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当看完文章后再反驳
我的连载文章刚刚开始，方绍伟先生就沉不住气了。我特意请选网的编辑在《党的领导当然不等于社会主义》一文的结尾处用大字黑体标明“未完待续”，并按照论战的常规想象方先生总应该看完我的全部文章后再来回应吧，但没想到，这位指责我“冲动”的先生表现得非常冲动，我的长文刚刚发表一小部分，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应了（即《党的领导、王占阳的冲动与中国的悲哀》）。但这样也好，我可以通过进一步反驳方绍伟说出更多的我想说的话。这里我想再次预告，从本文起，我将有一组文章反驳方先生的回应文章，然后我就将继续发表以《党的领导当然不等于社会主义》为总题目的一系列反驳和立论文章。在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完之前，我原则上将对于方绍伟的可能的新的回应不予任何答复。我希望方先生也能稍微遵守一点论战的规则，等到看完我的全部反驳文章后再回应。
二、希望读者更多地关注论战中的实质性问题
我这次写反驳方绍伟的文章实际是破例。以往某些网站发表了不少攻击我的文章，我几乎都没有回应。我对于“为论战而论战”毫无兴趣，因为这无异于浪费宝贵的时间。我这次回应方绍伟的主要目的实际是想借此机会推动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讨论，并捍卫政治体制改革的合法性，这就是我在《党的领导当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引言中所说的：
“但方文同时也是从反面提出问题、推动研究的积极因素。毋庸讳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关系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和”如何认识建国后的政治制度及其演变趋势“等重大问题上，以往的研究和阐述确有相当的不足之处，有关的模糊认识和认识误区也确实相当多，因而需要继续探讨和澄清的问题也就比较多。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许多人认为这些问题没有研究价值，而方文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改革派放弃这个领域的研究和论述，特殊利益集团就会掌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并从这个高地上向改革派阵营俯冲轰炸，而改革派也就只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甘拜下风，政治体制改革也将因此寸步难行。有鉴于此，同时也是基于这些问题所固有的学术性，所以本文不仅是驳论，而且更是以立论为重点。”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核心的就是“什么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关系究竟应当是怎样的？”这两个大问题。现在反改革势力的核心观点和手法就是宣称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取向的政治体制就是“否定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他们实际是以被曲解了的“坚持党的领导”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但他们的这些心里话与宪法、党章和四项基本原则都是对立的，国内没法公开说。于是他们就透过方绍伟之口把这些犯忌的话说出来了。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搞清楚“什么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关系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等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所以我希望读者更多地关注、思考和讨论这些核心问题，这样我的文章也就不算白写了。
三、国际学术规则与方绍伟其人
这里我还想讲一下作为国际学术规则的“亮明身份”的必要性。在发达国家，学者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是许可的，但又是必须公开亮明身份的，因为这样才能便于公众从其言论中看出他的利益偏向，特别是注意到这些利益偏向对其思想主张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是正面的各种影响，以使公众比较方便地明辨是非，而不是以超脱的假象欺骗公众。比如，相对说来，大学里的经济学家是被认为比较超脱和公正的（当然其为企业做课题时就有可能不是这样了），大企业的经济学家则就被认为比较容易偏向企业说话了。这就要求大家都要亮明身份，以便于受众明辨是非。
这就是我在文中追问和揭露方绍伟的真实身份的理由和原因。
方绍伟近年来一直在“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说话，许多人都因此误以为那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因而在中国网友中“方教授”、“方老师”之类的尊称比比皆是，许多人也因为误以为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主任”而对他的文章另眼相看。但方绍伟看到这些，却从不出来主动澄清：“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并不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机构，我方绍伟也并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和主任。在这件事上，他表现得非常不诚实。他的所作所为，实际就是在以这种模糊手法骗取中国网民的信任。这次，经过我在文中的追问和揭露，他终于不得不在文中承认：“‘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确实是芝加哥注册的民间机构。”于是，“‘方绍伟教授’是货真价实的假教授”的真相，也终于被证实了。但他仍然不忘嘴硬，把我对于他的真实身份的据实揭露叫做所谓“等待已久的大义凛然的人身攻击”。而他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主任的事实却已表明了，他所谓的“大义凛然的人身攻击”，实际正是“正义的揭露”！
“美国芝加哥大学方绍伟教授”的骗局终于破产了。那么“方学者”呢？这就是我们根据方绍伟的文章就能判明的了。也许非专业人士会因不了解学界标准而误以为他是“方学者”，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学术研究”并不能瞒过内行学者的眼睛。我注意到选网中有这样一则跟贴：“方先生的文章恐怕不能称之为学术文章，从立论，到逻辑，到结论，到文字表述都与学术标准相距甚远，甚至连意识形态的宣传品都不够格，至多是粗劣的宣传品。”这显然是专业人士的内行判断。
至于所谓的“制度经济学家”，连“小红妹”网友都看出来了：“出身经济学专业、且以经济学入论的方绍伟教授却在论战中只谈政治，对经济学未发一言。不仅对小女子，对其他网友的经济学咭难也是一样。”无论方绍伟过去是否研究过制度经济学，他的博客里的那些文章统统都不是制度经济学文章，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不搞制度经济学，又何谈“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呢？所以，所谓“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实际也是忽悠人的。
至于方绍伟“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这倒是真实的。我曾向天则所的权威人士询问过这件事，得到的答复是：方在十几年前确曾担任过副所长，但“时间很短”，而且“留下了不良记录”。噢，原来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留下不良记录”了，早就有“前科”啦！
我在指出方绍伟不是“方教授”时就已看出，方绍伟这种几乎以全部或大部时间写他博客中的那种文章的人，在正常的美国社会中只能是一个失业者，因为这种完全不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在美国学术界根本就是无人理睬的，更何况这些文章都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而不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美国人凭什么给这种无用之人开工资？方绍伟这次在回应文章中又宣称：“我也确实刚刚放弃了一个美国大学的学术职务”。那么，那是美国什么大学的什么学术职务呢？他又跟我们玩起“捉迷藏”来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职务”总要比你那个名为“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的廉价网站主任的牌子豁亮多了吧，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豁亮的牌子而要用名不见经传的小牌子呢？这难道不是很反常吗？不过，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这句话仍然印证了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他在正常的美国社会中是一个失业者。
但他似乎不为自己的失业而焦虑，又乐此不疲地评论起了毛泽东，你看怪不怪？而在怪事之后，又总是有鲜为人知的内幕的。
按照常理推断，方绍伟加入了美国国籍，又给自己起了一个美国名字（FRANK S.FANG），他当然不是为了到美国当失业者的，而是为了谋得好生活而到美国的。诚然，如果他像白求恩那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自己过艰苦生活，忍受着自己作为美国失业者的煎熬，没日没夜地给自己的祖籍国写文章，不管文章写得怎么样，我们总还是可以对他抱以某些敬意的。但他显然不是白求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道德激情，没有任何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而只是对于虚伪、堕落的“冷酷实证”有激情，所以他肯定不是超凡脱俗的，他也是想在美国谋得好生活的。那么，当他的那些文章在正常的美国社会中无人买帐时，他又是靠什么收入过上美国人的富裕生活的呢？显然，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有某种势力在暗中资助他。至于究竟是哪种势力在暗中资助他，我们依靠普通的刑侦方法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可靠的基本判断，这就是：他那些文章符合谁的利益，谁就是他的暗中资助者。由此，两个最大的嫌疑人也就浮出水面了：或者是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我确切地知道有些西方人、韩国人、日本人不希望中国获得民主这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将会因此更强大，所以我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怨望了中情局。我认为，中美友好极端重要，但我们必须发展出适度消费的现代文明，才能化解隐蔽的战咯矛盾）。而且这两个选项实质上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有可能正是他们的共同事业，而方绍伟就是他们出资雇佣的专职写手。所以，他身为美国人，却高度关注中国国内的思想动向和诸多热点，频频阻击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你想让他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他就没有收入了！
由此可知，正像企业的经济学家应当亮明身份一样，方绍伟在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时也应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对读者来说才是公正的。但他不愿遵守这种国际学术规则，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想方设法忽悠中国网民，这就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为中国网友讨个公道了。
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争取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邓小平语）的道路绝对不是平坦的。这里必然会出现种种极其复杂的情况和博弈，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太足，过于天真地面对那些极其反常的现象，放弃对于“亮明身份”的合理要求，放弃以道德揭露和道德谴责反制道德堕落的正当手段，把所有谈论理论问题的文章都误认为是“学术文章”，对于那些政治攻击性很强并又透露出卑鄙动机和恶语伤人的假学术文章也都要求以学术态度对待之，从而在民主事业中表现得过于软弱。我认为，虽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善良和天真所造成的，但这终究已经不适应我国民主事业艰巨博弈的客观需要了。对于“方绍伟文章”这种特殊现象，无疑须以特殊方法对待之，否则你就无法应对之。虽然这种方法必须极其慎重地使用，而且原则上通常不能用，但方文所包含的超常的反动性、攻击性及其对于我的人格辱侮，终于使我不得不打破惯例，对其展开应有的反击了。
但在这里，我仍然必须再次强调，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重心也仍然是在立论方面。如在已经发表的《党的领导当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第二节中，我就根据文献对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作出了新的考证。在以后的文章，这种立论还会越来越多，以至有些部分就完全是立论了。我认为，这比反驳一个方绍伟来说，显然要重要得多，尽管消弥他对中国民主进程的破坏作用也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从下一篇起，我们就开始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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