生；深圳市各个区的人大代表都要直接选举产生；深圳市的市长也要差额竞争产生。我认为，这些举措已经明显出深圳正在由以往的经济特区开始转向政治特区，这个信号尽管刚刚开始，但还是很强烈的。实际上，深圳市这个体制改革纲要，我认为与落实汪洋在深圳考察后的一些想法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场思想解放最后有可能延伸到政府、政治层面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中央党校在纪念《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创刊20周年的高峰论坛上，有很多老专家和知名学者出席，中央党校好几位校长都与会了，我发现，这些老专家和学者都是很关注广东这场思想解放的。我同时也认为，海南省委这次理论研讨会后，各方面也会同时关注海南的这场思想解放的。

　　我们如何通过思想解放来突破，我这里讲四句话。我认为要从观念问题、民主政治发展、政府改革以及执政党自身的改革这四发方面进行深入和突破。

　　从观念层面上，我认为温家宝总理讲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温总理在去年三月份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讲，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些东西带有普世价值，也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目标。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领导人，是主宰未来海南的，海南未来发展如何首先取决于我们这些人，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和理念。我们只有承认这个普世价值以后，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打开我们的思路，拓宽我们的视野。

　　在民主政治的发展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三方面切入，即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

　　张扬民权，就是要按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和“三个四”的要求，认真加以落实。第一个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个民主选举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民主选举，如何民主选举，选举程序是什么是需要示范的，需要操作的。如果我们没有具体示范，没有操作，没有程序，这个民主选举永远就是一个口号。第二个四：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一个四是四个民主，第二个四是四种权利。第三个四：在基层要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这些话都是十七大报告中的原话，这些概括目标明确，意向非常高远，内涵深刻。要看到中央把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张扬民权。公民社会发展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废除特权，我觉得中央现在已经开始关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新疆出现了民选的官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个人财产；国资委正在关注和解决央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还有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格党政领导干部的待遇等。

　　约束公权，在我看来，也许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好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这种制度有多大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架构下找到一种有效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和制度设计。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前夕，中央最强调稳定的时候，国内不断地出现一些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包括贵州的瓮安一万多人打砸抢，还有上海的袭警案等，应该说都与我们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有一定关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讲话，包括撤销了瓮安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影响还是很大的。人们不仅关注打砸抢，还关注在打砸抢的后面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矿山开发，房屋拆迁等方面，政府管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粗暴管理，动不动出警力，这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如何有突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

　　从政府自身改革来看，大家看到十七大以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是通过大部制改革的思维来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尽管还有很多阻力，但是改革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一是完善宏观管理部门的职能，对发改委的权力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把发改委的四个司局调整出去，把微观管理，审批等一些职能剥离出来。二是通过组建两个大部，即工业与信息化部和交通运输部，完善行业管理职能。三是通过组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和环境保护部三个新部，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关于执政党的改革，无疑是所有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我认为，不管解放思想也好，还是政治、行政层面的改革也好，最终能不能有所突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我在多个场合下讲过，中国这种体制架构，决定了党不仅是一个执政党，而且处在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国家的好坏都与执政党以及党的领导息息相关。正像平常人们经常说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开始，真正体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实际上，在执政党的自身改革来看，这几年已经有一些重要举措，包括党内差额选举，减少副职的数量，党代表的常任制等等。尽管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我认为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在当前的实际状况看，共产党自身改革的步伐，可能会直接影响和决定政府改革的推进。

　　三、海南应该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

　　第三个问题，我想围绕海南目前的发展谈一点个人的理解。我来了以后研读了你们会议形成的三个文件，我觉得非常振奋。又好又快发展海南的决定，还有省直管市县的意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见。对海南的问题我没有更多的研究，但是我根据总书记对海南的一些讲话和海南过去取得的成就，我认为海南确实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也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下一步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大体讲这么几点意思。

　　第一，在经济层面上。我看到海南对未来的发展有很多定位，特别提出经济自由贸易区和建设国际旅游岛这样两个大目标，我是很振奋的。我上次在高峰论坛上曾讲了一些看法。我建议海南应该公开打出一个“双岛战略”发展目标，即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岛。你们提出的是自由贸易区。一般来说，简约的提法容易引起关注，我觉得海南提出“双岛战略”可能更容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关注。我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双岛战略”呢？我谈三点理由。首先，你们提出叫“两大一高”，即大项目带动，大企业进入，高科技支撑，我认为它是整体上实现“双岛战略”的策略和推动手段。“两大一高”本身不应该是一个大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双岛战略”的重要手段和推进的策略，通过大项目带动，大企业进入，高科技支撑。

　　其次，我认为整个海南省的产业形态就应该围绕“双岛战略”来构建。已有的没有问题，像高效热带农业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认为大的推动思路应该围绕“双岛战略”来构建和完善海南的产业形态。就我个人的体会，海南是非常有条件发展信息产业的。高科技产业可以把重点放在信息产业、海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三个方面。我总体要表达的意思是，海南应该围绕“双岛战略”构建你们的产业形态，除了发挥已有的优势，比如热带优势农业，天然气、石油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之外，整体上我认为要围绕“双岛战略”做大文章。我是国家信息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也很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珠海当年没有发展信息产业就有点失策，它那里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当时只定位为休闲旅游居住的城市，现在没有产业的支撑，它现在很后悔。我认为像海南这么好的环境，发展信息产业是非常有条件的。

　　再次，打出自由贸易岛这个“双岛战略”的时候，我认为更应该强调琼台合作。我前不久到福建去讲过一次课，福建也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和台湾有天然的联系。但我的看法是，台湾目前走到这个地步，完全按照我们预想的选举结果到来以后，确实给我们打开了非常大的空间，也为海南未来的发展打开了很大的空间。如果说四月份海南高峰论坛时，台湾的选举还不明朗，我们还不好做这样的判断，现在已经完全明朗了，反过来给海南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机遇。因为这两个岛，它就比你大一点。去年台湾的产值4190亿美元，海南只有180亿美元，连他的零头都不到，人口是他的三分之一。我认为海南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台湾的信息产业是非常发达的，信息产业也不可能在国内全面开花，有可能像新加坡那样搞园区。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家，不可能把新加坡的一些做法遍地开花，干脆在苏州搞一个新加坡工业园区，集中把你们的经验往这儿摆，也可以形成拳头，可能更能产生影响。后来证明当初的这个决策还是很有远见的。出于这种思路，我觉得海南完全有可能，有能力对接台湾的信息产业。你们的高科技一定要突出和台湾的合作，将来有可能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

　　第二，在政治层面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是海南是国内最大的经济特区，又是一个省级经济特区，我觉得我们的特区不要简单的定位到经济层面，可以在政治方面选择那么几个突破口带动全国。因为现在已经有相当的条件。首先，建省初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目前依然保持这个模式，特别省直管市县的做法逐步将成为全国的模式。我看了你们下放权力的种种规定以后，觉得很有价值。现在内地的市管县还是非常艰难的。比如河北和浙江搞试点，浙江基本上是财政上，行政上还没有市管县。但这是一个大趋势。我认为海南在这方面已经迈出非常重要的步伐，有很多重要经验可以总结。这两个方面，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一个是“省直管市县”，这两个方面我认为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可以进一步往前看。

　　除了这两个之外，我建议卫书记和罗省长，一定要在政治层面选两三个突破口。我认为在政治层面，敢做本身就要有勇气，要解放思想，我认为中央肯定会批准。我的看法是中央很希望在十七大提出的一些目标后，能在一些地方有试点、有总结、有示范，这样给全国提供一些经验。

　　我最后讲一句话，那就是既要关注经济层面和行政层面，还要特别关注政治层面。从中国目前发展的前景来看，如果我们在政治层面上能有一些突破的话，可能在全国的影响，对中国的贡献可能更大。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各位。

　　该文乃作者在2008年7月9日海南省委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