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谈邓小平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对20年前的小平南方谈话如此理解：“邓小平明确讲过，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在这七十年中，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现在就是‘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的时候。”

　　王占阳认为，邓小平的“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改革设想也已盘算得很远了。“吃一个”就是上世纪末展开的市场化改革，“夹一个”就是21世纪初开始突出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共同富裕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看一个”就是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比较好的制度。

　　“但我们对于南方谈话精神的理解，普遍还是处在‘吃一个’的水平上，看到‘夹一个’的人不多，至于‘看一个’那就更少了！这就难免会在实践中产生种种偏差。”王占阳说。

　　◎邓小平设想的第一步是市场化改革，然后就是分配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配套的、不断深入的长期改革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公有经济到底是主体还是主导？我们现在仍然固守“主体说”，但小平同志早已提出了“主导说”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任务依然很繁重，但不应该“道远”，现在应尽快解决问题了

　　◎幸福本身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追求幸福是人性，人只有在普遍幸福中才能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大化

　　◎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普遍幸福的社会，怎样有利于给人民带来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就该怎么干

　　◎广东最有优势、最有条件先推进共同富裕，也应是全国新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排头兵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中国改革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改革思路

　　共同富裕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要得到很好落实

　　南方日报：对照小平南方谈话，您觉得我们的改革目前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占阳：南方谈话以后，市场化改革有了很大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这样大的成功，南方谈话起了极大的作用。不过，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还指出，将来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着力解决。

　　一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93年，他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同时又指出：“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这就提出了一个21世纪初的重大改革方案：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避免两极分化。

　　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要逐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从抓生产建设转向抓分配。他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实际就是要从根本上进一步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和外延。抓分配实际也是抓经济建设，因为它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一个基本环节。

　　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应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初期，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企业主要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又很薄弱，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自然是抓生产建设，而不是抓分配。但到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基础设施也已相当完备时，生产和交换主要就是市场经济自身的事了，政府就不应过多介入了。于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就应转向解决更紧迫的也是市场经济自身不能完全解决的分配问题了，即应重在通过公共财政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了。

　　还应看到，邓小平强调的始终是社会主义再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这是因为，按劳分配主要是企业微观行为，所以市场化改革后它就不再在政府职能的范围内了。政府所能做的主要将是再分配，邓小平对此很清楚。

　　南方日报：现实中还是有较明显的贫富差距，这是否说明有些改革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王占阳：进入21世纪后基尼系数越来越高，这说明邓小平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比如，他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又反复强调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要不断提高，政府不要GDP至上，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即要把“先富”与“共富”结合起来。

　　后来虽然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每年都在上升，但GDP至上、逆向再分配、消费率严重下降、国企分配严重不公、基尼系数不断攀高等等，都是和邓小平的明确主张直接相反的。至于腐败问题更是邓小平深恶痛绝的。

　　重温谈话

　　不是改革出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到位，对于南方谈话的认识不能停留在1992年的水平上

　　南方日报：有人以现在改革带来的一些矛盾来否定改革，您怎么看？

　　王占阳：不是改革出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到位。邓小平设想的第一步是市场化改革，然后就是分配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配套的、不断深入的长期改革才能持续实现健康发展。

　　但这些后续改革没有跟上，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

　　南方日报：当下，如何重温南方谈话？

　　王占阳：现在迫切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认识、重新发扬、认真践行邓小平理论。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和南方谈话的认识不能仍然停留在1992年的水平上，因为那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计划和市场问题，邓小平理论中更加深远的内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邓小平指出：“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在这七十年中，“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

　　邓小平的“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改革设想也已盘算得很远了。“吃一个”就是上世纪末的市场化改革，“夹一个”就是21世纪初开始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共同富裕，并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看一个”就是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比较好的制度。

　　可我们对于南方谈话的理解普遍还是处在“吃一个”的水平上，看到“夹一个”的人不多，至于“看一个”就更少了！

　　这个“看一个”的改革设计就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那就到2022年了。

　　从邓小平那时的论述看，关于21世纪前半期的改革设计的主要内容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展开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制度体系。

　　那时就是七十年改革发展期的后半段了。但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高度民主，那就还得到21世纪中叶。

　　南方日报：在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的思想解放？

　　王占阳：南方谈话时所强调的解放思想，重点在于解决计划与市场问题。现在我们在经济方面还要有一个大的思想解放，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始终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公平分配而不是公有制。传统观念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这实际是“守夜人”时代的观念。那时几乎没有国家干预，所以有所有权就有分配权，所有制也因此特别重要。

　　但邓小平发现，国民收入再分配发展起来后，再加上企业内的按劳取酬，也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关键阻力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众参与，就不可能克服强势利益集团的障碍，也就不可能取得分配改革的成功

　　南方日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市场化改革任务，您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关键点没有解决好？

　　王占阳：一是土地还没有真正市场化；二是矿产资源仍在实行较低的资源税；三是金融没有真正市场化，仍然是金融垄断，利率市场化还是纸上谈兵；四是国企垄断很严重，民企容易遭遇玻璃门、弹簧门，自由市场空间严重受限；五是过度的行政干预与市场原则不相符，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些表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任务依然很繁重，但不应该“道远”，现在应尽快解决问题了。

　　南方日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阻力有哪些？

　　王占阳：首先从思想认识上看，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邓小平的认识水平。比如公有经济到底是主体还是主导？我们现在仍然固守“主体说”，但小平同志早已提出了“主导说”。他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小平只是说过到上世纪末以前肯定是主体，并未说过永远是主体。主体是阶段性的原则，主导才是更长期的原则。现在非公经济已经占GDP65％以上了，再讲“主体说”就不适合了。应该按照小平同志的思路，转而明确以公有制为主导。这就能够放开更宽的领域，让民营企业获得广泛发展的空间。

　　第二种阻力是强势利益集团。他们既有能力影响到政策制定者，也有可能直接成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本来就是政策制定者。这就使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能够较容易地上升为政策法规，而百姓的声音却很难反映上去，市场自由也在垄断膨胀中缩小。

　　南方日报：这也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阻力吧？

　　王占阳：是的。目前最急需的就是由开明的领导鼓励和支持民主式的公众参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众参与，那就不可能克服强势利益集团的障碍，也就不可能取得分配改革的成功。

　　普遍幸福

　　公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取决于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幸福社会主义理论，怎样看待老百姓的幸福感？

　　王占阳：公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关起门来过日子，物质财富增多，幸福感也随之上升。但若打开门来比较，各种社会不公又使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下降，社会稳定也随之堪忧。所以21世纪的改革，强调公平很正确。

　　南方日报：对于“先富论”，您怎么看？

　　王占阳：邓小平所主张的一部分先富起来，实际是给有条件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提供政策。比如勤劳致富过去是不许可的，现在就允许了，勤劳的人就先富起来了；又比如依靠正常经营致富的“傻子瓜子”，现在也被允许了；再比如给沿海地区开放政策，更是先富起来的重大战略。先富论的本意是遵循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先富带共富，而不是不公平；实现先富带共富又必须依靠分配制度改革等多方面的改革。如果偏离了这个本意，那就不是邓小平的“先富论”了。

　　南方日报：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王占阳：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科学技术。邓小平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缺乏科技进步，总是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那就只能赚小钱，这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极为必要。越往高端走，利润和工资就越多、财政就越丰厚，这样才能实现普遍富裕。除发展生产力外，现在还应特别强调财富积累，这也是发达国家成功的一大秘诀。

　　南方日报：小平也把追求人的幸福感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您对幸福有什么看法？

　　王占阳：小平讲的是“人民的富裕幸福”，他说各项工作都要以此“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幸福本身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但社会主义的特点在于追求和实现普遍幸福。追求幸福是人性，追求普遍幸福更是人性。人是社会性动物，所以人只有在普遍幸福中才能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大化。

　　南方日报：关于幸福广东建设，您如何看？

　　王占阳：幸福广东的方向肯定是对的。毋庸置疑，只有追求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普遍幸福，才能建成幸福广东。应当澄清：人最终追求的幸福实际是普遍幸福，因为只有既给自己又给他人以幸福，才能实现幸福的最大化。广东最有优势、最有条件先推进共同富裕，也应是全国新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排头兵。

　　南方日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普遍幸福的社会，没有建成普遍幸福的社会就是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的预定目标，可以这样理解吗？

　　王占阳：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普遍幸福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全体公民的普遍幸福，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是普遍幸福的市场经济，即以逐步实现普遍幸福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输出的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富裕幸福的新生活。所以，怎样有利于给人民带来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就该怎么干。

　　南方日报：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是紧密相联的？

　　王占阳：是的。我们应该搞清共同富裕与普遍幸福的关系：共同富裕是实现普遍幸福的物质基础，普遍幸福又界定了共同富裕之本身。

　　南方日报：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呢？小平对此有什么论述？

　　王占阳：小平同志所说的共同富裕实际就是普遍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比如他说：中国“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显然，51％先富裕起来的人不可能都是财富特别多的人，他们的主体必定是中产阶级。这就表明，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既不是按照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来界定的，也不是简单地按照收入多少来界定的，而是按照最实在的消费水平来界定的。他是指生活资料领域的共同富裕，即指普遍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这种界定无疑是合理的。在市场经济中，这既是唯一可能实现的结果平等，也是最实在的经济成果。只要大家都达到了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那就是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这个目标并不是不能实现。来源: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