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但可惜徒劳。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我一向认为，学术论争，求同比存异更重要，也更难。因为“各自表述”的前提，总得是“某种共识”，否则便是“鸡同鸭讲”。幸运的是，我在秋风先生《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那里，找到了讨论的基础，并愿意就此展开。

　　首先，我同意“儒家反对绝对权力”。因为一旦“绝对”，便不“中庸”，故此说应可成立。但要补充两点。一、儒家并不限制权力，只限制“绝对权力”。二、就连这，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得不偿失、南辕北辙。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是皇权的不断加强。最后，终于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且看史实。西汉初年，倒不专制。中央既未过度集权，皇帝亦难乾纲独断。军国大事，例由三公会议，皇帝批准。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实际上的执政者，皇帝不过“橡皮图章”。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很快被武帝破坏(详后)。此后，历朝历代之所谓“有为之君”，都继承汉武，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而且愈演愈烈。

　　就说皇权与相权。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就改成了“委员制”(钱穆先生语)。中央政府只有“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但唐代“国务会议”(政事堂)的决议，却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而且，皇帝同意的事情，宰相也可以驳回，叫“涂归”。也就是说，唐代的宰相，虽然地位低于汉代，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君臣共治”的意思。但是到宋代，决策权和否决权，就都归皇帝了。宰相上朝，也只能站着，不再能“坐而论道”。到明清两代，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皇帝一人，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六部)。被俗称为“宰相”的“内阁学士”(明代)和“军机大臣”(清代)，其实不过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应运而生的，则是明代的“特务组织”(厂卫)，清代的“暗箱操作”(密折)。前者的黑暗，后者的专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至此，帝国的统治，已是不折不扣的“一人政治”和“专制独裁”。所谓“君臣共治”，恐怕早就化为梦呓。毫无疑问，确如秋风先生所言，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不是所有儒生)，未尝不曾“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也未尝不曾与之“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然而结果如何呢?事与愿违，徒唤奈何!

　　这是儒家的惆怅，也是我们的惆怅。

　　2. 莫把狸猫当太子

　　作为“皇权主义者”，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宪政革命”。所谓“共治”，其实无非“参股”，而且儒家的“股权”也没有保障。

　　问题是何以如此。

　　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恰恰是个“强权主义者”，也是“皇权主义者”。正是他，破坏制度，在宫廷之内另 设政府，由大司马主持工作(西汉称“领尚书事”，东汉称“录尚书事”)，叫“内朝”，也叫“中朝”。宰相(三公)主持的政府(公府)，则叫“外朝”。这就 等于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岂非胡闹?更重要的是，内朝权倾中外，外朝形同虚设，实际上是汉武帝的“小朝廷”，取代了国家的“大朝廷”。目的，则是要 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以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后世之“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即从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喜欢“宪政”?

　　汉武帝不是“宪政主义者”，董仲舒也不是。就连他的“儒家身份”，我看也可疑。比方说，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而且，按照 秋风先生对“攻乎异端”的解释，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董仲舒，却明确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主张将所谓“邪 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汉书·董仲舒传》)。请问，这跟法家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有什 么两样?董仲舒这样说，他还是儒家吗?如果是，则儒家霸道;如果不是，则董某非儒。

　　其实，董仲舒跟法家一样，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而且在他看来，天下既然一统，则舆论也该一律。统一的帝国，必须有统一的思想。只不过，得是儒家思想才行。 这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才有后来的“文字狱”。请问，这是宪政，还是专政?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再好的思想， 也不能独尊啊!

　　显然，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宪政主义革命”，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为帝国元首的至 尊地位背书;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一个得以独尊，一个得以至尊;一个可以垄断学术，一个可以把玩天下，自然不难成交。

　　是的，董仲舒做交易时，也夹带了“私货”，这就是“为帝王师”。为此，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天子”，必须服从“天意”，然后把“天意”的解释权捏在自己 手里，捏在儒家手里。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比方说，后世那些“真儒”，可以借此机会推行“仁民爱物”的主张。某些开明的君主，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或 放宽政策，或减缓聚敛。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仁政”，却好歹要比“苛政”或“暴政”好。

　　但必须指出，这不能叫“革命”，更谈不上“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因为经济基础没变，上层建筑也没变，只变了意识形态。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革 命。只不过，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党”，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你现在又换成儒家，这是革谁的命?秦始皇的，还是汉高祖、 窦太后的?

　　也只能叫“参股”了。参股也不错。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肯定利大于弊。可惜，儒家的“股权”却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外戚、宦官、亲贵的势力，就往往不比 士人小。话语权也一样。皇帝愿意听你的，你就是“代天立言”;不想听，你就是“妖言惑众”。如果碰上某个“真龙天子”，著有《圣祖圣谕》之类的教材，则他 自己就是臣民的“伟大导师”，儒生也就只有“恭聆圣训”的份。这个时候，你还想解释天意，那是要小心脑袋的。

　　何况儒家要“参股”，先得交“投名状”，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并不断灌输“君贵臣贱，君为臣纲”的观念。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他们的主张，是“屈 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可见，屈民，是“屈君”的前提。但，“屈民”易，“屈君”难。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再想来“屈君”，只 怕就没有那么便当。要知道，儒生也是“民”。他们在君主面前，难道不也该“屈”?

　　至于“伸天”云云，那就真是只有“天知道”，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再说了，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能叫“宪政”吗?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

　　3.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儒家哪来的“宪政主义”?

　　董仲舒未必限政，孔夫子同样也不。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或主张专制，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孔子之前，是既没有政府，也没有社会的。政府都没有，你限的哪家子政?这两种说法，不自相矛盾吗?

　　我当然不同意“孔子之前无政府”，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秦汉以后郡县。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封建是分权制，郡县是集权制。封建时代，天子分权予诸侯，诸侯分权予大夫。郡县时代，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集权，才可能有绝对权力。分权，则不可能“绝对”。权力既不绝对，又何须限制?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和宪政”的。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既然如此，孔子怎么可能会去“抗衡”，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难道孔子掐指一算，算出后来会

　　有秦皇汉武?未卜先知啊?

　　没错，诚如秋风先生所言，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问题是，这关系怎么变的，又变成啥样了?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是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专了鲁国国君的政，他们的家臣(比如阳货)则专了他们的政。这也叫“君主专制”?对不起，这叫“犯上作乱”，叫“礼坏乐崩”。

　　正因为礼坏乐崩，才要恢复“君臣父子”的封建秩序。当然，孔子并不主张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相反，在孔子看来，君对臣要有礼，父对子要有爱。但，君仁父慈，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可以“僭越”。如果像春秋那样，八佾舞于庭，周鼎问于楚，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孔子要高举“克己复礼”的旗帜，把“正名”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坚决反对“陪臣执国命”，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些话，哪有“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的意思?孔子更担忧的，怕不是“君的霸道”，而是“臣的跋扈”吧!

　　那么，秦汉以前，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有，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地点，在秦公国;时间，在秦孝公;始作俑者，即为商鞅。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国君。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霸业”，秦始皇的“帝业”，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则做不到。为什么?分权制大势已去，集权制方兴未艾。西汉初年，迫于形势，刘邦不得不折中调和，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麻烦不小，动乱不断。这才有高祖的“白马之盟”，晁错的“削藩之策”。而且，直到武帝采取“推恩之法”(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才算搞掂。

　　显然，中央集权这事，汉初统治者“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政治遗嘱”，也是他要实现的“宏图大业”。在此形势之下，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谈什么“君臣共治”，不是找不自在吗?就算董仲舒敢讲，汉武帝也听不进去。哈哈，你说朕不是天，是“天之子”?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政权合法，与“限政”何干?限政?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夺权”呢!

　　众所周知，宪政并不简单地就等于限政。但没有限政，则肯定谈不上宪政。既然限政这事，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又哪来的“宪政主义”?

　　呵呵，所谓伊人，恐怕“在水一方”啊!

　　4. 帝国没有董事会

　　过去没必要，现在不允许，再加上“雇佣”逐渐变“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实际上，秦汉以后，不要说“宪政革命”，就连“君臣共治”，也是一厢情愿。因为秦汉以后的官员，已大不同于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帮忙的”，秦汉以后则是 “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则上世袭。他们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孙”。他们的齐家(打理采邑)、治国(治理封国)、平天下 (辅佐王室)，是“尽义务”，不是“挣薪水”。虽然也有“非世袭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请来帮忙的(当然有酬劳)，故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双 方，也客客气气，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礼，这才被秋风先生误认为是“契约关系”。其实，是“亲友关系”。

　　春秋的大夫“非亲即友”，秦汉以后的官员则“非奴即仆”。当然，有过程。前期，或许尚有周代遗风，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时还能保持一定尊严。然而越到后来，就越是斯文扫地。明代，官员们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扒了裤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却规定见了皇帝，汉族官员只能称“臣”。满族亲贵和侍从，才能称“奴才”(太监不论满汉均称“奴婢”)。这表面上看是“礼遇”，骨子里却是“歧视”。意思也很清楚：你们汉人也想当“奴才”?你还不配!

　　当“奴才”成为资格和待遇，则君臣之间，便已是“主仆关系”。其原由，则在于从春秋到秦汉，过去的“亲友关系”，已逐渐地转变为“雇佣关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按照这种体制，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治权。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场面上的说法，叫“给皇上当差”)。正因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袭，只能任命。这就是“官员代理制”或“皇权代理制”。

　　这些被任命的“高级打工仔”，就是各级官员。他们或供职于朝廷，或牧民于地方，但无一例外，都是“职业经理人”或“皇权代理人”。秦汉到魏晋，主要是“皇权代理人”。其中，还不乏皇帝的铁哥们或小舅子，即“勋 贵”和“外戚”。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就主要是“职业经理人”了。对于他们来说，当官，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一个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径。因此，即便在初入仕途之时，尚有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会在官场的扑腾中，逐渐让位于现实的考虑。指望他们来抗衡皇权，可能吗?

　　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制度不允许。依照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皇帝好比牧场主，官员好比牧羊人，老百姓则是羊。牧场主开明，管得宽松一点，是可能的，这就是 “仁政”。牧羊人自律，不拼命薅羊毛，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廉政”。但要说牧羊人也参加“董事会”，限制董事长的权力(限政)，就不可能。羊儿们召开“股 东大会”，制定“游戏规则”，不许董事长、总经理为所欲为，还要公开账目(宪政)，就更不可能。哈，帝国可没有什么“董事会”，只有“办公厅”和“办事处”，它们分别叫“朝廷”和“衙门”。朝廷和衙门里，可是没有“民意代表”的。民意代表都没有的政治，也能叫“宪政”?

　　春秋的制度没这需要，秦汉的制度又不允许，再加上君臣关系逐渐由“雇佣”变成“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问题是，就算当时的制度，是“皇帝授权，官员代理”，则君臣之间，也顶多不过“雇佣”，反倒有可能变成秋风先生情之所钟的“契约关系”。法家就这样主张。 在他们看来，所谓“君臣”，无非“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只要“公买公卖”，也就“礼尚往来”，臣下何至于“为奴为仆”呢?

　　抱歉，这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儒家自己了。

　　5. 系铃偏是解铃人

　　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这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抗衡皇权的可能。

　　把君臣从雇佣变成主仆的，是儒家吗?是。谁干的?董仲舒。董仲舒干了什么?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纲五常”。只不过在他那里，是三纲和五常分说。到宋代朱熹，则开始联用。此后直到清末，都被儒家奉为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准则。因此，如果说董仲舒在历史上有什么“创造”和“奉献”，当“唯此为大”。

　　这玩意一提出来，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因为三纲之首，即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帝国好比渔网，君是总绳(纲)，臣是网眼(目)。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总绳的?也只能总绳让你张你就张，让你闭你就闭吧?

　　当然，也有别出心裁，另做解释的。比如韩国学者赵骏河，便认为“纲”是“模范”的意思。君为臣纲，即君为臣之模范;父为子纲，即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纲，即夫为妻之榜样(赵骏河《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呵呵，就算是吧，却不知如何运用于限政。比方说，汉武帝要穷兵黩武、扩军备战，要从宰相那里夺权，你咋办?顺着来?那就限不了政。拧着?又没拿皇上当榜样。

　　其实“三纲”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要服从，至少也得顺从。孝顺，孝顺，不顺，则不孝。同样，不顺，则不忠。所以，就算有个别官员要限政，要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那也得先顺着，再慢慢想办法。但顺着顺着，没准就把自己给顺进去了。这也正是历史上虽有士大夫“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却只能一退再退，最终集体沦为奴仆的原因。君为臣纲，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这就是董仲舒的“功德”!汉武帝还只是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董仲舒却摧残了读书人的灵魂。而且，三纲五常的观念越是被强化，士大夫和知识界在精神上就越是阳痿。难怪“马仔”会变成“奴才”了。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嘛!

　　能够成为心理支持的，只剩下气节。这倒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你有气节，我有屠刀;你的头多，我的刀快。谁硬得过谁?不要说什么“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明成祖，不是“株十族”么?哪里只杀你一人!

　　所以，气节也不总能靠得住。更何况，即便是“武死战，文死谏”，也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针对制度的改革，很少。能想到建立限制绝对权力的制度，就更少。因为在这里，同样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那就是皇权要不要维护?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皇权是皮，他们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又没有别的“皮”!

　　这就无可奈何了。尤其是，当这些“皇权代理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就更会把皇权当命根子。想想看吧，没有了皇权，钱怎么捞，租怎么寻?因此，维护皇权，是“朝廷命官”们的第一要务。至于在野的儒生，是限不了政的。他们又不是议员，谁听他的?

　　既然“限政”(限制皇权)只能以“维权”(维护皇权)为前提，则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所能做的，也顶多只是给日益加速的专制倾向，制造一点摩擦力。但这也多半是出于“仁政理想”加“中庸之道”，比如不要“聚敛过度”，不要“与民争利”，多少也算维护了一点民权。但离“宪政主义”，则只怕还有十万八千里。

　　何况皇权的日益膨胀，儒家原本就“与有力焉”。想当年，刘邦初登大位，尚不知如何君临天下。是叔孙通制定礼仪，让他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也让群臣“莫不振恐肃静”。此后，尊王攘夷，就一直是儒家高举的旗帜。君尊臣卑，也一直是儒家坚持的理念。好嘛，你让他黄袍加身，冠冕堂皇，又要他再脱下来，岂非“与虎谋皮”?你自己三跪九叩，匍匐在地，却要跟他讨价还价，岂非“痴人说梦”?

　　6. 风物长宜放眼量

　　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我们犯不着在一棵树前“守株待兔”。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限制绝对权力这事，指望皇帝自觉，是一厢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辕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的气焰。结果是什么呢?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如果他们真有那想法的话。

　　这当然难免让人沮丧、郁闷、苦恼、纠结，甚至愤怒。秋风先生说──

　　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这个反问有道理，我完全赞成，而且也不难回答。

　　第一，中国并非“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皆行专制”。战国之前就不是，或基本不是。秦汉以后，也不都是，只不过总体倾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但 即便专制独裁如明清，也不是天天专制，事事独裁。松动之处有，开明之时有，可圈可点之事，也有。这里面的情况一言难尽，原因也错综复杂，很需要慢慢梳理。 不过可以肯定，对于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倾向，儒家是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何况儒家也有先后，有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岂 能一概而论?

　　第二，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或不曾有过“尊严和自由的意向”。这种意向，我们从来就有。儒家有，诸家也有;孔子有，孟子更有。而且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还更 强烈。比如自由，是儒家讲得多，还是道家讲得多?比如平等，是儒家讲得多，还是墨家讲得多?再比如尊严，是孔子讲得透彻，还是孟子讲得到位?只要不带偏见，就能得出客观的结论。甚至就连秋风先生不喜欢的法家，只怕也非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啊!

　　因此我的主张，是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发掘中国历史中“向上的传统”，无疑是对的。但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 兔”。我们应该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尤其要注意发掘那些“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非儒家传统”。那可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至于有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倒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难题。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没有”，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族群，只配过“被 人管制、奴役的生活”;或者虽有“尊严和自由的意向”，却其实不能实现，甚至也从未实现。这当然不是事实，也逻辑不通。一个“只配被人管制、奴役的”民 族，是创造不出伟大文明的。同样，如果说这套技艺，我们不但拥有，而且完美，那么，为什么越到后来，就越是专制，越是独裁?这又讲不通。再说了，如果当真 先前什么都好，那么，回到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即可，搞什么变革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岂非多余，而且有害?

　　对此，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创造自由生活”和“构建良好制度”的技艺，我们从来就有，而且很早就有，甚至堪称“身怀绝技”。但也正因为如此，就难免有 缺陷，难免出问题，也难免在遭遇西方文明，建设现代文明之时，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此，很需要理性对待，科学分析，需要客观公正地是其是，非其非。在此 前提下，我同意秋风先生“新生转进”的说法，并认为果能如此，我们民族将对人类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贡献。

　　不过这事说来话长，还是从长计议，且听下回分解吧!