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命运

　　要日本政府正式为侵略中国道歉，这个话题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了。说实在的，我这个中国人都已经听烦了。我一直在想，即使日本人道了歉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了？

　　只要我们能够强似日本，我们的安全就有保障！日本道不道歉，它也奈何我们不得。如果我们强于日本，则我们高兴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伤心羞愧。

　　我最受不了的还有那句话：“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弱国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伤害了又怎样？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哭哭啼啼地对负心郎说：“别伤害了我的感情。”是男儿，受辱则应以刀剑相问！若实在技不如人，则十年磨一剑，技成之后，再报深仇，决不会去谈什么“感情”。

　　——王小东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

　　甲午一战战败，决定了中国其后的一系列灾难、动荡不可避免。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一股时髦的风气，是谴责孙中山不该搞革命，让清廷实行君主立宪，则中国人会避免其后的颠沛流离。他们不明白的是，甲午战败，清廷便气数耗尽，已无君主立宪之政治资源，革命已不可避免。

　　而抗日战争中，日本不能像那些军事将领们设想的那样三个月拿下中国，即已决定了太平洋战争之不可避免，决定了日本其后将丧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所有殊死拼杀夺得的土地、权益。

　　直至现代，也许还要包括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有可能决定两国之命运。因此，研究这个关系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特殊心结，为国谋划者寡，而为日人辩者众，实为国之不幸。以下，笔者将对一些为日人辩的理由作些许点评。

　　一、一个民主国家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个和平的国家？

　　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早已是一个和平国家，中国根本不必担心其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重要理由——也许是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必然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故此日本已经失去了军国主义复活的任何可能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把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叫嚣看成是言论自由在日本得到绝对保障的标志，因为这促进了民主，故此反而能保证日本的和平性质。例如，郭宇宽先生认为：“当今的日本社会则形成一种坚定的共识，要告别那段罪恶的岁月，必须永远告别集权社会，珍视个人的自由，决不能以国家的民意，扭曲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压制公民言论表达的权利，并且用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这种权利，让每一个人可以公开地议论政治，批评政府，辩论公共政策，让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不得不承认，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然而，我想告诉郭先生，即使你说的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的情况都是真的，仍旧不能说“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因为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的。

　　民主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或者我们考虑进民主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形态，将其称作“公民军国主义”国家。“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那么如果民意就是军国主义呢？这个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国家对民主国家的战争亦曾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如雅典对于叙拉古的战争就非常典型。从这场战争发动的过程看，雅典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民主国家，显然比斯巴达这样的“基础广泛的寡头制”国家更容易受军国主义民意的左右，轻而易举地发动战争，从而给他人带来无尽的苦痛，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如果我们参考这个例子，那么日本现在的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叫嚣仍旧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更危险的）。就近现代而言，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确实少了，但不能说没有，“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仍旧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而已；而民主国家一旦发动战争，就是致命性的，灭绝性的，比专制国家要危险得多。看到这里，很多人一定已经在骂笔者了，说笔者胡说八道——笔者有一次在对中国“自由派”的演讲中阐述上述观点，即招来一片嘘声。然而，以上这些并非笔者的观点，而全部都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汉森的观点，我们可以在他的军事史学名著《西方为什么赢了》中找到，书中有大量的论据支撑这些观点，这里不再赘述。也许有人又会说了，大卫？汉森一定是一个像诺阿姆？乔姆斯基那样的专门和西方国家自己过不去的左派。可笔者还要告诉你，你又猜错了：大卫？汉森先生是美国的一个右翼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和小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是一路人。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情结非常值得同情，其实笔者也有同样的情结。然而，我们必须搞清楚，民主诉诸的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在国际关系中迄今并没有民主可言。认为一个国家内政上民主了，在国际关系上就和平了的观点，属于爱屋及乌，感情上虽可理解，却与经验事实相悖，我们不可不察。在理解现在及未来的中日关系时，对于大卫？汉森先生的观点，我们有必要作认真地参考。

　　二、日本人真的已经具有强烈的民主、多元意识了吗？

　　郭宇宽先生说：“在一个同样有东方传统的国家里，日本的言论自由走在不仅亚洲也可以说是世界前列，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对政治人物的公开批评和监督，使公众可以鉴别，作出理性的判断。至于我们认为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行纳粹军礼等比日本允许右翼分子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喊口号要好，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内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有着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文艺作品，在中国老百姓几乎看不到，一些极右翼的言行则被国内媒体不断强调，而另一方面从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恰恰认为这是日本对于极权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的地方。固然为法西斯势力招魂甚至叫嚣复辟军国主义是遭人唾弃的，但只要没有付诸暴力行为即使再不受欢迎的思想也有表达的权利，就像在美国今天的三K党游行也受法律保护，这体现了一个民主国家对自己制度的自信，否则在反对法西斯思想的同时就犯了和法西斯同样的错误。”

　　事实真是这样吗？非也，在日本，根本不是什么都可以谈论，而是不允许谈论的话题甚多。2000年时，华人学者薛涌曾被耶鲁大学送到日本一个大城市的著名日语中心培训一年，学业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要给当地市民作结业报告，薛先生为了逃避这个累人的作业，想出了一个“高招”，用这个高招，只要报个选题就行，根本不用完成作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高招呢？原来，薛先生报了个选题：“原子弹爆炸再评价”。至于究竟讲什么，薛先生一字没提，按薛先生说：“没准我要为日本人说话呢”。然而，仅仅是这么一个选题，五个字，就“惊动了（日本）市政府”，引起了一场“外交危机”。中心的主任，一个美国人，找薛先生谈话。这个美国人在美国大学里教过书，谈话一开始，就先向薛先生道歉：“我当然知道而且相信学术自由的原则。所以我也知道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都违反了我的信仰。但是，我的位置是维持这个中心和当地社会的关系，我们得到了许多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并不是活在真空之中。你这个题目在这里太敏感，希望你不要讲。”于是，薛先生成功逃避了作业，他不无自得地吹嘘：“对这样的结局，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其实，对这个结业报告，大家都不想做，甚至在底下商量怎么才能逃。我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和同学打赌说：‘就凭我这个题目，学校会想方设法不让我讲，根本不用我逃。’当时同学将信将疑，但知道了结果后，都羡慕得不行。我当时说大话：‘咱们这个中心，虽然是语言训练中心，但名字可叫日本研究中心。学了一年，你得证明一下你对日本有什么研究。根据本人对日本的研究，这个题目是不能讲的。如果事实证明我对了，就证明我对日本确实很有些研究，算是合格的毕业生。’”在一个诸多话题都不能谈的国家里，右翼军国主义的叫嚣却一点问题没有，恰恰是这个现象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关注。

　　郭宇宽先生又说：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时令人发指的行为全在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告诉他的）那时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在骨子里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 ，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地上凌虐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而今天，“尊重人权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郭宇宽先生对于日本的纯美观感，日本人自己倒未必就这么看。要了解日本人自己怎么看现在的日本人上级是否可以殴打下级，老师是否可以殴打学生，丈夫是否可以殴打老婆，我们不妨去看一看日本人最近拍的著名影片《大逃杀》。

　　中国学者刘力群曾经对笔者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是个跳班生；跳班生固然令人羡慕，但因为缺了课，虽然形式上都学会了，一些重要的内涵却没有真正掌握；比如日本的民主制，为美国所强加，形式上日本人是学会了，但民主制的尊重人权、人生而平等等重要观念，却并没有深入日本人心。刘先生的观察，远比郭先生更接近影片《大逃杀》所体现出来的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伦理的看法。

　　三、日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脾气，中国人就不可以有吗？

　　郭宇宽先生认为日本人在道歉问题上的态度是德、日、中“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罪难度系数”不同。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自承“不懂日文”，只能“借着其中汉字的帮助，半读半猜”，主要根据林思云先生“入木三分的归纳”（而这个林先生，可以在没有任何科学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就“入木三分地归纳”出中国人的智商低于白种人，中国男人的智商只相当于白种女人）作推论的郭先生，未必能对日本人、日本文化有这样深入的了解。姑且让我们假设，日本文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吧。然而，日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脾气，中国人就不可以有自己的脾气吗？

　　关于道歉问题，其实笔者本人是一直不以为然的。笔者曾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写道：“要日本政府正式为侵略中国道歉，这个话题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了。说实在的，我这个中国人都已经听烦了。我一直在想，即使日本人道了歉又有什么用呢？仅仅凭道了歉，就能保证日本永远不扩充军备，永远不侵略别的国家了？中国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了？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日本能不能再次侵略中国，搞个北京大屠杀什么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自强。只要我们能够强似日本，我们的安全就有保障，日本道不道歉，它也奈何我们不得。如果我们强于日本，则我们高兴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伤心羞愧。我最受不了的还有那句话：‘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弱国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伤害了又怎样？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哭哭啼啼地对负心郎说：‘别伤害了我的感情。’是男儿，受辱则应以刀剑相见，若实在技不如人，则十年磨一剑，技成之后，再报深仇，决不会去谈什么‘感情’。如果说，在现实外交关系中我们不说也不像个样子，必须说点什么，我们也不必去谈什么‘感情’。”对德国的道歉，中国人也不必过于感动。一位美国学者曾在三联书店对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说：不要把德国人的道歉看成是德国人更有道德的表现，其实，德国人的道歉恰恰是表明他们仍有主宰欧洲的野心，他们要通过道歉来整合欧洲。美国学者对于德国的这种评论，未必完全公允，但笔者还是那句话，值得参考。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愿意要求日本人道歉，就是有这个脾气，这有什么不可以吗？郭先生引用《圣经》的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想必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原谅弟兄眼中的刺，而反省自己眼中的梁木。然而，包括郭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只为日人不道歉辩解，说这是日人的脾气，而同声谴责中国要求道歉的“愤青”，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郭先生们的“弟兄”只有日本人，而无中国人不成？

　　四、结语：外交政策贵在能伸能屈，为日人辩则大可不必

　　笔者曾在日本留学，亦可说曾受日人恩惠，绝无妖魔化日本人的意思。

　　首先，日本人并非妖魔，相反他们确实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包括他们做事的认真态度，也包括他们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们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使笔者获益匪浅。说实话，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已无笔者留学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光，但笔者仍旧认为日本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值得中国参考、学习。

　　其次，作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日关系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贵在能伸能屈，全以国家利益为权衡，确实不必逞口舌之快。然而，一个基本的现实不容忽视：中日关系时至今日仍然充满不祥的变数；日本社会整个向右急转，对于中国的挑战日益加急，我们虽然不应过度夸张其危险，但也必须认真对待。我们把日本的问题认真对待了，则两国和平更加有望；如盲目相信日本一定是一个和平国家，效燕雀之焉相乐，则两国和平反将处于危险之中。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包括郭先生，也包括此前的“对日新思维”诸君，大可不必如此费心机为日人辩。如此不顾事实地为日人辩，于中国当然有害，而于日本也未必有利。两害之事，不做也罢。中国百姓虽有脾气，却也未必就像诸君想象的那么缺心眼，不必诸君如此训诫。

　　摘自《天命所归是大国》，200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