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为何在今天的中国还有生命力

程美东：马克思主义为何在今天的中国还有生命力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3年3期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理解：从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的内在动力来说，中国人是从自己国家、民族的生命性延续和升华考虑而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没有脱离中国的作风、气派，而是深深地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结合起来了；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方法论来看，当今中国人无论是认识方式、价值取向、实践风格，都基本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有无生命力；当代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所想超越的对象类似，中国发展的方向，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命力；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有没有生命力？如果抽象地、笼统地提出这样的疑问，估计很多人内心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的确，无论是从实际运用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界心理取向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肯定不是显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已经和正在逐渐被边缘化的理论和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表明，中国人文社科界被引用得最高的一批学者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极少，除了马克思等领袖本人之外，本土的相关学者很少。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在中国没有生命力，就像文史哲学科虽然不是当今中国的显学，却无法否认它对于文化中国存在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意义，无法否认其在现实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一样。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义理，经过近百年来中国人的阐释、宣传、运用，已经会通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它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中国人的骨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脉，已经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这一点甚至表现在那些自称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没有生命力，有多大的生命力，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一、从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的内在动力来说，中国人是从自己国家、民族的生命性延续和升华考虑而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近代以降，在西方炮火和制度、文化的多重冲击下，国人开始了无奈地、逐渐自觉地学习西方的过程，但辛亥革命后中国乱象丛生、混乱无序的局面，一战的爆发及其带来的西方世界的残酷和衰败的景象，使得中国中上流社会阶层企图以西方世界为参照来改造中国、振兴中国的希望大受挫折和动摇，于是，重新设计振兴中国方案的思潮在思想界、知识界、政治界骤然间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应运而生。但是，无论是复古主义、国粹派、新文化运动、文化折中主义、西化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都是围绕着振兴中国的目标而展开，都是中国一直固有的家国天下责任意识的自然流露，其根本目的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为中国寻找出路。从这个时代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有其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成为后来中国的显学有其历史依据。但就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盛行于中国，是有其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主要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十月革命使得对西方文明失望的中国人在彷徨中重新燃起对中国未来发展探索的欲望，激起了国人对于苏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漠视而引起的举国对列强的反感和列强所标榜的自由、公正精神的怀疑，更加重了中国上流社会对苏俄社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可以说，五四时期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主要由苏俄而来，主要目的是救国救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兴趣点不在于具体的文本，而在于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如何。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主观动机来选择马克思主义，就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不可能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为了延续和升华自己国家、民族的生命性，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人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部含义和内容，也无法掌握其真谛。现在有些人特别强调文本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以此来理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那就偏离了方向，甚至会陷入经院哲学的窠臼中去。当初，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们创立中国共产党时，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记得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语句？毛泽东在井冈山写那些卓有创见的著作时，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革命的胜利更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看完马列著作后取得的。相反的，在那个时候，很多马列著作还没有出版，即使出版了有限的著作，也不是很多人都看完的。我们长期说这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果，这个结论确实是正确的。但仅仅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行吗？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完成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生命性的延续和升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深入人心？肯定不可能。如果我们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传入和被选择的时代主题和时代动机后，我们就能理解它在中国的生命力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那就是它的实践取向是要契合中国实际、升华中国文化、改造中国社会。

二、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没有脱离中国的作风、气派，而是深深地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结合起来了

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人们就会想到中共党史上的“左”、右倾思想路线问题，就会想到这两种思想路线之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如果单纯地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严密度和最终目的、手段是否统一，最终实践效果如何来看，“左”、右倾思想和实践的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原则，没有最终彻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就其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手段、方法来说，即使是那些“左”、右的错误也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元素，只是结合的程度不够高而已。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都与中国实际有不同程度的结合，这种结合侧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超越性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实践理性的结合。无论是陈独秀时期，还是留苏派主政时期，直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这种错误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本质及中国实际真正内涵所具有的巨大弹性的理解上的偏差，而不是彻底地无视马克思主义或无视中国实际而造成的，只是在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导致了事实上的偏颇。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左”和“右”的错误，更多的是手段和方法选择的失误，而不主要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战略目标等理论原则的放弃，或者说主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握得不够灵活、对中国实际的本质把握得不够确切。但我们不能说这些错误的思想路线完全没有中国风格和元素，无论是国共合作还是土地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大战略目标和决策，都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而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没有把握好实现这些大目标的具体政策、策略的时机和程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标准来加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标准就是政权的标准，就是说衡量马克思主义是否实现了中国化，关键是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能推翻中国反动统治，从而掌握国家政权。离开了这个标准，你对马克思主义本本了解得无论多么透彻，你的战略目标如何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义理，马克思主义都无法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只具有学术的价值，不可能从国家、民族的层面上完成对中国文化、社会彻底的改造、升华和融合。而大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于党的领导权的忽视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于党获得全国政权严重不利的后果，所以他们是错误的；但不能说那时的党中央从最终目标上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奋斗、放弃了党的活动，只是或单方面太强调了统一战线或单方面太强调了武力斗争的意义；第二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就是说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主要的是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能否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如果不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就无法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所犯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不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而是主要没有认清国情而犯了超越阶段的激进错误，过多地强调了公平，结果在事实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无论是政权标准还是生产力标准，都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习惯和理念，它是很容易被中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的，应该说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而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运用的历史来看，其基本的观点和很多做法都是与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气派。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劳工神圣”的口号在中国上流社会深入人心，那些整日从事智力活动的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都对自己不事稼穑、不事物质生产的状况普遍表示了不满，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身体力行地去践行“劳工神圣”的口号，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原罪和自虐的倾向。人们对于这一现象似乎很难理解，因为中国向来有重视读书的传统，读书人高人一等的价值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为何在此时读书人反倒感觉低人一等？其实，这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农本思想、重视劳动的观念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时，很快就得到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强烈响应，并在这个实践中越来越认同这个思想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解放的理论作为指导，也因为其符合中国传统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唯物辩证法为何在中国很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它与中国人独有的“天”的概念和“通变”的思想也有契合之处，所以，中国人很容易用自己既有的观念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升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这种契合中来认识和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必然无论从语言风格、内容体系、思维方式、实践方式都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方法论来看，当今中国人无论是认识方式、价值取向、实践风格，都基本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真的如有的人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无人相信了，只是简单的口号了吗？多年前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当今中国人基本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和指导的。我的这个结论绝非政治原因，而是真正理性思考的结果，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基本的认识方式、价值取向，还是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按照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自在的，它不是上帝的创造物，更不是其他神灵的产物；世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世界无处不在的矛盾和联系推动着世界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们如何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取向是进步的、健康的、和谐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多少中国人不耳熟能详又心同身受呢？前几年学术界在大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研究时，我曾提出过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到底大众化了没有？如果大众化了，那么这个具体的水平如何呢？我觉得要做个实证的课题研究。后来，我跟我校邓小平研究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过此事，他也认为我的想法很好，只是牵涉面很大，暂时不好做。其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到底大众化没有和大众化的具体水平到底如何，这个题目并不难做，关键是要有科学的具体操作方案，其目的也不是要告诉人们是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了，而是通过这种精确的研究来获得准确的数字。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实现了大众化，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之高也是不言而喻的。试想一想，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相信鬼神、相信因果报应、相信轮回转世？这难道不是长期唯物主义教育的结果？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总是希望借助于科学、借助于人类自身的奋斗来解决，很少有人再寄希望于求天告地、焚香拜佛了，这不也恰恰是唯物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最好的佐证吗？中国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实践，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吗？是的，的确在今天的中国人当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不愿像以前那样多读了，对于过去的视为马克思主义神圣道理的一些话语不再信服了———如阶级斗争论、资本主义腐朽论，但这些或者是我们过去误读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时代条件发生变化而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的结果，而不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抛弃。而按照我上面的逻辑分析，则多数中国人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在信仰和践行着马克思主义。　　

四、不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有无生命力

一些攻击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现实价值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无法具体指导当今中国的改革，无论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还是其他等等，总之，我们的改革主要得益于从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鉴了资本、技术、人员、方法。我听说，有的经济学者明确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而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论点最大的错误在于，论者没有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或者说政治文化的高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而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地位和价值，这无疑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降低到一个只能管理具体事物的知识机器，这是一种十足的无知的表现。对于这样的论调，即使我不从正面去回答，从另外的方面我提出两个问题请他们回答：

其一，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两千多年是受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可是汉唐以后那么多的王朝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具体手段和方法上都能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儒家代表人物孟子那里找到答案吗？不可能的！孔子能告诉汉武帝要抵御匈奴、盐铁官营？孟子能告诉后人要发展唐诗、宋词、元曲、小说？不能！你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指导意义吧。

其二，在现代一些依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其国民们吃着汉堡、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穿得西装革履，开跑车、戴名表，日常生活中的声光电，哪一样能够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里寻找直接产生的知识呢？你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些国家的国民们还信仰他们的宗教吧。

只要你不否认上述两个命题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宏观上讲，她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以立刻付之于实际谋生的工具，她是解决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不是具体的微观实际的问题。她所解决的问题关涉到人的精神信念和理想追求，关涉到具体实践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多人在实际中都容易发生错误，比如，有人借口马克思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过时了，他们的这个那个预测错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按照马恩当年的设想的前提建立的，因此而断定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没有价值了。这些不仅是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结果，更是不懂得理论的层次性的结果。

当然，在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说、运动、理想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容易由于每个使用者所持的语境的差别而产生互相误会的问题，也容易使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产生误会。

五、当代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所想超越的对象类似；中国发展的方向，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成见的人，总是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景象来批评马克思当年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诅咒，以此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乏力。我在这里不想用过多的笔墨来陈述19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如何的不平等、两极分化、弱肉强食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和世界的对立，仅就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繁荣的背后原因做一点简单的探析。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社会制度能否走出那种濒临崩溃的边缘？我的答案是不可能。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端的揭示和猛烈批判，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唤醒下而揭竿而起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和民族的强大的反抗，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得不主动地采取了很多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甚至主动地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政策，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普遍获得了全面而高度的发展，出现了相对安稳和谐的局面。但这个局面的出现，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应验了马克思当年的批判———它们是必须要被埋葬的！谁能说今天的西方国家社会制度与19世纪的时候是一样的？

19世纪的西方国家的那套内容既然已经面目全非了，难道还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批判是合理的吗？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设想最先进国家的未来社会至少要采取以下十大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试想想，这些措施，还有多少没有被现代西方国家所采纳呢？以至于有人说“美国正悄悄地溜向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理论深深地打动和震撼了他们，使得他们在为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自由幸福奋斗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自由；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局面，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展现。

中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去解决。今天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城乡差距的存在等等，都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相像，都是马克思主义所想超越的。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格外具有生命力，才让那些怀疑马克思主义价值性的人感到困惑不已。中国不仅过去所做的事业总体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起来的，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也越来越趋向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人人自由的发展目标。

总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以及未来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