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缓慢发展

时间：2023-08-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程美东：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缓慢发展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从1840---1949，是中国现代化艰难破生和崎岖发展的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缓慢了。铁路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拥有铁路的多少尤其是人均数，更能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同样的对比，却有着如此不一样的、形成强烈反差的数字，鸦片战争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实在是太明显了！

程美东：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缓慢发展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内容提要】从1840---1949，是中国现代化艰难破生和崎岖发展的历史。而且，在相当程度的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段中国人痛苦涅槃、重获新生的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缓慢了。这种缓慢集中表现为与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后发式现代化国家迅速发展的历史事实相比较的巨大差距上。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缓慢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全面的分析：一、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审视；二、现代政治理念和实践的艰难破生；三、生产力水平的缓慢进展；四、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滞缓之原因

【关键词】现代化近代中国

一、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审视。

1840年6月爆发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强行拖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中国开始踏上步履蹒跚的现代化之路，其间的历史正可谓一波三折、坎坷崎岖，充满了腥风血雨，然而却少有让我们的民族充满自傲的根本性内容，只因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这种慢的感觉不是在与自己过去的历史作纵向比较的结果，而是与世界上其他同时期发展速度迅速的那些后发式现代化国家相比较的结果。

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即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其在明治维新前国内政治经济上的封建落后性比起中国来，有过之而无不及。1868年全国只有405个工业企业，金融机构只有两家，使用蒸汽的动力船舶总吨位只有约1.55 万吨，而到1893年这些数字就分别上升到3344、703、11.02万吨，短短的25年间增长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中国直到1911年，近代工矿企业也才只有521家，动力船舶的总吨位直到1903年也才只有4.55万吨，不及1893年日本的1/3，只及同时期日本的7%，日本的铁路在明治维新时期几乎为零，到1886年时已有693公里，到1900年猛增到6193公里，到1912年更达到9631公里，而中国在1876年才有了外国人修建的15公里铁路，但旋即却被官府买回后予以拆毁，直到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才只有364.27公里的铁路（其中77公里在台湾），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几无铁路。日本在一战前夕，其军舰、兵器的制造能力已相当发达，能够做到自给。

德国在19世纪初还是个政治上邦国林立、封建落后的国家，自30年代开始启动现代化进程后，其发展极其迅猛，以铁路为例：1835年时它才有了国内的第一条6.1公里的铁路，到1845年就建立了20条、共2131公里的铁路，1850年达到5822公里，1855年为7781公里，1860年为11026公里，1865年为13821公里，1870年为18560公里，1880年增加到33865公里，1885年增至37572公里，1895年达45203公里，到1910年增至59031公里。而中国直到1949年才只有2.49万公里。铁路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拥有铁路的多少尤其是人均数（德国在1910年拥有约6500万人口，只有中国的1/7），更能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同样的对比，却有着如此不一样的、形成强烈反差的数字，鸦片战争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实在是太明显了！如果我们对期间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作更具体的分析，我们就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特点。

二、现代政治理念和实践的艰难破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绝对的封建专制型，整个社会都严格信守着家国一体、皇帝即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政治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绝对遵守着君臣有序的忠孝原则，对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主权在民”、国家与政府概念的区分、及“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政治生活理念几乎是一无所知。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渗透，对外交往的日益加深，西方的政治生活理念和具体运行方式逐渐为中国人所接触了解，甚至被认可接受，但是这个过程却是非常漫长的，其在中国的具体的实践更是步履维艰。而且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又不一样，有时甚至呈现出反复波动的趋势。

1842年—1894年，从《南京条约》的签订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生活基本上延续着过去的封建专制体制，现代政治发展毫无建树，中国的政治生活依然死水一潭。[1]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在当时绝大部分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看来，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贯的以金钱来“怀柔夷人”的做法而已。以相对较小的经济代价来换得国内局势的稳定，在他们看来，具有着一定程度上胜利的意义。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既然是被迫打开的，那么清政府自然是不情愿这扇大门能够敞开，而是尽力半掩着这扇大门，尽力拒阻“夷人”进入中国。闽浙总督刘韵珂为阻止英商在被迫开启的福州口岸通商，到处设置障碍，故意刁难英商到武夷山进行茶叶贸易，同时劝诫福州城内商人不要与外人做买卖[2]，致使1845年、1846年无一艘“番舶”光顾福州。而广州则发生了众多市民拒阻英人按照条约规定进入广州城的事件，并获得了成功，咸丰皇帝及满朝文武均大为振奋，这两个事例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时一味的想“抗拒变迁”，企图旧梦重圆。连如何富国强兵的意识都没有，遑论对富国强兵所依恃的政治问题作积极的探索了。

自1861年至1894年的30余年间，即所谓的“同光中兴”时期，中国社会对于政治现代化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改观。冯桂芬写于1860-1861年间的《校邠庐抗议》，在对西方世界强大的认识上，已不限于表面现象，而是转入到了从背后的体制局面开始探索。它首次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作了初步的判断：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事实上，他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已归咎于制度不善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冯桂芬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才大加赞赏，明言中国要极力效法之。主张官僚之任免，由众公决；实行自治，县以下职司全由选举产生；恢复古代中国陈诗观风的制度，用它鼓励并保障时政，使百姓享有言论自由，以此来监督官府。

纵观此间洋务派对西方世界的认知状况，当数郭嵩焘（1818-1891）见识最高。这突出地表现在他认识到了政治制度的优越是西方列强强大的根本原因。1875年，他就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3]。有本有末的论断表明他对西方社会文明起源原因的认识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中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来思考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他的这种思想在其不久出使英国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认识到了西方之比中国的优越不只是简单的船坚炮利，而是全方位的。

与郭嵩焘同时代的王韬和郑观应、崔国因等人都有着与其相近的思想，即主张从变革政治体制方面着手、实行全面的改革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的思想代表了此间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时比前一段时间前进了一大步。

自1895年甲午战败至辛亥革命前夕，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理念进化最快的时期。“同光中兴”30年间，中国关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只存在于个别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官僚之中，而此后的短短的16年间，上至皇帝，下至广大士绅，都迫切认识到变革政治体制对于中国兴衰存亡的重要性。不仅信仰变革论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在关于具体变革方案上也出现了二元化模式：其一是君主立宪，其二是民主共和。其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和平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式。

在甲午战败的民族危机感的驱使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子，从救国保种的目的出发，企图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达到借尸还魂的功效。经过一番短暂的宣传、启蒙，终于在全国上流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维新变法的浪潮，创生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虽然瞬间即归于失败，但它的影响无论如何已不可能从人们的心头消去。它是中国人主动用西方政治理念来变革政治实践，以拯救民族危亡的第一次尝试，它是中国在采取“器物”现代化方案来回应西方挑战的实践失败后所作的另外一种回应西方挑战、拯救民族危机的重大试验。可以说，只要中国的外在危机不解除，就不可能杜绝人们企图从政治上着手全面改革的欲望。三年后在八国联军炮火的洗刷而造成的新的社会总危机的压迫下，亲手剿灭维新运动的西太后无可奈何地下颁诏书，倡行根本变法：“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语、一技一能……舍弃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口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4]此后，清政府在夕阳西下的残景中又导演了一幕“宪政”史剧，但终由于其主导者私心太重而造成这场改革的场景羞羞答答、欲掩又现，改革的步子一颠三倒，而很快被救亡心切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遂在革命的呐喊声中随着大清朝的覆灭而无功收场，“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于此而淡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君主立宪”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民主共和”革命实践的暂时胜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关于“民主共和”的理念在本质上与“君主立宪”并无大的区别，都主张扩大民权，开明政治，励行民主，只是“君主立宪”派主张利用旧的政治权威资源来达到政治变革的功效，而“民主共和”派认为掌握旧政治权威的满清皇胄私心太重，无助于政治变革的进行，故而只能彻底破坏这个旧权威，而建立一种新“民主共和”式政治权威。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之间固有冲突之处，但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却无疑都有促动作用。它们并行于此16年间，使此阶段成为百年间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发展的非常迅速的历史时期。

武昌起义的成功使中国的政治出现了划时代的伟大转变——由封建专制转向民主政治。当然，历史已然告诉我们，上面的结论只是从一种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而言的，而不是就其直接现实性而言。事实上，众所周知，随着袁世凯的主政，其企图利用独裁方式重新恢复中国社会秩序而采取的种种举措逐渐引起国人的愤慨，中国遂陷入绝对“武力政治”的混乱时期，此即一般史书上所通讲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时间长达16年。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理念的发展与政治实践的发展存在着一种相悖离的现象：一方面，政治理念愈来愈朝着自由化民主化方向发展，人们对于民主共和的承认似乎是达到了较普遍的程度。无论是广大文人，还是独霸一方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大都至少在口头上以民主共和为最高政治信仰，极少有倡议复辟封建专制者。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却又陷入到无政府的军阀混乱之中，民主、自由等建立在社会繁荣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类政治理念在当时的中国却缺乏实践的外在条件，反而成了一些人施行损人利己措施的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法宝。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此一时期，确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潮茁壮诞生的黄金期，各种式样的政治方案不断出台，甚至讦然相对，并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各种政治理念在中国的诞生、传播，为各种政治理念在中国被人们所比较、选择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这无疑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丰收，但从另一个角度即政治实践的角度而言，却很有一些让后人难置可否的争议。毕竟，如果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大丰收不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达、现代国家政权巩固的基础之上，是很容易滋生出各种负面影响来的，更何况当时的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外患困局呢？今天，仅就政治发展的客观实践的状况来审视北洋军阀的16年历史，我们的确无法作出其在政治上大发展的论断，而只能说是近乎徘徊式漫步的发展状态。

自1927宁汉合流—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是所谓的国民政府时期，这是民国发展史上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党国一家，励行党治，以国民党作为领导、统摄全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唯一政治力量。以党治国的思想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深刻汲取了同盟会及国民党内因缺乏严密组织性、战斗性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革命失败这个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其直接目标是解救当时中国政治权威的危机。“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对苏联的一党专政、领袖治党、党治国家的运作方式感到十分亲切；与其已有的党治思想在脉络上完全吻合。而在实践中，苏联的做法既说明了党治的有效性、可行性，更为孙中山在中国作党治试验提供了绝好的样板。蒋介石也与孙中山一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承认师法苏俄革命的必要性的。所以即使在国共第一次破裂后，他对一党专政还是非常看重、决不放弃的。在传统的王权权威已经彻底崩溃、而新的、符合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政治启蒙又没有得到大力推广、宣传的背景下，要迅速实现社会的秩序化，强化现代政党的政治权威、实行党治，应该说是落后国家发展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当可行的办法。当然，党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民主化，其具体实施自然也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孙中山把党治主要限定在“训政”阶段，其时间也只有6年时间，是为了实现“宪政”而作过渡。但实际上，这10年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推行“党治”过程中与孙中山的设想尚相差甚远。其一是党治过程所遭到的挑战过于猛烈。孙中山对于党治推行的困境程度到底有多深，没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如何加强党内纪律性、塑造党的领袖权威这个问题之上，对于在党治过程中如何迎接各种势力的挑战，由于历史没有给予他实践的机会，他无法作出详细的解答。蒋介石有幸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历史给予他实行党治的机会。但蒋的党治立即遭到三种势力的激烈挑战：其一是来自党外的，即中国共产党。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间至公至善的社会目标出发，对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了激烈的挑战。共产党从发动土地革命、解决农村贫富不均问题入手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武装斗争，使国民党的党治受到沉重打击；其二，来自日本侵略的挑战。党治的目的就是要振兴中华，使中国日臻于独立、自由、富强，这是党治能为人接受的根本理由。而日本的日渐加深的侵华行为使国民党利用党治来解决国内统一问题的政策无法有效继续下去，国民党自然不能彻底放弃党治，也自然不敢立刻积极地回应日本的侵略。结果只能靠拖、蒙、骗来应对时局，这无疑也弱化了党治的正面效果，而强化了其腐败效应；其三是来自国民党内的挑战。国民党，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形成了各自的派系，各派之间的斗争极其频繁、尖锐。党内一盘散沙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其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面对这三种力量的挑战，作为国民党实力派领袖的蒋介石只能以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威的手段来一步步的应对危机。于是，“特务政治”在此期间盛极一时，这自然成了自由派人士、普通民众和中共都同声声讨的罪证。蒋介石在两难之中希图引进国外时兴的法西斯理论来论证其政治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他于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公开主张效法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但以目前福利为准则”。在他的支持下，国民党内一度出现了一股颂扬法西斯主义的浪潮。蒋介石也的确想从这种集权政治中汲取一点营养，以达到既可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又能消解英美民主主义的影响，以达到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价值信仰问题。但在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面前，蒋的这一计划只能落空。直观地来看，这十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非但不比此前的16年北洋军阀时期开明，反而多了一点新个人权威主义和新专制主义，其局面似乎有反现代化的倾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由被动式现代化向主动式现代化发展的艰难性。

从抗战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是一段非常历史时期。所谓“非常”，即指此阶段的历史主题围绕战争而展开。先是八年抗日民族战争，后是三年国共两党围绕领导权的国内战争。凡是战争期间即无正常政治，一切以军事为中心，或曰军事政治化。如果以抽象的现代化理论来审视此阶段的中国政治发展，只能冠以“混乱”两字，中国民众非但享受不到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无保障。

纵观百年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虽然其国际化的脉向大致可以确定，但若抽象的以100年的时间为参照，而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则鲜明地看出中国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行进得太缓慢了，不少阶段有倒退、停滞的现象出现。

三、生产力水平的缓慢进展。

1842年到1862年。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基本上没有注入现代性成份；从1862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相当快的，故而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之世。“中兴”之词，固有溢美之处，但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趋势；1912年-1919年。由于中华民国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再加上此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此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态。据统计，自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3.8%[5]，为百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速度最快的时期。1914年，中国纱厂每包纱的营利为19.58元，1917、1918、1919、1920年则分别涨至36.93、21.43、70.56、64.97元[6]； 1927到1936年。，这10年间中国工业以年均7.6%的速度在增长。电力行业1926年在现代工业中只占11.2%，到1936年已占到22.2%。铁路运输方面，1877到1894年，中国平均每年新建铁路仅20.24公里，1895-1911年虽暴涨至544.34公里，但自1912年至1927年间又跌至213.89公里，而1928-1931年又涨至299.6公里，1932年-1937年更涨至1132.88公里，10年间共建铁路7995公里，而1912年-1927年的15年间只建了3400公里[7]。文化教育方面，1928年中国的高等院校只有28所，1937年则发展到108所。1937-1949年。这是近代中国外患内战次第交接的混乱时期，可为中国现代化的大劫难，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此间被战争所根本打乱，出现了严重的倒退。1937年，中国的钢产量为55.6 万吨，而1949年仅为15.8万吨，此种变化即是一种倒退的明证。

要想对这百年间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作出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必须对此间农业、工业两大产业的发展状况作出一番考察。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更形象、直观地了解百年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总体状况。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几乎与此前无多大区别，与此间政治生活的缓慢节奏非常相一致。广大农村基本按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进行着生产和生活，受外来的影响很小，外国的商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在中国农村打开市场，英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40多年间，其对华输出的纺织品总值几乎没有增加，很少超过1845年的水平。此后，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及中华民国政府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中国农村顽固自守的封闭局面开始不断松动，而日益缓慢朝着现代化的坐标方向移动。此阶段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因素的积累，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科教兴农意识的渐渐觉醒。戊戌变法时，光绪帝在诏令中就提出翻译“外洋农学诸书”、建立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以提高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清末“新政”过程中也强调要振兴农务，主张开设农学校，选派学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农业技术；兴办农业试验场，从事优良农法的实验研究。到1908年时，中国已有13个农业科学实验场，1909年时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学生2272人[8]。到1911年，全办的各类农业学校和设有农科的实业学校达到112所。1924年时全国已有了14所高等农业学校，1947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35所[9]。现代农业院校的建立和不断扩大，标志着中国人运用现代科技来改造、发展中国农业的意识日益浓厚。

第二，农耕工具的改进。中国传统农业在2000多年间一直以牛、马、驴等畜力为间接动力，而以人力为基础，农业生产工具自然完全属于手工式。而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期农业生产的机器化程度已相当高，其效益的集约化程度也相当高。中国自然无法迎头赶上这股潮流。到20世纪初，西方的各种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象洋犁、马耙、玉米播种机、抽水机、刈麦器、刈草器、脱粒器等逐渐增多地进入中国。到民国之后，中国工厂自己也生产一些现代农业工具。1931年，江苏省各机器制造厂生产农机具487台，销售农机具173台[10]。

第三，改良生产品种和开始尝试农场化经营。洋棉花是较早引入中国的农产品。20世纪初前后，美棉开始大量被引进到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其数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小麦良种经过选育和引进，到1944年已达到37种，其中有5种由国外引进，而水稻的育种数量最多，到1914年全国各试验场共育成水稻300余种，其中得到推广并收到实效者有100余种。仅1914－1944年，在云、桂、川、滇等12省种植新品种水稻1448万亩，就增产7亿斤[11]。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采取井田制，单位面积小。这种状况是不适应于机械化耕作的，只能采取手工式。中国农业要想现代化，至少在自然条件适合的地方，必须要推行农场化经营。当时中国也产生了一些采用机械化作业的近代农场。在1947年时，全国18个省共有垦场195个，拥有垦地14518248亩[12]。

但这时期中国农业的总体状况是落后的：第一，单位面积产量没有得到显著提高，甚至在有的阶段还大幅度降低[13]；1914年－1918年中国人均农产品总值为36.1－38.4元；中国人均农产品总值为38.1－39.4元。第二，适合现代性农业生产的大农场数目太少，上述18省农场之面积只占其境内总数的1.78%，而且，近代中国农场呈缩小的发展趋势，1890年时为20.25市亩，1910年为19.90市亩，1933年则为13.8市亩；第三，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太低，农业工具从总体上来看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水准上。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轨迹与农业差不了多少，这在前面已经叙及，此处将着重对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各行业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20年时间里，在封闭落后观念的束缚下，中国人普遍地没有理智地认识到机器工业生产的巨大社会价值，因此也就谈不上积极主动地发展现代工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在思想观念上朝着现代化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洋务派们从根骨里承认了西学在“致用”方面比“中学”要先进，于是决心在实践中真正地履行西学要道：学习西方科技技术，兴办西方机器工业。这些机器工业基本上属于军工性质，这类企业在清末有大约19个（官办兵工厂和造船厂），它们集中在上海、南京、汉阳等沿海、沿江地带[14]。洋务派醉心于创办军工企业之举，客观上也刺激了民用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工业逐渐向正常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方向发展。从1872-1911年，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厂家总数由1家发展到521家，但甲午战前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每年以2至3个数目字增长，1894年前（包括1894年）23年间中国的民用工业厂家只有73家，1895-1904年的10年间却新增了134家，而1905年之后的7年间更是增加了300多家[15]，这充分展示了近代中国工业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辛亥革命之后，近代中国的工业曾经有过突飞猛进的阶段性发展，但到抗战爆发后即陷于停滞、倒退。1920年时中国民族工业企业数目已达到1759家，1933年时达到3167家（巫宝三的估计），1937年为3935家（国民政府经济部在当年的报告中确认），1943年降为3738家[16]（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报告，仅指国统区范围）。

从绝对的数值来看，中国自主的现代性工业（现代民族工业）自甲午战争以后呈高速发展态势，似乎表明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比较快，但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就会慎下此结论了：第一，甲午战前53年间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几无进展和抗战以后12年间的剧烈社会动荡，使得中国工业在65年的时间里几乎处在停滞阶段，等于白白浪费了65年时光，以百年时光来审视其发展的最终成果，其发展速度不可谓不慢矣！第二，从此间手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重要性而反面地说明了现代工业的相对落后。有专家认为，1933年中国手工业在工业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第三，与其他走后发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德、日的工业化起点时间与中国相差无几，但它们均只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就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居于优势地位，而中国直到1933年农业仍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17]。

总之，从1842-1949年，这107年间，中国社会的工农业发展都是相当缓慢的，中国的经济水平的提高是缓慢的。“在1887-1936年的50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额虽增长了将近5倍，但是日本在同期内增长了近20倍[18]，而如果除去物价上涨因素，事实上这50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只提高了94%。关于这段历史进步缓慢的结论，我们也许从下列数字中得到更确切的证实：1912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3元，1933年为123元，1952年为115元[19]。

四、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滞缓之原因简析

百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是坎坷不平而又富有诗意的：一次次美好的机遇从中国的身边擦肩而过；一批批仁人志士呕心沥血、前赴后继，其心均为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捷径，以使中国早日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一个个倾情而出的现代化方案层出不穷，共同鸣奏出波涛汹涌、波澜壮观的现代化思想交响乐。然而，百年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结果却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虽然中国也不乏发奋图强的现代化先驱者，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在太缓慢了，所取得的成效如果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后发式现代化国家相比较，实在微不足道。这种局面令后人们陷入沉重的思索：其原因何在？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无数人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研究，提出过很多真知灼见。坦率地说，对于任何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要想探知其真正的发展动因，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不可填平的鸿沟，任何经过艰辛而睿智劳动而形成的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相对接近真理的认识。本人正是抱着这种不求全知的态度，来对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缓慢之原因进行一番简单的分析。

第一，中国主动迎接现代化挑战的意识十分薄弱，苟且偷安的封闭心态占据了整个社会群体思想界之主流位置。

后人多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表示痛心疾首，从骨子里不相信拥有四万万人口、80万军队的泱泱大国竟敌不过漂洋过海、远离故土的区区两万英国军队的进攻。因之，便很自然的形成了“汉奸误国论”，把失败的原因简单的归咎于政治决策和军事指挥上的失当。应该说，如果单单从军事战争的层面来考虑，中国本不该败，它完全可以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比如象后来的抗日战争一样，来克服兵器上的弱势，而打退英国军队的进攻。

持这种论调者为数甚多，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朝野上下也大都抱有此种心理，所以，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琦善、奕经、伊里布，虽然后世将其各打入“红”、“黑”两派阵营，但在对待英军犯境之始初的态度都是同一而坚定的：坚决主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来自域外的新文明的挑战的威力之程度大小缺乏认识，只是想被动地举全国之兵力将英夷赶走而一了百了。而当发现此种用兵之举不仅糜费昂贵、且节节败退之事实时，则唯恐其引发全面社会的混乱和危机，于是又想采取求和之举来“哄”走”夷”敌。他们中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新的文明开始挑战中国的开端，自然也无法有意识地超前性思索如何采取措施主动迎接这种新文明的挑战。所以自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有魏源、姚莹、徐继畲等个别人强调了解西方的重要性，魏源还大力呼吁要“师夷长技”，但这种很快回应西方文明挑战的现代化意识只能被亿万人迟钝僵化的思想所淹没，而无法成为社会的共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述现代化意识才由个别式的“学在民间”上升到较普遍式的“学在官府”，终于启动了器物层次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洋务”的实行并非标志着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的普遍增强，而仅仅标志着大清国政府内官员的现代化意识已不是完全绝对的与此前一样的死水一潭，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萌芽，使中国开始了主动探索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尽管其步伐极其缓慢。但从总体上来说，当时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还是非常弱的，多数人安于现状，盲目自大，不思进取。1862年7月，在洋务派领袖奕訢的大力倡导下，以学习西学、培养西学人才为目的的同文馆正式设立。此举可谓中国主动探索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其历史意义已是后世所共见。但大批守旧派官员对于朝廷关于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员入馆的举措表示反对，以为“天文算学只不过是技巧末艺，持以自强救国，是本末倒置，徒劳无效；……‘奉夷为师’，必会导致‘变而从夷’，祸国殃民”。[20]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此时连西方的船坚炮利的事实都罔然不顾，枉斥“火轮者至拙之船”、“洋船者至拙之器”。他们的中心思想乃倭仁所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以此来否定同文馆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否定西方科技的先进性。他们的行为是对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的完全漠视和麻木，表明了他们现代化意识的严重薄弱，而他们的这种思想是一大批中国官僚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的集中代表。可以说，直至甲午战争之前，现代化观念（虽然主要限于器物层次）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表现的仍极为淡薄。只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和官僚们才陡然间集体性的增生了现代化意识，于是仓促间有了戊戌变法，有了辛亥革命，甚至也有了清末新政。但这种在被动挨打的过程中无奈的增强的现代化意识，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大规模、全面系统后发式、追赶型，需加速发展的现代化任务。

第二，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所带来的沉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今天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已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对“帝国主义”进行一番重新盖棺定论。“帝国主义”作为“侵略”的代名词，其历史行为是客观事实，无可置疑。因此，本书沿用过去使用的，甚至带有过多意识形态色彩的“帝国主义”一词，来形容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前期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国家。

一般的来说，我们都习惯于把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从历史分期所需的标志性历史事件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表明从1840—1949年间帝国主义都程度相同的“侵略”着中国。事实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起到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还谈不上有多大的侵略，只不过想获得在中国进行合法自由贸易的权利，勉强算得上想利用贸易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所有的侵略性表现的日益明显，渐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潭，甚至于差一点“亡国”。在帝国主义给中国施行侵略的国家当中，使中国遭受到近于灭顶之灾的是日本，英美诸国之“侵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作用自20世纪初开始不断式微，美国则很难说对中国施行了多少带有负面影响的“侵略”活动，唯有日本确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确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极严重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些负面影响的具体情况大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使中国主动发展现代化变得越来越困难。各帝国主义大国在中国均享有程度不同的政治特权，诸如霸占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享有领事裁判权等。这一方面使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直接攫取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很多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得无法扭转这种局面的中国政府的社会威信不断受损、降低，使后发式现代化快速发展所必需的政治动员力、政治整合力不断削弱，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迅速而有效的整合。

另外，各帝国主义国家还经常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通过政治施压来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他们还通过扶植各自在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实力集团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来满足各自的需求。而这必然加剧了中国中央政府内部的争权夺势和地方上的各派军阀混战局势的发展，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得不到一个良好的氛围，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一波三折，历经坎坷艰辛，浪费了漫长的大好时光。

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更是疯狂无比。其掠夺方式主要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其一，索取所谓的战争赔款。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从中国索取赔款210万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各从中国索取白银800万两。甲午战后，日本从中国索取赔款2.3亿两白银，而清政府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两白银。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共计9.8亿两，到1937抗战前夕实际支付了6.6亿两白银。大量的赔款使本已困窘的中国雪上加霜，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无处可寻。

其二，通过给予中国借款来索取高额经济利益。从1853—1949年，帝国主义国家共向中国借款达62.91亿元。国际间相互借款本是正常的经济活动，似乎无可厚非，但此间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的借款往往附带着非常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如长期控制中国关税税率的变化，以盐税、关税、厘税、烟酒税等作为偿债担保，利率过高，享有在中国开采矿产、建筑铁路等权利。这些条件都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其三，通过不平等条约，直接攫取了一些经济特权。如协定关税、自由通商、最惠国待遇等权利，使中国的经济自由权受到严重侵害，比如关税方面，在1929年以前，长期的税率不超过5%，约只有2%至3%左右，导致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大大减少了中国的财政收入，严重影响了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

其四，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直接的破坏和损失。为了迎战，中国政府方面需花费大量的军费，仅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就花掉了军费约3000万两。[21]战争给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破坏程度则往往无法精确的用货币数字来计算。象圆明园的被毁，旅顺城的被毁绝，颐和园遭劫，已经无法用准确的数字来计算其遭受的经济损失了。一切侵略战争给整个社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准确计算，其中尤以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现代化发展造成的损失最为巨大。据有关的人士研究认为，自1814—1936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在2%至2.5%左右，如无日本侵华战争，则1933年—1953年间的中国的GDP应增加1.63倍（作者注：中国大陆的经济在1952年才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而实际上只增加了0.28，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多亿美元[22]。

第三，盲目排外的自大狂情节和保守主义情节的影响。由于中国是在西方列强枪炮声的恐吓下才被赶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之上，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从骨子里存有反感心理。加上自己昔日所拥有的辉煌历史的孤芳自赏，使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在虚幻的自大狂情节的驱使下，产生了比过去更强烈的盲目排外主义的行为，不独对西方的精神文明贬斥为“伤风败俗”，即使对其明显优越于中国的物质文明讥笑为“奇技淫巧”。故而在五口通商后的20年间，国人对于西人、西学、西礼仍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怪物印象，既不欢迎西人，也不愿学习西学，更不习惯于西方礼仪制度，仍蔑称之为“夷”，俨然以文明者自居，这就不可能不产生各种排外之举。“教案”频起，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1861－1895年间，中国就发生了数百起规模较大的教案[23]。这些教案的发生，不乏有一些是教士胡作非为而引起，但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盲目仇外、排外的心理而产生的。尤其是甲午战争后，面对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中国民众心中的怒火无从释放，于是非常自然的将这种仇恨的烈火吹向生活在中国的广大教士及“背叛”了祖宗的普通中国教民。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反洋教为直接目的义和团运动。据统计，从1900年—1901年12月间，义和团民共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民近3万人；外国基督教新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约3/4的教堂被毁[25]。应该说，这些被杀的教士、教徒大多数是无辜的，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无直接关联。义和团的这种朴素爱国运动虽然震动了帝国主义国家，

但也激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愤怒，使中国遭受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民族灾难。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国在这场灾难中元气丧失殆尽，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后发被动式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卧薪尝胆、苦炼内功，欲达如此目的，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作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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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间也偶尔有人对西方政体作过介绍：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中就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作过简略的介绍，但不仅其描述非常简略粗浅，甚至夹杂着不少讹误，同时更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对其西方政体作出价值性的评判，仅仅流于介绍而已；魏源的《海国图志》是此期间对于外国国情介绍得最为详密周备的著作，其对西方的民主政体也表示了明显的钦羡之情：“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主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而公举一大酋统摄之，匪惟不世及，……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②]但魏源的这番议论、见解在当时是太突兀明显了，没有能够引起时人的格外注意并产生共鸣；梁廷枬所著《海国四说》、徐继畲所著《瀛寰志略》也都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作了大同小异的介绍、评述，但也没有将之联系到中国的实际加以深刻的剖析，更没有指出从政治方面来变革中国社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们只是认为中国“技不如夷”。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5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3]《洋务运动》（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

[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5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5]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第2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5页、180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

[7]许红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47页，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3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9]庄孟林：《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历史沿革》，载《中国农业》，1988年第2期。

[10]：章开沅：《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56-2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11]：章开沅：《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53-25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章开沅：《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53-25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13]费正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271、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