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认识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两重性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始就含有社会主义因素。一部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即可清楚地证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也已看到了各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与发展，并正确地指出了西方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历史趋势。但马克思、恩格斯未曾料到，由于资本主义拥有出乎意料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也出人意料地存在着部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由于他们在西方的后继者们也同样地不愿等到资本主义垂死之时再去实践自已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也就在承认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前提下积极地行动起来了，由于他们曾经直接领导的西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强大力量竟能出乎他们意料地迫使资产阶级做出一系列的重大让步，由于以承认私有产权为前提的相当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竟然也能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由于历史的发展使原本相当野蛮的资产阶级也越来越文明起来了，由于在所有这些条件下西方社会主义事业势不可挡的长期发展，由于这种长期的积累性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系列的部分质变，……由于这一切，所以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因素，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深具基础性、实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社会主义也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非制度性的存在，而是已经在广大的领域内发展成为了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了；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已不再是一些不成熟的小制度，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对于全体公民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的基础性的大制度了。只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这种社会主义仍然未能在全局上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现代西方社会也就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19世纪那种仅有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广泛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实事求是地认识西方社会内部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重大质变的关键在于认识西方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存在，在于认识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社会内部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以往之所以难以达到这种认识，首先就在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根本问题上仍然未能实现应有的思想解放。因此，我们在前面曾经着重阐明，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因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也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制度。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西方现在的教育制度在其能够保障人民普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视角上，已经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制度了。西方现在的医疗卫生制度（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则更是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制度了。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更是一种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基本一致，现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社会制度。这就构成了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两重性。对于这种两重性，特别是对于其中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客观存在，我们还应当予以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1.关于西方经济制度的两重性。西方所实行的为全体公民所享有的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我们对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仅仅从“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小角度来理解。实际上，这种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具有充分普遍性和极大重要性的社会制度，首先就是一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又是一项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家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古已有之。只有在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首先是普遍的社会保障，这种公共产品（如公路、铁路、电网等等）也首先是为普通公众所享有的条件下，这种制度才会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目前西方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主要的已经不再是少数富人，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公民。西方国家通过税收将相大一部分资本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遗产收归国有，然后又通过向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使这些资本主义财富又大多为普通公民所享有，这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之所在。

　　在这里，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首先表现为“劫富济贫”的或曰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具有按劳分配（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所实现的按劳分配）的性质，而且同时也具有按需分配（这一点也是相当突出的）的性质。但这种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又不是通过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的，而是通过部分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而实现的。这种社会主义分配的制度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是与资本主义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新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马克思、恩格斯所从未设想过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自然就是我们的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结合的历史时代所特有的新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进一步看，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通过这种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人民不仅占有了部分资本主义利润，而且同时也间接地占有了这部分利润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因而也就间接地形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西方国家的税率表明，当代西方社会内部的这种间接的、隐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程度：198O年代西方税制改革前，在西方名义上的私有生产资料中，曾有大约50％左右是事实上的公有生产资料。在目前西方名义上的私有生产资料中，也有30％以上是事实上的公有生产资料。除这种间接的、隐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外，目前西方各国的国有经济一般也占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10-20％。这种国有经济主要是公益性的，是为公民的普遍利益而服务的，因而也就主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此外，在西方经济当中，也还有一些工人合作企业和农民合作社。这些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基本上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些表明，到目前为止，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已经有大约50％左右（各国情况不一样，有的多些，有的少些）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就表明，现在的西方经济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那种仅仅含有—些社会主义因素的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了。

　　还应看到，在这种“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例关系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向一个方向直线发展的，而是处于经常性的波动状态之中的。撇开由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理论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这种比例关系的变动不谈，即使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会导致这种比例关系的某种波动。譬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大量崛起前，由于没有来自这些国家的强有力的国际竞争，所以，在西方社会内部，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可以行得通的。这就使西方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方面，一度达到了很高的发展程度。但是，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大量崛起后，面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等等的客观需要，西方工资的增长趋势已经开始受到了遏制，普遍减税和在某种程度上削减社会福利也已成为了大势所趋。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的比重正在上升。但这种变化显然是新形势下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现阶段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过去社会主义的比重相对较高，曾经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的。现在社会主义的比重有所降低，也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振兴和发展经济，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将衰退，而且社会主义经济也将随之衰败下去。这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西方社会主义政党也转而主张减少社会主义经济所占比重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已经成为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过高比重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与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所以，从实质上看，不是西方的学者、政党、议会和政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才是削减这种过多的社会主义的首要力量。

　　目前西方社会所担心的，是来自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廉价商品的强力竞争，是否会给西方经济和西方人民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实际上，西方社会主义的相对发达，本身就是其强大竞争力之所在。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与竞争相结合的社会公正，是西方社会创造性历史活力的巨大源泉，因而也是西方科技优势的最大保障。而西方的科技优势，也就正是西方经济的最大优势之所在。所以，仅就这一点来说，西方社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社会主义，重新退回到“二战”以前、甚或20世纪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去。所以，我们又看到，西方各国在实行具有减税、刺激供给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税制调整、税制改革的同时，也采取了取消部分税收优惠，减少逃税、避税，拓宽税基，增加收入等项措施，以保证政府原有的财政收入水平，满足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实际需要。所以，我们深信，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正象社会主义不可能无限制地直线发展下去一样，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无限制地直线发展下去。社会主义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就是消灭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消灭社会主义，消灭了社会主义也就是消灭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调整，也应当调整，但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基本成果不可能动摇，社会主义仍将是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两大基本方面之一。在这种大的历史格局中，新社会主义只能是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只能是与新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自由主义。新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必须相互扬弃，也必然相互扬弃。舍此之外，别无出路。在这种大的历史格局中，如果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增加社会主义比重的话，左就是正确的；如果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增加资本主义比重的话，右也是正确的。在这里，左与右，已经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已经演变为了社会调节的方法问题。[1] “超越左右”，由此提出。在这里，政坛中左、右翼之间的相互斗争、相互学习、相互妥协、以至相互合作，也已演变成为了这种社会调节赖以实现的一种社会机制。在这种大的历史格局中，寻求效率与公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最佳的动态平衡点，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永恒主题。

　　在未来的世界历史总格局中，只要人类的科技发展能够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那么，随着工业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愈益普及和深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压力的逐步形成和增强，特别是随着这种压力在第三世界的逐渐普及，目前这种国际资本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趋势就会逐渐受到遏制，国际劳动力价格就会普遍提高，西方各国所面临的价格竞争的压力就会相对减弱，西方社会主义比重上升的大趋势就会重新出现，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比重上升的大趋势也将普遍出现。由此，我们也就联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思想：社会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有可能获得自己的坚实基础。否则，“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2]

　　2. 关于西方阶级制度的两重性。随着西方经济制度的两重性的出现，西方的社会阶级制度也已成为了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制度。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下，一方面，在私营经济已经具有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上，私营企业家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家，而是已经程度不同地转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者与社会主义管理劳动者（他们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中也在为事实上已为社会所占有的那部分生产资料的使用、保值和增值而工作，因而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管理劳动者”）相结合的“社会资本家”。另一方面，也是在私营经济已经具有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上，私营企业的职工也已不再是过去的完整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已经转变为了间接地和部分地占有生产资料的半无产阶级或半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了。他们不仅在私营企业内部继续受到资本主义剥削，[3]而且同时也在私营企业内部与事实上的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相结合，并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社会而生产，因而也就成为了私营企业内部的半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就表明，在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传统的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劳资关系，已经转变为了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劳资关系和劳动关系。在这种阶级关系中，一方面，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另一方面，又已发展起来了这两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阶级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阶级关系的缓和”，实际就是西方传统阶级关系的这种部分质变的外部表现。

　　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阶级关系，当然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结合的世界历史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只要它发展了这种“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阶级关系，只要它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工薪阶层也能够在这种“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得到比较公平的待遇，它的社会就会比较和谐和稳定，它的社会内部通常就不会再出现劳资双方长期严重对峙、以至激烈冲突的内乱局面，因而它的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就会较顺利。

　　3. 关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两重性。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两重性的出现。首先，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是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规范、保障下实现和运行的。这就意味着，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不仅是为社会资产阶级服务的法律制度，而且同时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法律制度。在这种法律制度中，一系列关于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特别遗产税、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规定，尤为充分地体现了普遍幸福主义的法律精神。所以说，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也已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法律制度。

　　其次，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主要是通过西方国家政权机关对于国民收入实行二次分配实现的。这就意味着，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权性质也已从19世纪的单纯的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了现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两重性的国家政权了。这种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特别表现在：国会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的法案，政府加以贯彻执行，司法机关保障执行。毋庸赘言，如果现代西方国家政权仍然只是恩格斯所看到的那个“理想的总资本家”，它就不可能实行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这种情况同时也表明，虽然三权分立曾经完全是为资本主义而服务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功能和性质也已相应地发生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部分质变。

　　再次，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西方民主制度的重大质变。资本主义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这种民主无论多么彻底，都不可能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多数人或者是全体公民的民主。只有实行这种民主，才能使国家政权程度不同地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既是少数人操控的民主制度，又是多数人操控的民主制度。少数人操控表现在，没有财团的支持，就不可能当选；当选后，自然就要为财团谋利益。多数人操控则表现在，无论哪个候选人，也无论他的幕后支持者是哪些财团，只要他不是同时也反映和代表了[广大选民的利益和愿望，他就不可能当选。这就出现了候选人争先恐后地反映、代表民意的激烈竞争，并使人民得以有机会、有权利按照自已的意愿做出有效的政治抉择。我们知道，西方各国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各届政府和议会，就都是通过这种民主机制而由多数选民选举产生的。所以说，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已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是已经转变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型民主制度了。

　　最后，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西方政党政治的重大转变。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已从根本上为人民所认可的历史条件下，同时也是在上述新型民主制度之下，无论是只代表资方利益的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还是只代表蓝领利益的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均已不再可能当选执政。只有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道路的政党，才有可能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执政。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西方左、右翼政党政策普遍中间化、中立化的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表明，现代西方主要政党的政治性质已经普遍地两重化了，因而现代西方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性质也已经普遍地两重化了。

　　总之，现代西方的经济制度、阶级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两重性的社会制度了。与此相互适应，现代西方的社会意识，也已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社会意识。但在这些情形之下，资本主义仍然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对此，许多西方社会主义者也都是承认的。所以说，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式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那个旧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了。

　　注释：

　　[1] 刘少奇讲，正确的开船方法，就是要左一下，右—下。这就是讲的作为方法的左、右问题。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3]在私营企业内部受到的剥削，后来又在颇大的程度上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被找回来了。至于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找回来了，笔者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资料予以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