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香港——“民主”、“自治”与政党

从“占中”到“占钟”

　　 几乎所有的媒体──香港的、大陆的、西方的，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把2014年9月26日以来香港关于2017年特首选举办法的抗议，特别是28日以后升级的对峙，称为“占中”运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则应该注意到，占中组织者在28日凌晨宣布“占中开始”，在事实中开始的不是占“中” （占领中环），而是占“钟” （占领金钟）。“中”、“钟”之别，不仅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占中”是香港部分学界、法律界和宗教界人士在2013年初发起的有关2017年选举改革的运动。占中组织者在发起后，积极宣传动员、讨论方案、与包括大陆在内的各方面接触。他们计划，如果上述努力不能实现他们提议的方案，将占领作为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环，堵塞香港的经济命脉，以实现其政治诉求。

　　 “占钟”则是9月26日深夜，部分学生因为爬入香港特区政府前的公民广场被警察逮捕后而形成的全港性运动。部分群众在旺角、尖沙咀和铜锣湾──香港典型的高密度商业市井生活地段──设置路障、搭撑帐篷，进行“占领”。香港社会生活受到明显干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10月20日香港高级法院下禁制令，占领者必需立即离开仍被占领的金钟和旺角。21日学生代表和港府代表进行了两个小时、电视直播的对话。至11月初，各方面没有统一意见，但是同意通过和平对话寻求解决方案。

　　 尽管“占中”和“占钟”所表达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争取“真普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改变其8月31日关于特首普选和立法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的决议，但是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中环是整个香港的象征，金钟是香港政府所在地。占领中环，意在表示自己代表整个香港要求政制改革。占钟则是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界市民针对香港警察和政府强硬措施的反应。不少占钟者并没有积极参与对选举方案的讨论，也不赞同占中的行动方案，但是28日以后走上街头，表示要保护学生、问责港府。简言之，占中是规模有限但是主旨宏大的一项社会运动，而占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港府的，规模庞大，但是起始主旨有限，它带有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突然形成的事件。

　　 要区分占中和占钟，是要防止把有关政治体制安排的长远考虑和一时一地的紧急应对绑在了一起。香港有不同政见应该很正常；要警惕的是，在民间累积的、模糊的但又普遍的“反中”情绪找到把自己合理化的政治语言。当弥散的社会情绪和激进的政治诉求结合在一起，可能带来长期的不稳定，也可能使香港群众对民主的合理追求被狭隘的地方主义绑架。把在“一国”框架下对“两制”具体做法的探讨，变成中--港两个社会间的对立。

　　 理解原计划的占中怎样变成了事实上自发的占钟，将帮助我们把握特定的政治诉求如何转化成群众行动，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群众间多样的情绪如何被政治要求所带动。面对社会媒体高度发达时代的 “占领”式的社会运动，这样的分析显然是重要的。为此，我们首先必需直面这场运动，直接地从发生了什么本身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把它当作某个纯粹理念（“民主”）的直接化身，也不把它处理成国际阴谋下的幻影。正视它，我们要看到它在当下的内部的复杂性，同时也看到这个当下、这个内部，是怎么在历史上形成的。

　　 在下文，我将先分析这次运动中的核心要求，即香港的“民主”与“自治（自主）”，来看其历史形成的脉络和在现实中的兴起与局限。然后我再回到“一国两制”的框架以及它和中国“党-国家”体制的关系。前者希望能呈现大陆的历史经验对当下香港可能具有的参考价值，后者则将尝试探讨这次香港治理危机对思考中国政治潜在的建设性意义。

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

　　 2017年香港特首的普选方案，是这次运动的中心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4年6月10日发表题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特首必须“爱国爱港”。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通过决议：特首选举，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2~3名候选人，每个候选人必须得到50%以上的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认可，然后全港登记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这是对现在由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特首的办法的改革，以落实《基本法》中承诺的普选。2017年的提名委员会为现在选举委员会的延续，由1200名来自四个“功能界别”[3]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由各界指定的投票人按分配名额选举产生。反对者认为提名委员会的名额分配和选举办法不反映香港的社会构成，事实上倾向于工商界和所谓“亲北京派”。规定每个候选人必需要得到50%以上的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认可才能出闸，事实上是断绝了民主派执政的可能。“爱国爱港”的要求，没有客观标准，不符合基本法中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的规定。他们从而提出，特首候选人应该由公民直接提名（“公提”），或者由各政党提名，然后全港直接选举，是为 “真普选”。

　　 但是，在“求民主、保自治”的口号下也携带着各种其他因素。对很多占领的参与者来说，这些因素比特首选举的方案更为直接和重要。首先，民众对香港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极大的贫富差距、年轻一代（即“第四世代”）缺乏流动机会，日益不满。地产和金融控制香港经济，虽然表面繁荣，但是无助于普通民生。香港地产由极少数家族把持，房价成为市民大众极大的生活负担。大学毕业生告诉我，近20年来大学毕业生工资上涨有限，而房租则涨了近10倍。这些问题所以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因为不少香港人认为，中央为了自上而下地治港，支持联合香港的地产和金融资本，强化了社会不平等。“港人治港”实为“商人治港”。而大陆反腐中不断揭示出来的高官把香港作为不法资产处理的基地，更引发香港的恐惧。近来曝光的香港公务员腐败、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电视台）的缺乏中立性，也被认为是大陆方面干预过多的结果。部分港人认为，除非实现真普选，港府不会真正重视港人的意见、着手改变现状。

　　 其次，对香港的国内、国际地位下降的强烈危机感。香港的GDP不仅已经落后于上海、北京，也将被广州、深圳超过；一向被港人多少瞧不起的新加坡也直追香港的国际地位。这一危机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下金蛋的天鹅变成了不高兴的小鸭。民主派由此觉得要加速行动，既然经济上的优势不断下降，必须转向政治上的压力，以求“自救”。

　　 再次，香港市民对中国大陆社会的隔阂与逆反情绪，也不容忽视。且不论自由行、大陆水货客、孕妇产房床位、空气污染、就业竞争等等很多普通市民反复提及的话题，就是在关于普选方案的理性讨论中，这一情绪也相当明显。比如，很多学者、学生很不认同人大常委会的8/31方案，不仅是因为其对候选人的限定，也恰恰是因为其引入了“普选”。他们认为，让香港一人一票选择事先控制好的候选人，这意味着对香港选民的政治人格和尊严的蔑视，还不如不普选。一个大学生问我：“凭什么把你自己想讲的话硬塞到我们的嘴里？”在人大常委会发布其决议之前，香港各方参与了政府主持的意见咨询，提出多样建议，但在不少人看来，人大的决议不仅没有反映这些要求，而且选择了几乎是最苛刻的方案；甚至不愿意做一点姿态性的妥协动作。这种对立感对运动后来的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

　　 因此，占领派的民主与自治权的诉求有虚有实。实者，它有具体所指；虚者，它调动糅合了多种社会情绪。民主话语在这次运动中，特别能够以实带虚，形成巨大的动员力，是和它强烈的外向指示性联系在一起的：即它是直接指向中央政府的，是一个抗议型的口号。民主的内在过程和实质性效果──普选为什么会增加香港的经济公正？民主为什么会提升香港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香港的不同社会力量如何能够形成有效有序的民主格局？──是很不清楚的。正因为内在的模糊和粗线条化，对外才成了一个嘹亮的单音符。要理解这次运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就需要分析这一外向性。

　　 外向性是香港的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历史特征。香港民主政党起源于1990年。1992年彭定康来港后，不顾前任和中方形成的默契、甚至罔置伦敦方面的质疑，大力高速推进政治民主化。中国方面同时加紧在港培养扶植政团政党。有人“突然”民主，有人“突然”爱国。今天 “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对立决定香港政界格局，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会的内部关系。香港民主的外向性又联系到它对形式化的政治民主（相对于实质性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强调。香港的基本社会福利、法治建设和政治表达自由在1970年代以来港英政府控制之下基本成型，这些权益不是民主化的目标；民主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也导致了民主运动中的纲领偏于抽象，比如占中计划强调人大的方案要修正，原因之一是它不符合“国际标准”。而部分民主派试图把香港问题的国际化，利用其他国家和中国之间可能的矛盾关系，则把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推向极端。

　　 指出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特征，当然不意味着民主运动不值得重视。相反，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复杂轨迹，方能更稳健地推进当下的民主建设（而非仅仅局限于“运动”）。1980年代后期中国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对以官倒腐败的痛恨，以及对骤然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的不知所措，都被表达为对政治民主的追求。人们似乎以为，一旦照亮民主之光，一系列问题将迎刃而解。关于究竟如何民主化，反倒几乎没有任何具体设想。具体的社会矛盾被抽象地化约为民主政治。这导致了三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

　　 第一，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化约造成运动期间的意见高度一致性，从而使态度不断激进，政治要求不断提高。在政治互动中自断了退路。

　　 第二，“民主”话语笼罩了各种社会问题，使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被细致分析。以至于，对运动的积极因素和局限都没形成深入反思，从而不能对后来的社会变化提供分析性的参考意见。

　　 第三，由于运动偏离原初目标，运动结束后，社会各界对运动原本针对的权力和市场关系扭曲的问题也就缺失反思和批判。其结果，市场化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经济不平等空前加剧。在GDP连连创高的光辉下，钱权联盟在各层各界悄然成型。

　　 因此，究竟应该怎么分析香港的金融和地产资本的地位？挑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现实中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撬动点和撬动器？香港和大陆、亚洲、世界的关系面临着历史性的变化，究竟该怎么理解和应对这一趋势？普选本身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相反，如果过于关注形式化政治民主的问题，可能让这些真问题被隐藏起来。当运动过去，不管政制形式如何变化，既得利益的核心群体可能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可能只为以新面目出现的保守势力提供合法性。

　　 如果说民主诉求的外向性是间接的，那么自治权当然是直接对外的。“香港不能变成另一个中国的城市”，这是一些民主派的疾呼，也是不少普通市民的担心。香港确实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城市经济体。但是，香港的自主性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今天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香港的自主是由她在1997年以前，相当特别的殖民地地位决定的。香港是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英方保护其安全，保证基本的秩序；但是她又不是正式的殖民地，英政府抱着“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想法，没有在香港实行“深度殖民主义”。在香港岛的精英没有被深度英化，更不用说九龙城的三教九流了，从而使香港的日常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英方推行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商业贸易尽量少受公共福利支出、劳动权益保护等“社会外部性”的干扰（这当然和英国本土在战后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很多来到香港的新移民，也抱着“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想法，一心追求经济上的生存和发展。这样，香港成了世界上最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城市。她更像是一个一切都在随时流动的集贸市场，而不是历史沉淀成的一方水土（这可能也解释了近年来年轻一代发现香港“乡土”的兴奋）。她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接纳各色人等前来角逐，收进场费、赚茶水钱。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受约束、自主自治，而其前提是香港作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性格的缺失。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以后吸引华人精英从政，一方面允许华人社会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自主，另一方面又防止这一社会自主性政治化，防止它导致和政府完全隔裂甚至对立。也即，所谓的自治，是在严格的政治关系界定（即港英政府和当地社会之间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下的一种行政管理方式，而非政治意义上的自治。

　　 香港这一经济高度自由、政治性格缺失的特性，又为她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优势。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起飞，是和冷战格局密不可分的。由于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被西方控制的世界市场体系之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孤立（既是选择了孤立，也是被孤立），不仅为其他亚洲国家留出了巨大市场，而且使它们获得西方的支持，以优惠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而香港又有其他小龙、小虎不可比拟的优势，即她几乎垄断了孤立中的中国和西方之间贸易。香港的自主自治不是她与世隔绝，而是正是因为多方需要这个非政治的平台和门户；其自主自治不是她自有一套政治民主，而恰恰是因为她是没有政治主体资格的多方“不管”的自由港；其繁荣不靠内生，而由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特殊位置决定。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开放，世界格局大变。中国不一样了，香港的位置也必然不一样。香港的“非政治”，不仅在形式上不复存在，而且在实质上没有意义：冷战后的全球化世界，政治和经济互相深深嵌入，但是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政治上的死对头可能正是经济贸易上的好伙伴。在这个意义上，意欲用政治化手段来追求自主性，保持甚至恢复原来的特殊的经济地位，在逻辑上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中更不符合历史经验。

　　 香港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可能要考虑两点。

　　 第一，如何逐步克服其民主诉求的外向性。外向性最明显的“港独”思潮，其危险不在于它会导致分裂──这一可能性极小──而在于它可能扼杀香港运动中的积极因素，把社会中的积极能量导向所谓狭隘的“你我”划线问题。“港独”是直接针对大陆的，但是和这一思潮紧密相关的，是香港社会中排外和种族歧视的倾向──不仅针对大陆客，也针对各种外国人和外地人，甚至包括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长期的经济自由主义、高频度的跨文化交往，没有带来社会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其原因可能还在于其本土政治性格的缺乏。有效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通过持久的政治辩论、社会行动而达成。如何扎实地建设本地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防止排外的地方主义，像这样的事关社会内生的问题，是需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第二，香港的进一步民主化，必然是全中国政治文明演化的一部分。以自治求民主，以保持和中国其他部分的距离而发展民主，在长期是行不通的。连墙、门都不在了，怎么可能关起门来搞民主？这就意味着要认真考虑外部条件。如果香港和中国现行国家体制严重抵触，那么不管其模式如何理想，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

　　 如上所述，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的党--国家体制形成的历史没有直接关联。香港的民主派应该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的特殊历史轨迹，特别是它和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史上形成的关系。香港从19世纪晚期的发达来自于它的政治主体资格的缺乏，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政治性格的暧昧；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的“崛起”，则得益于其在长期革命和在冷战对美、苏孤立中而形成的鲜明政治性格，以及对于政治自主原则的坚持（如不轻易跟从西方的经济政策、习惯于用政治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充分关注彼此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只是抽象地给双方贴上“民主”或“专制”的标签，那将毫无助于沟通和建设。

　　 直面香港，将是中国政治格局创新的契机

　　 大陆也值得把香港的各种探索看作是中国政治创新的一个机会。在初始动机上，占领派的意见并非无合理性。如果把民主派的从政机会彻底堵死，那很可能适得其反，促进着他们激进化，甚至偏执化。他们只能从事抗议性政治、甚至是对抗性政治。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拉布”（ filibuster，即找茬不让政府的提议通过。但是在香港由于功能界别的存在，拉布基本不可能阻止提议的通过，只能拖延时间，打消耗战）、纠缠于无聊细琐的议题、只讲纷争不讲合作，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党很难提高境界，成熟发展。如果香港能够探索出新的政治民主协商的办法来，那将对整个国家具有极大的意义。

领导权的变化

　　 在对一国两制的诸多讨论中，大部分论者关注这个构想背后的考虑，比如当时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央对香港的“充分利用、长期打算”的一贯思想、港英政府在香港的客观影响等等。但一个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但是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时邓小平能够提出这样的构想？邓小平显然意识到一国两制可能会带来种种冲突，但他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麻烦，不应该阻碍方向性的战略判断。为什么三十年后，麻烦显得如此棘手？

　　 在论述一国两制的意义时，曾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工作三年的法学家强世功，不仅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台湾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将之和中国汉唐以来的帝国形态相联系；认为这种国家主权的多样的内在构成方式是中华民族存在的特别方式，具有“长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以世界之大、人类经验之丰富，统一主权下多样治权的形式是否是中国独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的实践确实不同于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本身是一个理想类型，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真正符合这一模式。在这里似乎不宜把具体实践和一般理论上的差异理解为类型的不同。与其把一国两制的构想看作是千年天朝的延续，不如首先把它理解为现实条件下的生动实践，从而考察它和历史上的主权构成的具体异同。

　　 从历史上看，一个统一的国家主权容纳多样次级政治主体，可能一般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它需要一个超越国家机器的主权象征，比如带有多样宗教身份的清朝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皇。现代国家的主权方式所以比较单一固化，因为现代国家没有超越国家本身的主权象征。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当代扮演了这个独特角色。这个角色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线索是其强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制度建设的结合与交叉。由于前者具有颠覆性，后者具有保守性，这样的结合是独特的。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推翻执权者为基本使命，但是她发展地方苏维埃、建立根据地、形成解放区，在这些地方推行土地改革，发展经济，颁布法律法规，试验民主治理，获得丰富的治国经验。“武装割据”的战略意义，正在于把局部建设和全国革命结合在一起。局部的建设使全国革命具有持续性。如果在1949年之前是以建设支持革命，在1949年之后，是以革命运动的方式推进建设。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是一个“执政的革命党”。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同时具有强大的群众动员和社会治理能力，既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也超越了作为官僚体系的国家。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邓小平可以举重若轻，提出一国两制。如果在一个多党民主体制下，既有的邦联或者联邦的体制会得到维持，但是很难进行从无到有的创新，引入新的国家构成的方案。典型的专制体制一般是脆弱的，往往依靠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右派势力，比在民主体制下更难做出这类的体制创新。

　　 第二，它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和高度的政治自信，比如殖民主义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明进化论，清帝国以儒学为核心的天朝思想，以及1980年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在当时都得到精英分子的真心认同，同时对大众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在解释为什么说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邓小平在1988年明确说：“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正是基于这一对未来“不需要变”的历史判断，才形成“不能变”的现实策略。也正是基于对“不需要变”的判断，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一国两制决不是“信口开河”。这是建立在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上的。

　　 高度受认可的权威和强大意识形态的结合，形成了“领导权”。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各种论说，特别是葛兰西、列宁、托洛茨基到毛泽东的关于革命运动的理论，我们可以初步认为，现代政治中的领导权应该包含三个因素。一是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展望，在宏大的历史脉络下说明政党的使命，从而使得政党摆脱一时一地的利益要求，也不被保守的政治要求（如捍卫传统信仰、捍卫民族利益）所挟持；二是要有严明的纪律、发达的组织，从而有能力发动广泛群众；三是有一个强大的干部队伍，即来自各界群众、信念坚定、以身作则的优秀分子。如毛泽东强调的，干部队伍是重中之重。领导权不仅是政治上要有正当性，理论上有说服力，而且还要有道德上的吸引力、情感上的亲密性。这是靠一个个的干部日复一日，以身作则“做”出来的。干部是党和群众的具体连接点。没有干部就没有一切；而有了干部就可以发展出政治理论和有效组织。干部的作用也把领导权和控制权区分开来。领导权总是要在创新探索中去争取，在面对不断的挑战中发展，而不是靠一套既定的体制机械地控制。领导权离不开群众路线。领导权是从实践着的“领导力”中浮现出来的权力，而控制权是要先对权力关系作界定，从固化的权力关系中得到对社会生活的主导能力。当政党对其领导权有高度自信，而机械性的控制力相对弱化的情况下，其政治想象力往往是最丰富的、创新能力最强。

　　 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自信，是1951年关于西藏的“十七条协议”，198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的“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即“叶九条”），和稍后对港“十二条”的提出的共同背景特征。不管是在建国初期还是“文革”后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自信是在领导一项必然得到人们支持的伟大事业。除了对香港、台湾，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权也是1950年代和1980年代少数民族政策创新的条件。

　　 1990年代以后，一国两制构想提出时的原初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1992年以来的经济市场化，似乎重新确立了社会共识、强化了执政党的权威，但是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主义”和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重要不同。1980年代的发展是硬道理多少是一种意识形态，其 “硬”是具有实质性、说服力的硬，有精神饱满的一面；而1992年以后的发展是硬道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失语的反应、是对社会矛盾“消化”的手段，其“硬”是手段的硬、强加的硬。“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希望调整她原来的领导权的基础，即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农代表的身份，转而在形式上追求成为全民党。其控制力的增强，行政权覆盖面的扩大，与其实质领导权的下降，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2003年中国共产党强调弱势群体利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树立亲民形象。但是由于没有正面触及各种深层问题，社会不平等在此间反而加剧，出现了中央政府的道德化（如“为民请命”），而地方政府行为功利化甚至愈来愈具有掠夺性的格局。 “维稳”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法宝。2008年以来又出现一个转折。国家财富的高速扩张（体现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少数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垄断式发展、地方政府对土地等稀有资源的投机式的运作），西方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带出的全世界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反思，强化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义理论。“中国模式”、“中华文明崛起”、“道路自信、体制自信”的论述是这一变化的反映。但是，这种威权自信和领导力是两回事。

　　 一国两制的“两制”，在官方语言仍然被定义为“大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和“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这样的定义显然和现实有所不符。对很多人来说，现实中两制间最明显、最直接的差别是一党和多党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能简单把一党等同于专制，多党等同于民主，从而断定前者必然被后者替代。如前所述，正是强大的一党执政的“党--国家”体制，才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成为可能。一党和多党的关系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党派之间对权力的争夺。问题主要不在党和党之间的关系，而是党和国家的关系。正是因为党在当时相对的超越性，她可以构想“一国”中容纳“两制”甚至多制。如果党和国家高度同构，党没有以超越于国的姿态领导国家，反而要依靠国家而存在，那么，这样条件下的党缺乏领导权，“国”缺乏弹性和包容力。

　　 香港的问题，之所以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中央分权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香港具有一般地方政府不具有的法律地位，而且也是因为大陆的地方--中央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党的行政化来协调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行政权力的博弈，归根到底是靠党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人事任命来决定。党和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党本身的行政化、党和政府的同构化而削弱。换句话说，党对国家机器的整合，取代了她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在香港，党既不能以行政化的上下级手段管治，也没有发挥其传统意识形态领导力、和地方社会发生有机的联系。而和港商形成默契、进行半公开的、以利益连带为基础的委托式管治，则正是目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所以用“分权”以及“主权--治权”关系的框架分析香港问题，只能揭示问题的一部分。

　　 而且，以多党间对立性竞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香港也不一定合适。但是香港的困局，确实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争取对国家的领导权的问题。在提出一国两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和其长期的武装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对“文革”的检讨分不开的。同时，香港在当时没有政党力量，不存在政治理念和话语的竞争。香港今天的运动揭示了新的挑战，政治诉求的多样化明显上升。这一历史挑战，在大陆同样存在。所以，香港的问题不是她和大陆太不一样，而是她以独特的方式指出了中国政治整体的深层矛盾。如果直面香港的这次运动，找到问题的症结及其可能的积极因素，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探索政治格局创新的重要契机。

　　 *.谭同学、卓嘉健、梁雅茜、刘抒曼、王芊霓、夏文彦、赵彦宁、黄舒楣等师友对本文的前一稿提出了大量重要的修改意见。我感谢余盛峰先生的鼓励和对该文的多方面的帮助。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反思香港：大众运动中的民主诉求与政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