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至大至刚的儒家，没能开出“民主与科学”呢

　　近年来搞“儒家宪政”的诸君，在网络和纸媒可谓风生水起，“儒宪”派在未来究竟有多大作为，当然还是要视乎之后中国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当代儒者，总也脱离不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经世思想。儒家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不但没有让儒家绝灭，反而促其欣欣向荣。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词汇用来贬低儒家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说“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啦，“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啦，仿佛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就是负责扮演被婆婆迫害的小媳妇一般。事实肯定不是这么绝对，但也八九不离十，孔老夫子“厄于陈蔡”，后世儒生则叹“何德之衰”，千百年来的儒家，总是扮演着这种尴尬的角色，期待被体制招安而不可得。

　　楚狂接舆和老丈人的嘲讽，一直环绕在儒生的耳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他们的本色，倒不值得上纲上线。可叹儒家至大至刚的一面，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渐渐被缩水为求官求财的厚黑学问，与原始儒学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不是替儒家辩护，只是要说一点，儒门也是一个江湖，有正大光明的，也有龌蹉猥亵的，有“浩然之气”和“孔颜乐处”，也有孙叔通钱谦益之流的三姓家奴。我一直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应为儒家儒教儒学所独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也不应都推卸给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孔子究竟是不是“丧家之犬”，李零的解读未必正确，在那个人尽为犬类的乱世，又有谁能例外呢？其实儒法墨道名纵横，都有不少人求官，不过是儒家的人姿态更主动了一些，所以常被人批评。我“笑”儒不是因为他们迂腐陈旧不谙世事不识糠栗，而是“笑”他们自以为义好为人师的勇气和胆量。

　　既成事实的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如果要写清末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其实就是写自先秦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沦亡史。周非就写了这么一本正史之外的历史，讲述了这帮人“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今天的“儒宪”派真的应该人手一本，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嘛。当我们狠狠剥开那蒙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身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会发现历史的暗角深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不独周非，几乎现在研究国史的人，都将先秦目为中国知识诞生的一个坐标点，问题在于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超乎了先儒的想象。策士、谋士、进士和名士，哪一个不是儒家范畴内的“士”呢？功名还是自由，怎会竟成为他们的大难题？中国古人在独尊儒术之后，似乎没有了太多可选择的项目，总是从一端到另一端，要么庙堂之高，要么江湖之远；独立精神逐渐萎缩，上升的管道也剩下一脉了。像周非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儒家的批判肯定比我悲观。但是当我们试着去理解他们心中的“孤愤”，又怎会得不出和韩非一样的牢骚呢？周非说：“李贽形成不了新思想体系”；“黄宗羲无法设计出新的制度”；“方以智不能创建新的知识体系”；最后，他说“新文化运动只是复制不是复兴”。这些我基本同意。回首2000年来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变迁，我们会不得不悲哀的承认：没有进步，连一点都没有~~~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至大至刚的儒家，没能开出“民主与科学”呢？为什么看起来“愚拙”的基督教，却引领了西方强悍的精神和肉体呢？陈泰和在《当孔子遇到上帝》中说，如果耶稣来到中国，肯定会被孔儒视为不仁不义不德不孝的杨朱墨翟之徒；如果孔子去到犹太，则会被基督徒视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可以想象，如果东西二圣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相触，那么这之间的论战可直比火星撞地球，关公战秦琼了。好在历史没有“可能”，东西二圣虽然“心理相同”，但都各自引领着各自的思想王国往现代化奔进。诚如前文所言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儒家真的成为了那“前而后”者了。

　　“儒耶对话”在这个时代，还能对话出什么呢？就好比我常常在文章中提到的，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农村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信徒和学院里的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能够对话的呢？而在“儒家”与“儒教”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层次和对话受众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攻乎异端”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谁会再要把宗教裁判所或者十字军像“诈尸”一样搬回来。同样的，孔子未经法律程序而诛杀少正卵，与孟子大失风度地咒骂杨朱墨翟为“禽兽“，也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再发生了。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往前的，文明是“共在”的，那么一定能够琢磨出来融贯自由主义、儒家思想、基督教的“融贯”的中华哲学或者中华国学或者中华基督教神学。若果真“儒宪”派能有这样的风范，那我将指着自己的头起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笑儒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