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宪政思想



　　 2012年11月22日晚7点，法治政府论坛第65期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教学楼119教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担任主讲人，其带来了一场题为“何谓中国宪政思想”的学术盛宴。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王青斌副教授担任本次论坛主持人。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今天是法治政府论坛第65期的讲座，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的王人博教授担任主讲人，王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人气王，连续拿过几届“最受欢迎老师”称号。王老师在宪法方面非常有建树，同时他也在音乐、电影、网络等领域颇有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全能型人才。我的简单介绍就到这里，下面有请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

　　 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主讲】

　　 首先非常感谢王青斌教授对我的邀请，同时也感谢法治政府研究院给我提供这次讲座的机会。今年恰好是中国宪法颁布30周年，各个单位，特别是有法学的高校，都用各种形式的活动来纪念这30年。本来开始想讲宪法30年，但最近宪法30年这个主题讲得过多，而且即使学界对于宪法30周年讨论很多，民众却依然对我国宪法知之甚少。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更为专业性的主题作为今天的演讲，即“何谓中国宪政思想”。

　　 今天讨论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思想。在讨论“何谓中国宪政思想”时，首先需要明白中国宪政思想并不是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起源于西方。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找不到有关宪法与宪政的思考和观点。我们不应该从董仲舒开始去讨论中国的宪政思想，而是应该将西方的宪政思想和观念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中国的宪政思想。我们不应该先把中国的历史看做是一种宪政思想发源的轨迹，再同西方宪政相对接。中国的民权是解释性的，而非概念性的，而西方的宪政是概念性的。我们应该用西方概念性的宪政来解释我国的历史，这形成了一种新的解释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本来就是一种叙述结构。历史是由书写者书写出来的历史，是书写者建立的一种历史结构，不同的书写者记录的历史会存在差异。使用西方的宪法观念来重新叙述中国的历史，这也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关键在于你是否认同这一种叙述方式。所以历史本身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历史只是通过叙述，建立起了一套叙述结构而已。我们从朱熹、王阳明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与西方宪政思想相类似的地方，中国宪政思想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生发出来的，而是来源于西方的。

　　 然后我们要讨论当中国从西方学习了宪政思想后，该如何将西方宪政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如何通过西方的宪政思想来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从近代以来出现了一个现象，如果要对西方宪政思想进行讨论，则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因为中国的思想者发现，儒家思想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就是从西方的宪政思想移到中国来以后开始受到批判的，因为当西方宪政思想进入中国后，必须要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实际上已经对儒家思想提出了质疑，他是中国儒家思想最早的一个埋葬者。梁启超更是旗帜鲜明地对中国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严复是最激烈的儒家思想批判者，因为他一直研究西方文化，他用西方的文字与语言读懂了西方的文化，他发现西方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体系是格格不入的。要把西方文化体系拿入中国，必须考虑如何面对儒家思想。所以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开始进行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反思性的梳理，发现了儒家思想的弊端。我今天讲这个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弘扬儒家文化不要过头，在历史上已经证明过儒家思想的弊端，不要因为一些现实的考量就夸张儒家思想对我们社会的功能。我并不是反对弘扬儒家文化，而是主张在弘扬时要适度，需要分清儒家文化中对我们社会的不利之处，需要剔除这些不好的部分。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尤为激烈，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人就是青年人，其推动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所以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这虽然是一种激进主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些上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的一种路径。我认为这与西方宪政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关联。因为如果要将西方宪政思想拿入中国，必须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进行清理才能使其安顿下来。现在中国的问题无法靠儒家思想解决，因为现在中国的问题已经和世界潮流趋同，我们需要世界化和全球化，需要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宪政思想。中国的新儒家应该是建立在民主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先学习西方宪政思想，再弘扬儒家思想，但是不能将二者顺序颠倒，因为现在中国的宪政还没有完全起步，这时候过多地去弘扬传统儒家思想，会阻碍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现在世界距离拉得如此之近，我们可以从美国、欧洲去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而没有必要从三千年前去找寻。一是因为从空间距离上说现在西方国家由于交通的进步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二是他们的价值和思想离我们现代人更近。我们不应该过多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特别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明白向现代思想靠拢比向古代思想靠拢对问题的解决更加有利。我认为严复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思想进行否定性评价，因为儒家思想是官方教化民众的一种意识形态，本来和老百姓关系并不大。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敲成碎片，再从碎片中找寻儒家思想对我们现代社会哪些是有用的。我认为从思想体系来看，儒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更多地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碎片化，而不是将其系统化。

　　 上面我们提到要学习西方宪政思想，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要使西方宪政思想被接受，我们又离不开儒家。因为我们要把西方的宪政思想挪用到中国来，首先必须把其变成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就是中西的翻译问题，西方是本源语，中国是译体语。要使西方的思想被中国人读懂，就需要借助中国的概念、词汇和术语。而这些概念、词汇和术语很多是由儒家思想所提供。比如民主，这是儒家思想的关键词汇。因为中国传统没有完全相对应的术语，但若要使人理解其翻译的内容，则需要在翻译时找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相类似的术语。这也是像严复这种翻译家在翻译时遇到的很大问题。今天我们表达法学和政治的很多词汇都是儒家提供的。中国还创造不出一套远离儒家的现代性话语。总而言之，一方面必须批判儒家，另一方面又必须依靠儒家。

　　 下面我们讨论中国把西方宪政思想挪用过来的途径。首先我们不要使用移植这个概念，因为中国的宪政思想一开始就拒绝了西方宪政思想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移植代表整体性，但中国并不是移植，而是挪用。文化上的挪用是合法的。中国是如何挪用的呢？首先中国的思想者把西方的宪政思想敲碎，然后他们拿了认为对中国有用的碎片。所以西方宪政思想的核心并不必然成为中国宪政思想的核心，因为西方宪政者们面对的问题与中国宪政思想者们面对的问题不同、社会语境不同。近代中国宪政者们与西方宪政者们面对的最大不同的语境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是一个破碎的、失去尊严的国家。所以近代中国宪政者需要找寻医治这个国家的路径，希望找到使这个国家独立和恢复尊严的方法，相应地对个体关注较少。所以近代中国宪政者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其说中国宪政者们对西方宪政感兴趣，倒不如说中国宪政者们对西方宪政思想带来的结果更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宪政是因，西方的强大和繁荣是果。他们将宪政看做促使国家强大和繁荣的一种工具，而并非将西方宪政作为一种独立价值来看。

　　 中国宪政思想的核心与西方宪政思想的核心不一样，中国宪政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而非西方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宪政思想有些观念在西方和在中国是不一样的。西方宪政思想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分权制衡，没有分权制衡就没有宪政；二是司法独立，社会达成公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既是西方宪政主义者的逻辑判断，也是西方社会的经验。而近代以来中国宪政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将国家的权力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像样的国家，然后通过集中权力的国家将民众凝聚起来。因为当时中国地位已经衰退，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衰落，所以这时候中国不需要分权，而是需要国家完整，需要集权，需要凝聚民众。所以集权成为了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核心。近代中国宪政主义者很少关注司法独立，即使关注也只是从国家权力层面进行关注，比如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但并不是关注司法独立价值本身。中国宪政主义者们看重的是给西方宪政提供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具体的讲就是议会制度，所以从康、梁到后面的政治改革，都把开议院作为一个政治目标。为什么近代中国宪政者们重视议会制度呢？因为他们研究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政治共同体，而之所以有一个好的共同体是因为有好的人民，国民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素质，而议会制度可以训练国民的素质。所以中国需要议会制度，需要通过选举与被选举来历练中国的百姓，同时通过议会制度将中国百姓凝聚在一起。近代中国宪政者们对于竞争型的多党制一直没有很多好感。因为党争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面是非常负面的词汇，党派竞争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就是结党营私，为了私利而争夺，而中国人认为应该看重公共利益。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梁启超。他逃亡日本后，受到邀请去往美国，亲历了美国两党竞争制的选举，他通过观察后认为美国两党制的选举就是为了分赃，而且为了两个党争夺私利花去了纳税人大量的金钱。梁启超还发现通过两党竞争最后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大多数略显平庸，因为美国的精英厌恶政治，而他认为政治领导者应该由最精英的人来担任。所以梁启超对美国的两党竞争持的是一个负面评价。近代中国宪政者们并不关注分权制衡与司法独立，因为那时的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比关注十三亿人之中的个体更为重要，所以近代中国宪政者们关注国家与民族，这是合情合理的。其实西方国家的进程也是如此，比如美国也是先实现国家独立，再关注公民个体的民主与自由。中国的宪政思想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所以其成为中国思想一部分而非西方思想一部分。

在介绍中国宪政思想时，一定要提到两个人物——严复与梁启超，这是我认为中国宪政思想史上最有智慧和远见的两个人。下面我要简单介绍这两个人。严复是因翻译《天演论》而闻名，严复的贡献非常大，因为他奠定了中国近代的国家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他是把西方的进化主义应用于中国社会和国家的第一人。严复一生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并不感兴趣，他的眼界和其他人不一样，他认为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宪政并不是西方强大的原因，更不是结果。西方强大的原因是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要学习西方，必须学习西方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一生都翻译西方著作，他对制度层面的改革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需要按照西方思维方式来造就新的国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不高，但老百姓的素质对国家至关重要，所以首先要造就类似于西方社会那样的公民。他提出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完备的知性，圆满的灵魂，健康的体魄，公民应该有德性、知性和体力。而且严复认为进化是有进程的，需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时快时慢。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必须要先培养国民，他反对通过革命一蹴而就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他认为通过辛亥革命造就的中华民国违背了进化的进程，中国当时还没有达到进行革命的社会条件，新民还未造就出来，这时造就出民国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严复认为后来民国出现多种问题是必然的，因为它违背了进化论。梁启超与严复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也略有不同。对于民国，严复认为它是一个早产儿，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要让其长大；而梁启超虽然也认为民国是早产儿，但既然已经诞生，就应该想办法将其养大，正因为先天不足，所以更需倍加呵护。这种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二者命运不同的结局。严复在绝望当中死去，他死时民国官员连个花圈都未送，因为他反对民国。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宿命，他一生没有改变，他不能认同革命是加快社会进程的助推器，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国家先要改造国民。而梁启超的一生与严复不同，他像是高空飞行的机翼，可以根据风向的不同随时调整自己。他本来是支持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他也拥护共和。梁启超的思想是经过转变的，梁启超在逃亡日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要好，必须推进政治改革，这时他并未重视国民素质的培养。梁启超在二十几岁的年龄就领导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后来改革失败他逃亡日本，梁启超逃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他抱有很高的使命感，在使命未完成之前死是不值得的，他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将皇帝救出来。但是梁启超去到日本时发现同情康、梁的政府倒台了，清政府又向日本施加压力，所以日本政府将康有为进行了驱赶，但因为各种因素将梁启超留下来了。通过日本政府营救皇帝的路走不通了，所以后来康、梁希望通过自立军来营救皇帝，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康有为被日本驱赶之后，梁启超一个人在日本非常孤独。这时梁启超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使他走向了严复的道路。他也开始持有什么样的国民决定什么样的国家的观点。戊戌变法使他看清了中国官僚的嘴脸，他对自上而下的官僚改革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从培养严复提出的新民开始。梁启超在日本完成了他思想的转变，所以他在日本开始办报纸，一是《清议报》，二是《新民丛报》。他办《新民丛报》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新民说》论述了他对新中国构建的方案，提供如何培育合格的公民的方法。只有培育出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才能构建出西方类似的国家。只有培育出这种意义上的公民，才能推进国家的改革。反之没有新民的出现，则改革是没有用的。梁启超通过思想反思走向了严复的道路，但最后二人的观点都被中国的社会演进所打断，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国后面的结局。辛亥革命对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共产党本来是国民党的合作党，但后来国民党违背诺言，将共产党视之为其反对党。但中国的反对党与西方意义上的反对党不一样，中国的反对党没有合法地位。后来中国建立工农之国，实行工农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而现在历史又回到原点，重新启蒙，回到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开始重视知识，重视对国民的培养。现实都是从历史而来，同时又不时地返回历史的现场。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宪政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提问】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知道王老师有很多内容想跟同学们聊，所以今天并没有请评议人，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王老师。所以我们跳过评议环节，下面同学们可以开始提问。

　　 学生提问1：王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我们回到了原点，进行重新启蒙。那您认为重新启蒙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其推动的力量和具体路径是什么？

　　 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任何启蒙都是知识分子同行之间的事情，跟老百姓关系不大。法国的启蒙运动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如果你去调查法国的民众，你会发现当时的民众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卢梭和伏尔泰，民众并不关心这些。启蒙是同行之间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再将这种同行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普及到普通人的层面，这也并不是说要达到普通人的每一个人，而是指这个层面。梁启超当时写《新民说》就是在做启蒙，他启蒙的途径并不是说首先对中国普通百姓进行启蒙，因为当时清政府封锁他的报纸进入中国，使得他的报纸无法进入中国普通百姓，更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识字的人很少，很少有普通百姓能读懂他写的文章。所以梁启超将启蒙对象定位为青年知识分子，他富有感情的文字很能影响青年知识分子。他希望首先感染能够读懂他文字的青年知识分子，再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的各种渠道和方法将启蒙带到普通人阶层。而这里的普通人阶层也并不是指每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阶层中的商人是较易被启蒙的，因为商人是识字的，商人是天然的新民，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梁启超的逻辑就是先影响青年人，他本身也是一个青年人，但是青年之青年可以为青年之导师。按照我的经验，我在西南政法学院读了四年，当四年后毕业时，虽然都是同班同学，但是有些同学有了质的飞跃，可以当其他同学的老师。所以梁启超虽然也是一个青年，但这时他能够教导其他的青年人。梁启超希望通过他自身影响青年后，青年能够将这种启蒙带入普通人阶层，比如商人、手工业者，或者换句话说叫识字阶层。通过看梁启超的启蒙途径，我们可以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现在的启蒙先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今天我讲座的目的也是为了启蒙，你们是我启蒙的对象。我启蒙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年龄比我小，缺乏我身上的经验，缺乏我对人和事经验的看法。先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启蒙，然后通过知识分子带入普通人阶层，现在中国的普通人阶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为51%：49%，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市民。而民主和宪政主要是市民的事情。启蒙是伴随着社会的自然进程的，二者相辅相成。但同时我要告诉这位同学，我们在启蒙的同时，也要进行适当的改革。我认为国民的启蒙不能成为不改革的借口。现在中国的国民素质还不够，公民既需要理性，也需要德性。公民要克己、承担责任。我们中国人现在缺乏公民德性。我要特别指出我们需要把政府责任和国民责任区分开来，我不同意认为现在国民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在政府。并不是什么样的国家造就什么样的国民，这与梁启超、严复的观点是颠倒的，正确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国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

　　 学生提问2：在美国如比尔盖茨这种最精英的人更多地选择从商，而中国最精英的人更热衷于官场，所以才会出现百万大军考公务员的情况，请问王老师对于这种现象做如何评价？谢谢！

　　 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你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说的。这种情况的造成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构造。西方是一个商人社会，而中国并不是。商业精神讲求平等，而商人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没有地位。山东属于对传统文化继承得比较好的地方，山东很多人都对从政感兴趣，而对于经商的兴趣不太浓厚。所以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构造的不同，对于商人阶层看待的不同，要想改变比较困难。这里我想提出一点，不要把民主拜物教，民主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无法解决一切问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从官场到江湖都重视人际关系。其中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都至关重要，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老上下级关系、同乡关系也很重要。而国外与我国有很大不同，这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民主解决不了人际关系的问题。虽然现在有些职位已经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并不是一切职位都是如此，这些非民选的职位在决定人选时很多时候会考虑到人际关系的因素。西方虽然也有人际关系的因素，但不像中国这么浓重。中西方社会构造不一样，社会交往不一样。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构造的国家里面，不要寄希望于民主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时间过得非常快，气氛也非常热烈。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场精彩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